世界第三极4
政教合一
西藏是个“佛国”。可是按照汉传佛教、南传佛教的标准，它却是个假佛国。佛教讲众生平等，西藏却等级森严；佛教不搞神、人崇拜，藏人却崇拜活佛、上师；佛教慈悲为怀，西藏刑法却极其严酷，藏地佛像也一个个凶神恶煞、狰狞恐怖；佛律出家人戒酒戒肉戒女色，藏僧却可以吃肉喝酒，有的，更可行男女双修。这形形色色揉在一起，才是藏传佛教的全貌。这样的藏传佛教，居然又合进去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等诸多社会要素。这使得西藏社会在现代人眼里，似乎是呈现出一种全方位的，非驴非马、莫名其妙的状态。
佛国的治理，僧侣用教法，世俗用王法。教主有两个——达赖和班禅。教权平等的两个教主，通过数百个大大小小的活佛，数千个寺庙，管理宗教事务，管理出家僧侣。政府首脑是达赖，达赖的政府叫噶厦政府。噶厦政府在达赖之下，设一僧一俗两个司伦，一僧三俗四个噶伦。办事机构有“译仓”（办公厅），“仔康”（财政、组织、政务部门），还有藏军总部、粮食局、农业局、医药历算局、高等法院等部门。地方政府有地区（基恰）、县（宗）、特区（溪卡——寺庙庄园区）。
达赖在西藏至高无上。但这至高无上的权力，既非来自民选，也不是因为“奉天承运”，那是内地的皇上给的。内地的“君权神授”，在西藏变成了“神
噶厦政府说是政府，却并不管理吃喝拉撒等人间俗事。政府工作最主要的，是纳税。藏地很少货币流通，纳税多收实物，实物也有限，那就只好派劳役。数千种类的乌拉差役，人们记不住，只好把它们分成两大类——“手送的差”（钱物）和“脚走的差”（苦力）。这样敛来的财，92%用于寺庙，其余用作政府机器运转所需。西藏的灾害多而频繁，像地震、暴风、大雪、水涝、干旱等。其中那毁灭性的雪灾最为可怕，很多雪灾中，牛羊绝迹。噶厦政府也组织救灾，但那救灾物，往往来自中央政府。
噶厦政府的“法典”。是旧时西藏社会的一个缩影。它由吐蕃时期部落间的盟誓演变而成。明确地把藏人分成了三等九级。一等一级人的命价，身体与黄金等重；下等下级人的命价，仅为一根草绳。僧侣、贵族、官僚都是上等人，最下等的叫“朗生”。朗声没有财产也没有人生的许多基本权利。刑法极其野蛮残酷，包括挖眼、割鼻、割舌、割耳、截手、剁脚、下油锅、剥皮、抽筋、投河、戴石帽等数十种。
军事方面，司令部以下设团、营、连、排。司令官称“马吉”，以下分别称“代本”、“如本”、“甲本”、“定本”。军旗为“雪山狮子旗”。五九年，军队曾达两万多人，共十六个团。但佛国似乎并不尚武，对军队的限制很多很严格。藏军又是终身制，平时还可以是寺庙的差役。一位美国人说：“西藏政府故意不让藏军代本们接受专门的军事训练。只要需要，任何一位政府官员，都可以充任藏军代本。”十八军进藏时，三万主力直逼昌都。军事素质、装备极差的七千藏军居然敢于散布于昌都、金沙江一线，与装备精良、经验丰富的十八军正面决战。结果，这一支占全部军事力量三分之二的藏军，被十八军猫戏老鼠似的，虚虚实实、迂回包抄，切断退路之后，一口吃掉了。一举便奠定了进藏大局。
十八军李觉将军说：“他们不懂军事。它那些没有经过训练，没有作战经验，没有正规编制，没有精良装备，没有后勤保障的老弱残兵，不应该与经验丰富、兵强马壮的军队搞阵地战。他们如果放弃金沙江防线，把我军放进去。集中优势兵力打后勤，阻我后撤，让天然的地理、气候条件发挥作用，何愁西藏守不住？”李觉将军对高原的天险，认识很到位。内地大部队的挺进、运输、给养、适应高原反应等问题，高原的天险对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制约，都是致命的。高原天险是藏军的朋友，却是十八军的死敌。但是藏军不知道“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疲我扰、敌退我追”。
西藏的政治不像政治，军事不像军事。而藏传佛教，更是极大地有别于汉传佛教。这区别最大的，是藏传佛教里的密教特点。密宗出现在印度佛教的衰微时期，是印度佛教和印度教的混合物。本来，佛教和印度教差异很大。佛教讲缘起，否认有作为主宰的神；印度教则信奉万能的梵神。佛教讲“中道”讲“圆融”；印度教则很极端，要么自虐，要么纵情声色。佛教讲众生平等，印度教等级森严，比如种姓制度。七世纪以后，印度本土佛教衰微，印度教繁盛。佛教“中道、圆融”地吸纳了不少印度教的思想、仪轨，衍出了佛教密宗一派并由莲花生大师传入西藏。密宗供奉的佛像、护法神，有许多凶神恶煞、狰狞恐怖，正是源于印度教护法神们的形象。
其次，西藏自然环境极端凶险，气候条件变幻莫测，再加上地极广而人太稀，甚至可以稀到孤独、稀到寂寞。在这样的背景下，在险恶的环境里，那许多似乎是无可抗拒的厄运，也许真让人们感到了，大自然那仿佛不可战胜的威力和不可冒犯的威严，感到了，自身的渺小、卑微和无助。这种感觉蔓延开来，也许在心理上，始于祈求保护，继而生发出一种对于保护者的，强权、霸权崇拜甚至是残暴崇拜。这样的民族心理，也许正是西藏传统苯波教生长的土壤，也是后来密宗扎根西藏的重要条件。
苯波教是一种自然神崇拜的宗教，它信奉万物都有神灵。而人对于神灵，只能遵奉、虔敬而不可忤逆。但是神、人之间，毕竟有着一道神秘的鸿沟，这道鸿沟使人们对神灵的祭祀、供奉等种种至诚的表达，只凭自身是不能完成的。那还需要一个中介，一座桥梁。这座桥梁，就是笨波（巫师）。那时候，笨波的作用、社会地位和崇高威望，都与后来藏传佛教里的活佛、上师非常相似。不用说，藏传佛教也吸纳了许多苯波教的思想和仪轨。
因此，在缘起、四圣谛、三法印等思想旗帜方面，藏传佛教和汉传、南传佛教并无不同；佛教思想的理性求索方面也各有千秋；在佛教理论、文化知识的系统学习，修持次第的循序渐进及仪轨规范等方面，更有许多殊胜。但也在许多方面，藏传佛教和汉传、南传佛教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差甚至是根本性的矛盾。
咱们世俗凡人，不妨在佛教的圈子外面，用人性、人道的眼光，看看几个例子。
藏密法门仪轨，常需要宰杀牲畜有时甚至需要人头、人内脏、人皮、人血以为牺牲。旧西藏的历史档案里，有这样的资料：“为达赖喇嘛念经祝寿，下密院全体人员需念忿怒十五施食回遮法。急需湿肠一副、头颅两个、各种血、人皮一整张，望即送来”。“天女敬食佛事，需头颅四具、肠子十副、净血、污血、废墟土、寡妇经血、麻风病人血……务于二十日送往次曲康”。
这在汉传佛教，是不可思议的。
用人性、人道的眼光看，那是惨无人道，灭绝人性。但也许必须注意到，对于藏密，对于它的信仰、追求来说，这也许意味着悲壮、崇高和伟大。像咱们世俗凡人的所谓正义战争里，那悲壮、崇高、伟大的“牺牲”，又何止千千万万呢？毛泽东也强调过这样的意思：“为有牺牲多壮志”、“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人类的价值观念，似乎可以改变事物的性质。
更典型的像藏密的男女双修。密教吸纳了印度教的性崇拜，以缘起思想解释性和宇宙万物的关系。认为性具有极大的创造力，而性交则可以激发灵魂、肉体的创造性。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在一种奇妙的，不可言说的精神状态里得以解脱，渡往彼岸世界。
不过藏密的男女双修，已经有了严格的限制。藏密的男女双修是一种特殊修持次第的特殊仪轨，把握很严。证悟、圆满了的高僧，方可修此法门。而对一般人，哪怕是稍稍泄漏，也是很大的恶业。藏密的欢喜佛供奉，则是藏密一般修持的“调心工具”。意在培植佛性“机缘”。日常“观形鉴视”男女双运双修的欢喜佛，慢慢习以为常，多见而至少怪，欲念之心自然消除，是以毒攻毒的意思。
但在汉传佛教，出家人是戒除淫欲的。要说这戒律反人性，那会一点问题也没有。汉传佛教的这条戒律，看得见的理由是出家人需要清静修持；看不见的理由，则应该是需要适应汉地的孔孟礼教。悉达多王子，自己就有两个美貌绝伦的妃子，成佛以后，不要说戒除淫欲，就是出家修行，他也没有倡导过。佛教在汉地，是异域文化。在孔孟之道一统天下和汉人唯我独尊的心态下，佛教不仅经历过“三武一宗”四次灭佛浩劫，更从来都处于被汉文化任意轻慢、打压的境地。汉地历史上也曾有过密宗，那时叫唐密，后来被汉文化打掉了。佛教鼎盛的唐代，高僧大德灿若群星，名满四海内外，其学术思想使汉地大儒们高山仰止，自叹弗如。即便这样，那“自叹”也只是在心里、在私下；台面上，依然还是那一统天下、唯我独尊。明代的“阳明心学”，其实也就一点佛教零碎，是那点佛教零碎的世俗版。但这却并不影响
西藏没有孔孟礼教。藏密的男女双修，活佛上师的收取供奉，千百年来，就那么合情合理合法地发生着。可是近年来，西藏的活佛上师们才一走出西藏，在内地、在台湾、在欧美，就普遍地发生了法律、道德等多方面的问题。活佛上师们在西藏都是一些德高望重的至尊，走出西藏，却就变成了骗钱骗色的卑鄙小人，变成了不法之徒。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居然真的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事物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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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可好.
不过，说到西藏是假佛国，此言容易引起误会。毕竟都是从印度传入，经历了种种人为的改造，连汉传佛教也不能认为就是正宗。而且从你的角度，也说明了宗教是受地域政治文化影响很大的。
素泊
“知道它、了解它、认识它，从而更合理、更和谐地让它存在于西藏高原，也许才是有志于西藏问题的人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我赞成。
所谓不是很有意义，我却不敢苟同。毕竟，认识这样一个历经千年的宗教文化事物，尽量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才能更真实的理解其本质。
希望我们对西藏和藏传佛教的认识，不要像西方人看待东方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