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不能拿下半身的虚无来衡量“色戒”》
知识分子不能拿下半身的虚无来衡量“色戒”
马庆云/文
当代的知识分子因为失去古代士大夫一样的经济依托，所以丧失自我强大的社会批判与社会参与能力，开始走向一种平常化的现实生活，在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异面前，他们开始寻求自我的更大突破，这样，难免会走到精神自我上来。后现代主义的虚无，在中国尤为兴盛，这是二十世纪末与新世纪初期这段时间不断掀起小高潮的一种文化现象。其中，知识分子的精神虚无，尤其兴盛，用刘再复先生的话说，这叫做，他们学了太多的知识，到最后不能从知识中解脱出来，为自己寻找到肉体与灵魂的双重出路，知识成了他们的负担。
现今中国的文化是否还能称得上精英文化?虽然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从政治的角度上解脱出来，开始逐渐远离政坛，寻找更多的适合自己的职业，并把这种安身立命的职业作为自己存在的奋斗对象，但他们的心思还没有完全脱离政坛，他们还要积极参与诸多社会问题的讨论。而社会的发言权尚掌握在这些有知识的人手中，所以中国的文化尤其是批评文化，仍然是一种精英文化。因此，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直接影响到社会现实生活中的文学创作、电影电视、娱乐歌舞等诸多方面，对社会思想与社会潮流的发展起到帆舵的作用。
而现实生活，又不能给知识分子完全的指点江山的自由，他们再也不能像前代的圣贤一样挥斥方遒，这种与他们的知识构成不相宜的社会实情，必然叫他们走向一种精神的探索。但在精神探索方面，又由于很多物质方面的因素，导致他们不能在其中寻找归路，由此产生一种文化的虚无，进而形成精神家园的荒诞。这个帆舵的虚无，带来社会价值体系的不稳定，逐渐走向一种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有一部电影，叫作《一地鸡毛》，那里面有一个典型的镜头，浓重地展示出这一文化现象——当诗人进入这个城镇的时候，每两个人的动作都是同时的，都是相同的。
这样，知识分子过分关注自我，而忽略甚至放弃先贤知识阶层的社会大胸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变为自我之忧而忧，有些竟走向先自我之优而优。他们开始为自己的存在找出许多理由，更加专注于内部精神世界的探究。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知识分子创作出许多关于个人心灵亦或灵魂的作品，开始寻求人的价值，虽然他们在这样的道路上很少成功。这种文化现象有些像中国的古话了——进儒退道。道就是修身养性，而儒恰好是治国平天下。举个现代知识分子开始精神虚无并直接影响文学作品的例子——贾平凹的《废都》。这就是一种从社会走向个人的作品，而恰好是这种作品为精神虚无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并印射到他们的创作中去。可以说，新世纪发表的大部分小说，都秉承了这一个人精神描摹的传统，已经很少有大环境大社会的优秀作品了。笔者这里提到这些，并不是说这种探索小说不好，它们的产生，意味着中国文化中人性的觉醒，可以更好的纯洁我们的良心，这是与欧洲的文艺复兴异曲同工的，并且远远超过了文艺复兴的作用。
知识分子的这种思想倾向，导致他们开始重新反思二十世纪的文学，突然间发现我们的文学中也并不全是抗战文学、斗争文学，其中也有很多关心人本身的作品呀!因此，张爱玲先生开始被知识分子——这个尚可以掌控文化发言权的阶层——所推崇，大家开始许找她个人作品中的人性分子，力图在其中得到自我精神的沐浴洗礼。
说到这里，我们应该可以明白为什么陈晓明先生昨天在自己的博客里说《色戒》是一部非常出色的电影了吧。他的评价，正好反映出当代知识分子的虚无精神，正好符合了自己的精神探索。
但，这是一种下半身的精神探索，最终只能像贾平凹所看到的，庄之蝶把西京“强 奸”了一下。这是没有出路的精神探索，它在走向虚无以后，将更加的扑朔迷离，最后只能玩起欲擒故纵故弄玄虚的花样来。
张爱玲先生本人，也是一个缺少大社会责任感的作家，这与现代的许多知识分子正好对路。她的作品过多的是一种作家的个人才情(在这方面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张先生的才情)，而没有考虑到她作品中的社会责任。个人才情浓重的作家往往会从自我的思想意识出发，抒写自己的真实想法，而不考虑其作品的社会承载性方面的影响。《色戒》正是这样。
如果把张先生的这部作品放回到作品产生亦或描写的社会大背景大环境中，我们会看的到什么?她缺少对社会的责任，缺少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大夫精神，而过多的陶醉于自我。如果这种思想意识在现代，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放在那个战火纷飞、尸横遍野、民族灭亡的年代，情何以堪?
我们研究一部作品难道不应该把它的时代背景考虑进去吗?当时到底是什么背景?举一个例子，西南联大某学者在自己主办的刊物上仅说了一句同样欢迎非抗战文学，就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这其实应该是一种民族救亡的热情，而非政治因素，当时知识分子所要保卫的已经不是一个政党一个政权，而是整个民族，这是脱离政治的。几日前，某学者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不能以政治的眼光来衡量《色戒》，我要更正一下，所有的批评都不是一种政治的眼光，那应该是一种人性中的民族性，是一个种族受到灭亡危险时的正义性，大家的出发点是一个作家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的社会责任。相信当时的林语堂先生、梁实秋先生、周作人先生等如此崇尚个人精神探索的作家都没有写出这种既不承担其社会责任又美化汉奸的作品吧?可以说，张爱玲先生的作品是一种个人的感情基调，是她的才情导致的，是没有一个知识分子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
而，张爱玲先生的作品，尤其是《色戒》，在当代得到陈晓明等学者的认同并大力褒奖，只是符合了现代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精神虚无主义，他们在精神探索的时候突然发现原来《色戒》也是一种精神探索呀，怎能不相见恨晚，相见恨晚呀!
怎样把自己的精神探索与其他人与民族与社会与整个人类更好地联系起来，这才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出路。我们窃不能拿自身精神上的虚无来美化《色戒》，要突破自我，勇于承担知识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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