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六十二回 机关夺权起纷争 两派对立从此起
在商业局“红色造反军”等单位群众组织人员的的共同参与下,经过一起商议,决定于1967年1月24日下午晚饭后,由县委、县人委机关和其他单位的几个群众组织派出的代表,一起找到县委和县人委的领导,提出要机关单位“交权”的问题。同时,为了避免“临时指挥部”等其他外来人员的干扰,关上了县委、政府机关临街的大门。
我当时同县委机关“反修战斗团”勤务组的成员们一起,同大家一道参加了“商谈”。前后大约经过半个小时左右,最后决定:“县委、县人委机关的各部、局的公章,从即日起,一律停止使用。并由本单位的群众组织加盖印章,加上封条。如需急用时,需经本单位群众组织同意,方能启封使用。”于是,机关各部门人员,则开始分头行动,对各部门办公室的公章进行了查封。我具体参加了县委宣传部的“封印”过程。并拿到了宣传部长赵其勋“同意交权”的签字。
大约晚上八点左右,各部门的“封印夺权”工作正在进行时 ,“县临时指挥部”负责人之一的县农业局干部罗长鉴等人带领其下属组织约百余人,强行冲进县委、政府机关大门,涌进机关大院内,分别围住县委、县人委机关,以及商业局等单位参加“封印夺权”的人员进行辩论。并强行要他们交出领导“同意交权”的签字。当罗长鉴等二十余人,在原县人委机关大楼的县委机关小汽车停车房旁边的坝子里,将我团团围住,并强行抓住我的一只手,企图夺走我当时还紧握在手心里的县委宣传部领导的“签字”时,我灵机一动,趁势将握有“签字”纸条的手抽出,而将另一只空手故意握得紧紧的。他们中的好几个人,立即一齐用力来抓住我的这只看来握得很紧,其实什么也没有的空手。我则示意旁边“反修战斗团”的人,趁机暗地从我的另一只手中,迅速将那个宣传部的“签字”纸条递走了。等到双方继续坚持不下地争执了好几分钟以后,我才打开空空的双手,并趁空脱身,迅速离开了现场。
因为当晚发生了严重争执,过后我也未去过问那张宣传部长“签字交权”的纸条,最后交到了誰的手里。实际上它也未起到什么作用。当时没有想到的是,“封印夺权”的事情并未就此简单结束。
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又从外面涌进一批人,他们在县委、县人委机关大院内,到处贴写针对“反修”和“井红”等群众组织的“大字报”和大幅标语。攻击说“这是在‘搞假夺权’”、“搞伪政府”。并且辱骂“反修”和“井红”等参加搞“夺权”的群众组织,都是“保皇派”、“保皇狗”。同时,在县城街道和汽车站等处,也到处贴了很多同类的“大字报”和大幅标语。有的甚至公开对个人进行围攻辱骂和人身攻击。一霎时,在县城内把“反修”和“井红”等县委、县人委机关的人员,搞得抬不起头来,空气十分紧张。
大约过了两天,我们“反修”和“井红” 的几个“勤务员”一起商量对策。为了人身安全和及时扭转遭受“临时指挥部”人员攻击的被动局面,我们决定通知居住在县委、县人委机关大院外面的“兴无灭资”和“红色造反军”等几个群众组织的十来个负责人员,一起去到县城郊外的晓霞观老残院内,共同研究“反击”问题。经过大家讨论结果,决定由参加“井红”的县财政局办公室干部黄先烈,负责以“反修”和“井红”等群众组织的名义,起草了《告全县人民书》。并及时打印成传单,组织在县汽车站的接待站人员,通过开往各区乡的客、货车,向全县各区乡散发。同时,串連发动县城内参加和支持我们“夺权”行动的群众组织,纷纷转抄、张贴《告全县人民书》内容的大字报。使更多的干部群众知道了我们搞“封印”夺权和县临时指挥部人员“抢权”的过程和真象。大力指责攻击“县临时指挥部”的内部成员不纯;在革命大批判中不执行党的政策,搞过火行动,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等等问题。甚至说:“他们有些人本身就是毛主席讲的‘牛鬼蛇神’;他们是对共产党不满,是要造共产党的反,夺共产党的权”,等等。在群众中引起了更加广泛的争论。逐渐改变了过去“县临时指挥部”一方控制舆论的局面。
这次县委、县人委机关群众组织搞的“封印夺权”行动,虽然对他们可以说毫无实际意义,但它却使机关、部门工作完全变成了无政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