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一回　　吐故纳新党代会　我被选进新县委　

1969年春，南部县革委建立后，这种集党、政、军于一体的所谓一元化领导机构，用四大组（即办事组、政工组、组织组、生产指挥组）代替了过去党的县委、县人委、县政府、县政协等四大组织机构。机构大大地精简了，人员也大大地减少了。

我们忘记了它必竟叫做“临时权力机构”。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首先需要重建的，就是被“文革”冲瘫痪了的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在1969年底，全国除台湾以外的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全部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祖国山河“一片红”。毛泽东主席便又发出了：“要吐故纳新”的最新指示。从1970年开始，在县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向各单位层层派出了整党建党工作组。通过普遍组织原有的共产党员和群众一起学习“吐故纳新”的最新指示，全面开展群众评论学员的整党活动，重建党的组织。

这次发动群众参加评论党员和整党建党工作的活动，总的部署是，要求参加学习的共产党员和干部职工，通过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要吐故纳新”和整党建党的有关指示后，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和本部门，以及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实际表现情况，开展“斗私批修”。从在“文革”中是否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高度，进行捡查、分析和总结。接着让大家发表意见，进行分析评论。总之，要从政治历史、“文革”中的表现、经济往来、生活作风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捡查总结和评论后，经过本人申请，再分期分批地进行党员资格的重新登记工作；再报县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审批公布后，方能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

如果发现存在重大政历问题，或犯有其他严重错误，事实未查清、或者认识不好的，则一律暂缓登记，停止其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和行使党员权利和义务的资格。在查清确实存在重大政治历史问题，或犯有其他极其严重错误者，在最后或给于一定组织纪律处分，或不于登记承认其党员资格。在分批次基本完成党员重新登记工作后，再在建党积极分子中，开展吸收新党员的工作。

就这样，全县大约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在1971年上年基本完成整党建党工作后，于当年5月25日至30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南部县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南部县第三届委员会。

在这次整党建党运动中，我当时被公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正确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同时，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其混乱的情况下，经济往来手续一清二楚；生活作风一清二白，在县革委办事组新建的党支部中，第一批恢复了从“文革”起停止了几年的党员组织生活。并被推选为党支部委员。后来，又被推选为出席中国共产党南部县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在到会一千多名代表的大会上，被正式选举为中国共产党南部县第三届委员会委员。进入了“文革”后南部县新的一届县委会。

我也是原来代表南部县两大派群众组织进入县革委的人员中，唯一进入党的新县委的人员。正如我在前两年被“红革”派推选进入县革委常委一样，此次，我个人从未打算，也未私下进行过任何“串联竞选”的非组织活动。

现在回想起来，我在“文革”之初，先后被众人推选为县委机关群众组织“反修战斗团”、党政群系统“革联”和“红革总部”勤务组的主要“勤务员”，又未常不是如此呢！

我认为，其原因就是由于这种社会形势，或者说是一种社会思潮，一步一步地把我从一个思想单纯、追求执着、做事认真、坦诚直率，但涉世不深的青年人，逐步推向了政治舞台的风口浪尖上。在不知不觉中承担起了人生中最大的政治风险。

而那些富有政治斗争实践历史经验的人，他们早就对那场所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存有戒心。在他们的内心世界，很可能早就看穿，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过是十年前的那场“整风反右”斗争，经过又一次变幻后的故技重演。我猜他们当时心里很可能在想：“别看现在的报纸、电台成天鼓动你：人人都‘要关心国家大事’，个个争着要当所谓‘革命造反派’，冒着政治风险去‘造走资派的反’。到头来，弄不好照样当右派”。把话说白了，在他们看来，当时的所谓“革命造反派”们，不过是一群群被人利用，或愚弄而“还没有喂肥的蠢猪”罢了。

我在当时，虽然曾经对他们的这种“论调”嗤之以鼻，绝不相信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按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造反有理”的理论勇敢地去“造走资派的反”，“夺走资派的权”，“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人们，到最后还会要当什么“右派”的事。

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的想法是对的。而我们这些人，在“政治运动”也即是官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则很显然是极其幼稚的。特别是像我当时那样处于青年时期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和青年学生们，更加容易被人利用，卷入这种政治漩涡，乃至步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