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八十二回 引发争议部委室 无果而去省宣队
1971年的9月13日(简称“9.13”),被毛泽东主席选为党的接班人,并破天荒地写入党的“九大”通过的章程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因为“想当国家主席”未能如愿,便妄图发动政变,谋害毛主席,实现抢班夺权的阴谋暴露后,慌忙乘军用飞机外逃,在原苏联和蒙古边界地区坠机身亡,突然引发了党、政、军里的一场政治危机。
此后,毛主席发出了:“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鬼计”(简称“三要三不要”)的最新指示。接着又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了一场新的“批林批孔”运动。
自从南部县党的新县委建立后,县革委很少再召开什么会议,或组织进入县革委的群众代表委员们学习统一思想认识;或安排他们去做点什么实际工作等等。而且县革委的办事机构原四大组,也在多数县革委委员,特别是进入县革委的原两派群众代表常委、委员们,不知情的情况下,随之宣布撤销。除了先前建立的县委、县革委共有的办公室、生产指挥部外,又新建了政法委员会,恢复了“文革”前的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财贸部、工交部、农工部等,所谓“七部、一委、一室”。
随着“文化大革命”期间靠边站的各部门、单位的领导干部,基本上全部逐渐恢复工作后,原县革委建立四大组时进入办事机构的不少青年人,则随之调离了工作岗位,从而引起了不少人的不满。
在当时的“批林批孔”运动中,重点批判林彪在卧室中用孔子的名言“克己复礼” 写的“条幅”等内容。我和机关原“红革”派观点的一些人,联系南部县的实际,认为 “南部县革委机关撤消原来的‘四大组’,恢复和建立所谓的‘七部、一委、一室’,就是林彪和孔老二提倡的要‘克已复礼’那样,要恢复被打破的旧的传统制度。其目的就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排斥和打击在‘文革’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就是‘复旧’的表现”等。于是,开始在县级级机关和县城逐渐掀起了一场反对恢复和建立“七部、一委、一室”的风波。
在反对“七部、一委、一室”的风波中,由于我当时既是县委和县革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又是进入县革委常委的群众代表和县委委员,在原有“派性思想”的牵动下,便理所当然地被大家当做了反对“七部、一委、一室”的头儿。我当时住在县委机关大门口右侧的原县法院的小院里。于是,那里便逐渐变成了我们一伙人,反对“七部、一委、一室”的联络点。
大约是在1974年夏天,当时已经复任县委副书记的敬英才,曾经个别找我说:“县委准备推荐安排一个人去川大政教系读两年书。”并问我是否愿意去?但我当时考虑,母亲和弟妹们已经分家立户。家里已有四个小孩,都才几岁,主要靠妻一人在家劳动,还要照顾孩子,我实在不能长期离开家里去进学校读书。同时,心里也还认为:“这可能是有人又想搞‘派性’,想用安排读书的办法,把我弄到外地去。”因此,回绝了县委准备让我去川大读书的好意,把一次上大学的宝贵机会推给了别人。
为了争取在这次“两委”会议上,充分反映我们对恢复和建立“七部、一委、一室”的观点,以及南部县近几年来工作上存在的问题,我在了解了原县革委机关不少人员提供的情况,并听取了他们的看法后,亲自动手起草了“南部‘难’在哪里”的长篇材料。除用它在“两委”学习会上发言外,还打印成册,散发给参加县上“两委”会议的县委、县革委领导和省宣队,同时组织机关人员将材料抄写成大字报,在机关和大街上张贴,以此给县上领导和“两委”会议施加压力。
可能是因为这份“南部难在哪里”的材料,主要由我和县级机关的另外五人共同商量后写成的,所以后来有人称它为所谓的“六君子上书”。其实,除我之外还有哪些人,我到现在也弄不清。此事在毛泽东主席逝世,特别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四人帮”垮台后,开展的“揭、批、查”运动中,层层清查所谓 “帮派骨干”时,竟牵连了不少的人受审。真乃我之过也。
由于当时的“两委”会期间发生了比较严重的旱情,或者可能主要是因为“部、委、室”问题,在县“两委”会议上引起的激烈争论和分歧,最终无法得到统一和解决,县委作出决定:“休会”。并组织人员下乡抗旱和捡查生产。
县上“两委”会议不欢而散,导致矛盾更加突出。县级机关里甚至有人公开提出“打倒和砸烂七部一委一室” 的口号。其目的十分清楚,就是想要改变“部、委、室”里面,部份原“红革”派观点人员被排斥的状况。但是,领导们并未打算就此作出调整和让步。其结果是给机关工作带来了更加严重的混乱。
事实上,并非“世外桃园”的省宣队里,确实也有一部份人同样存在着“派性”的狐狸尾巴,致使他们在群众的眼睛里产生了有些“不公正”的形象。所以,当时有人不恭敬地叫他们是“派宣队”,严重影响了他们应该有的威信和工作效果。到后来,预定时间一到,无果而终。
南部县这个全省出名的“老、大、难”,真的更难了。
回复(0) | 推送到朋友圈 | 投票支持

搜索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