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乡村的路上》
·走在乡村的路上
·走在尘土飞扬的路上
有那么几年，我来回奔走在乡村的路上。当我奔走在乡村路上的时候，我是去收税、收公购粮、征订党报党刊、搞计划生育、去送一个并不怎么重要的会议通知……
在一些人那里，我的这些事情被片面地表述为“催粮要款，刮宫引产。”但我并没有因为别人的轻视而放弃努力。我总是想方设法把事情做的更快捷，更巧妙，更便于别人接受和认同。在我的记忆里，我似乎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这种奔走上。我害怕别人说我不务正业，责任心不强。
从日出到日落，从年初到年末，我一趟又一趟地奔走在乡村的路上。我的起点是乡镇政府，终点是一个又一个的村庄。一段又一段的泥土路和巷道连着过去与未来，把我的命运局限和界定在一个尘土飞扬的区间里。所有的日子都是灰色的，我看不到希望，只有麻木机械地奔走着，从东家到西家，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
常常，我为了一句话，为了一点可怜的补助和奖金，为了一个小小的目标，半夜三更起来往村庄赶。我在乌黑的天幕下逡巡，在冰冷的屋檐下守候，在泥泞的道路上追赶，在危急时刻翻墙入室，不惜去做鸡鸣狗盗之徒。残酷的生活将我塑造成为一个冷酷无情、面目狰狞的人。
但有些时候，我却会主动与群众套近乎。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下棋、打牌、吃饭与喝酒。我会抓住一切机会，与群众打成一片。当我做这一切的时候，心里总是在不停地为自己辩解：下棋、打牌、吃饭和喝酒也是工作。我收粮、收税同时也是在收获一份感情。
事实上，我做的这些事情已经远远超出了工作的范畴。我是在工作之外工作，在工作之外奔走。我的奔走因而显得更加纷乱、庞杂、没有条理。我甚至分辨不清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
就这样，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收缴中，在来来回回的奔走中，我变得散漫、世故、庸俗，还有些低级趣味。我没有收清粮、税，粮和税却收光了我的才华和智慧，清高与孤傲。它们从一点一滴开始，销蚀着我的纯真和高雅，并最终彻底地改变了我。时光将我培养成为一个什么事都能干，什么事又都干不好的人，将我由一个雄心勃勃的有志青年变成了一个“万金油”干部。我没有办法左右自己的行动，我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无论如何努力都终将是一个失败者、一个彻头彻尾的堕落者。
然而，没有人会为你的牺牲和付出痛惜，包围你的只有批评、指责、谩骂与讥笑。在不知不觉之中，你与贫穷、落后、愚昧，简单、野蛮、粗暴划上了等号，你成为一群不可救药的流氓、法盲、政策盲，成为报刊和媒体披露的对象，成为一群可怜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无论你付出了多大努力，多么大的代价，到头来都将无法逃脱被贬损、被冷落的命运。
记得有一年冬天下乡，一位京城来的知识分子指着窑洞里的羊群问我：“羊圈为什么不安装暖气？”在那一刻，我终于明白，我们这群人已经无法得到城市人的认同与理解。横在我们的中间的是一条深不见底的文化、意识的鸿沟。
我渐渐厌倦了这种生活。我知道，在我的周围，有许多人在从事着相同的工作，他们也和我一样厌倦了这种生活方式，却又无力去摆脱。收粮、收费在这里成为一种需要，一种谋生的手段，柴米油盐都要通过这种奔走来实现和满足。
曾经，我很羡慕下乡很少的文书，我觉得当文书轻松、省事，没有面对群众的苦恼。但后来，我发现它们其实是一回事情。二者的区别仅在于收粮、收费是直截了当地从农民口袋中往出掏，而文书则是在总结这种掏的方法。甚或文书更要可怜，因为文书不可能像我们一样无所顾忌，除却一些干巴巴的数字，那写进材料里的已只剩下一些应景的话语和程式。因而，文书的奔走又是拘谨、局限、遮遮掩掩和留有余地的。从这个层面上说，当文书比收粮、收费更痛苦。
多少年了，我一直这样匆匆忙忙地奔走在乡村的路上，飞扬的尘土像迷雾一样包裹着我，厚重地积压在心头，将我的形象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含混不清，越来越拘谨与萎缩。
奔走在乡村的路上，我也许不是诗意的，但绝对是真实可靠的，真切而又实在的。
·树木为谁生长
造林不是刚性任务，但绝对是喊的最响、最凶的一件事情。没有哪一个地方不在重复植树，没有哪一个地方不在重复造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在同样的季节、同样的地点，不厌其烦地干着同样的事情，但却总是收效甚微。有一句话很能说明这种造林的成效：“年年植树不见树，年年植树老地方。”
每年三月、十一月，我们都要被分派下去组织植树造林。应该说，从勘察设计、苗木选调、任务分配到组织实施，每一个环节都是扎扎实实、一丝不苟的。因而在植树这点上是绝对不容许怀疑的。
问题的焦点在于一年中下余的那10个月。在那10个月中，这些被轰轰烈烈移植到山间地头的树木是在为谁生长？又是谁在管护？树木不是干部职工的，干部职工自然不去管。干部职工只管栽，成活不成活则是另一码事情。树木不是哪一个农户的，农户自然也不管。栽植在生产队土地上的树木是集体的，只有集体来管。
管护带来的首要问题是费用。乡镇是吃饭财政，让政府拿钱显然是不现实的。村集体没有钱，剩下的就只有农户。然而究竟是哪一个农户对树木的生长负有直接管护责任？属于集体的东西就有这样一种微妙之处，那就是：看起来每个人都有份，但似乎每个人又都沾不上边。你没有办法让哪一个人为这些树木浇上一担水，施上几锨肥。这些树木从栽下的那天起就已经注定了它悲惨的结局。
总是在栽下来后不久，这些树木就被人折断、移走或者扳得东倒西歪。望着面目全非的树木，我的心里有如刀割般疼痛。但是我没法子阻止人们去攀折，那些攀折树木的人会理直气壮地跟我说：“树木是大家的，我想怎样就怎样！”我只有眼睁睁地看着这些辛辛苦苦栽植下来的树木，变成人们手里握的镢把、赶畜牧的枝条，甚至孩子们比赛速度与耐力的工具。
我常想，对一棵树来说，这一定是一种悲哀。它们在最需要养分，最需要管理的时候，被人们移植到了田间地头，甚至无法选择一片适合自身生长的土壤。它们被人为地剥夺了生长的权利，只有静默地立在风雨中，等待着毁灭。
每年，我们都要上山去植树。我们从一个山坡到另一个山坡，从一座山头到另一座山头，将所有看得见的荒山、荒坡、荒地都栽植上了树木。我们像一群好大喜功的纨绔子弟，开着车，拿着面包和矿泉水，在地上齐齐地梳理着，翻找着可能存在的角角落落。每次，我们都以为会与上一次不同。然而当我们回头去望时，却发现那些被我们翻找、梳理过的土地上，只稀稀拉拉地长出一些树木。我们消耗了数倍于树苗的油料、食物，却无法换来一片绿阴。一座座的山头就像是一大群毛发稀少的老人，冷冷地朝我们笑着，激励着我们一如既往地治理下去。
曾经，我为植树问题专门请教过一位林业部门的领导。领导引用了很时髦的一句话说：“要明确权属。”我知道，时下有很多行业、很多部门都在做着这样的事情。权属问题几乎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但问题是，群众需要这些没有经济收益的树木吗？在他们的眼里，也许这片地栽椒、种药、长庄稼更合适。他的话还让我禁不住疑问，在没有明确权属以前，我们的祖先们又是在为谁植树？而树木又是在为谁生长？
·收不清的税费
收税费是我必须要面对的事情。税有农业税、农业特产税，费有三提五统、水利基金和集资款。税是国税，费则是地方费。然而，不管是税还是费，它们在我的眼里都是一样的，都是需要用货币来结算的一大堆数字。
我害怕收税费，但税费却总是依恋着我。每到一定季节，它们便会自动地落到我身上，让我感到无奈和愤慨。我没有办法逃脱收税费，更没有办法决定税费的多少，它们只与我所包片区村子的人口与耕地有关，与极少数的一部分人有关。我只是一个索要者，一个清收者，一个苦苦挣扎在两个口袋夹缝之间的第三者。
一年中至少有三到四个月时间，我在村里收税费。我手里拿着公文包和票本，和村干部相跟着，挨家挨户地就讨要。这时候我听到最多的话是：“手头没有钱，过两天再说！”我不想走，厚着脸说：“反正迟早都要缴，你再想想法子。”户主说：“这个我知道，我也不想让你们来回跑，可是有钱谁爱装穷呀，你总得让我先吃饱了肚子再说！”我知道这户不会缴了，转身往出走。
村干部跟出来，在身后说：“这小子有意看我们的遭受（陕西方言，意思是笑话。），我前几天看见他刚把猪卖了。”
我说：“算了算了，我们总不可能去翻人家衣兜吧！”
就这样，我们不知道在巷子里打了多少个来回，费了多少口舌，吃了多少闭门羹，遭受了多少白眼，总算将大部分税费收起了。剩下的那一少部分便是死费。每年都会有这样一些收不起的税费。这些户因而被称为“钉子户”。“钉子户”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他们的理由也千奇百怪。“钉子户”说：“我有钱，但我不想缴！”“我种的责任田亩数不对！”“村干部种的地多，上的税少！”“我的椒树让谁家的羊啃了，事情处理好了再说！”“入社时没收了我家两间磨房，现在还没有退赔呢！”……
我不想收了，我看够了别人的眉高眼低。我说：“谁他妈的爱收税叫谁收去！”当我将我的想法告诉领导时，领导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话：“再难也得收，我需要这么多钱来养家糊口。”但这句软绵绵的话语却彻底地击垮了我。我理解了领导，也许我少收的那部分就是拖欠一个教师的工资，一个家庭的活命钱。我深感责任重大，咬咬牙，又上路了。
这一次，我们动手捉猪牵牛，装粮拉财物。我在心里暗自为自己打气说：“如果我弹奏一首曲子，赋上一首诗就能解决吃饭问题，就能让群众缴清税费，我干吗非得要选择这样一种方式？”然而，当我看到那些和我的父亲年纪一般大小的农民，用双手拦住门、抱着我的腿苦苦哀求时，我还是犹豫了。我想每人八、九十元的税费也许不能算是太多，但对一个没有多少收入的农户来说，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那是孩子一年的学费、一家人看病的吃药钱、油盐的开销。我无力地松开手，一声不吭地往回走。
我一边走一边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农村就享受不到公共财政的阳光？农村要修路、建校、引水就得向“农民筹一点”，而城市建设国家却可以大包大揽？为什么农民就不能享有公费医疗、退休金和假期？我无法回答自己。我想在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隐藏的仍然是对农民的歧视与不公平。我再也不想收税费了。我想即使有一千个理由，我也无法去面对农民。
这以后，我便很少在乡村的路上走。乡村的地面上长满了小麦、玉米、谷子、棉花、大豆、苹果、花椒、核桃和树木，但在我的眼里，它们却是一叠叠的钞票，是农业税和集资款。每每嗅着它们的花香，我的心便不寒而栗。我害怕这些东西成熟。我知道，税费会顺着庄稼成熟的声音来寻找我。
我像是一只丧家犬，不顾一切地向着城市的方向逃去，逃去！
·是谁在超生
计划生育的确是件让人头疼的事情。如果你恰巧是计生干部，你就会发现一些人的孕育、生养已经注定逃脱不了你的干系。我不是计生干部，但也逃脱不了这种头疼的命运。在分片包村的时候，这些事情已经铁定落在了我的肩上。也就是说，我得为某一些村庄某一些人口的出生负责。
每到一定时期，我的面前都会出现一些市、乡政府的文件。文件上面印着需要完成的任务指标：人口出生率控制在׉以内，自然增长率控制在׉以内。我别无选择，只有想尽一切办法，让她们听从我的安排，让她们按照我的要求和意愿去生。我的依据是《计划生育条例》。措施有上环、人流、引产、绝育。《计划生育条例》是量体裁衣的尺子，它会告诉我哪些人该生，哪些人不该生，哪些人在什么时间可以生。上环、人流、引产、绝育则像是一把把剪刀，将一个个生育的欲望剿灭。
但是，那些育龄妇女并不会坐在家里等待我来讲政策，她们会在我摸入村庄的片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很快，我的任务就变成了追赶。我跟在她们屁股后面，从一个村庄追赶到另一个村庄。我的行程因而变得忽东忽西、捉摸不定。我得承认，有时候我追赶的其实只是一个影子，一个信息，这样盲目的追赶注定了它多半会落空。这样看来，我却就成了电影和电视里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路的那一类人，一个愚蠢无知只知道追赶的人。
每年每月，总有一些我追赶不上的人。这些人在我看不到的地方生育了。她们用三四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在大地上绕了一大圈后又回到了原来出走的地方。她们怀抱着儿子，脸上洋溢着幸福的表情。村庄以她博大的胸怀平静地接纳了她们。但是，这些新生的生命却迟迟无法得到人们的认可。他没有户口，没有责任田，有的只是一个蓬勃鲜活的生命。他们的父母和家庭注定要为他的出生付出代价。
还有一极少部分人，在上环、绝育后生产了。她们在我认为可以高枕无忧的时候，就在我的眼皮底下大明大放地生产了。我始终弄不清这些人是怎样逃脱我的监控的，她们在对抗计划生育方面的能力和智慧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想像。这些平时看起来纯朴、善良、逆来顺受的农民，在生儿育女方表现出的韧劲确实让人惊讶。
我亲眼见过一个农村妇女，在外面东躲西藏，辛辛苦苦奔波了数十年，终于生下了想要的儿子。当她带领着五个儿女回到村子的时候，昔日容光焕发的脸庞已经为纵横辐辏的皱纹布满，挺直的背也弯成了一张弓。在她的眼里已然看不到一丝一毫的喜悦。她刚刚四十出头，但残酷的生活却已将她折磨成一个老气横秋的老人。无论你怎样想像，也无法将眼前这位饱经沧桑的妇人与多年前那个连跳四五道硷畔，甩脱计生干部追赶的生机勃勃的孕妇联系到一起。
当我亲眼目睹着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后，我震惊了。我想这已经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生育问题，它包含了社会、人生、经济、传统观念等各方面的复杂因素。然而我没能力解决这一切，我只有尽可能地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并最终转换成一行行枯燥无味的数字：上环×例，人流×例，引产×例，绝育×例。
我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持之以恒。然而当我回头去望时，却发现人口出生率还是超标了。我还发现，除了家无立锥之地的穷人之外，还有两类人可以不管不顾地生：一类是拥有万冠家产的富人，一类是权贵。富人有的是钱，可以“买”着生。即使他不愿意买，还可以不停地结婚与离婚，想尽一切办法去提高单产。权贵则会利用政策的空子，合理合法地生。这些人让我幻想公平的想法化为乌有。我发觉我根本没有能力去制止超生，我甚至觉得我从富人那里罚到的只是一叠纸，而这些纸还不够他们一日的挥霍。
我因此想，当我们在苦口婆心搞计划生育的时候，是不是更应该大胆地问一声，到底是谁在超生？是谁破坏了计划生育政策的严肃性？
在这样的乡镇集体中工作让这样有责任心的人是一中对自己良心的亏欠.大迫于生计又不得不在这儿工作.能理解你的苦衷.
别的太好了.努力~~~~~~~~~~~~~~~~~~~~~
写得真好
加油 ：）
谢谢你对我的支持！
紫色问好！
可是，我们依旧得为自己去奔走，为明天去坚强！
祝福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