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又见死人当道，车聚长龙。近年来，如此场景是每每可见。无论是国道还是省道抑或是县道，都有人将车祸死者横陈公路，阻断交通，少则几日，多则达半月之久。交通的阻断，先是被堵的驾驶员和旅客嘀咕微词怨声载道，继而是交警等职能部门与死家协商沟通讨价还价，然而大多是言语对峙，剑拔弩张，最后还得政府兴师动众地动用防暴警察或武警进行强制清场。

将死者的棺木和灵堂置于路中，其实是无奈之举。死者的家人，因为肇事车辆逃逸，无法找到肇事司机，为替亡灵讨一个说法，才万般无奈地作出这迫不得已的选择。现实是冷酷和无情的，如果死者的家人不采取这种损害公共秩序甚至违法的行为，别说想找到并追究肇事司机的责任，就是连丧葬费也没有出处。死者家人采取了这并不理智的损害公众利益的作法，却能尽快地促使当地政府或上级政府进行强力干预和有效作为，即使不能立即查出肇事司机，至少也能先有人来主持公道，为死者的入土埋单，给枉死亡灵一个交代，也给死者家人一个安慰。

按说，处理交通事故是事故双方和交通管理部门的事，与政府无关；而从这实际效果看，似乎又必须要政府出面来作这“解铃人”。死人撤离公路，无外乎两种情况：一是在政府出面后，大致满足了死者家人的要求；另一是无法满足要求，被迫强制出警。无论两种情况的哪一种，都比死者家人悄无声息地自行处理好得多。就是被警察强制撤出，政府对尚未解决并已激化的矛盾仍然不敢撒手，还得进行善后处理和兑现调解中的若干承诺。正因为如此，既然有了政府这个冤大头，以致在每一起交通死亡事故后，只要死者家人找不到肇事司机或所提条件得不到满足，就不假思索甚至是肆无忌惮地将死人停在公路上，放置棺木，搭设灵堂，旌幡招摇，等待舆论和媒体的介入。

死者家人的作法固然不对，但人都死了，旁人就是有气也不好对死者家人过多的责备或责难，相反会给予诸多的同情和安慰。此时，政府再显得无动于衷或冷漠无情，只能遭到更多的舆论指责。当然，此时会有更多的人义愤填膺地遣责肇事司机的逃逸现场的不道德行为。

的确，肇事司机逃逸现场逃避责任是不道德的，也是违法的；这种逃逸和逃避的行为，自然该受道德的遣责和法律的追究。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当这肇事不被第三人目击或自感承受不起经济责任之重时，逃逸和逃避却成了一种有效的选择，虽然他此后一生都在良心的煎熬之中，那是后话。为什么在此情况下，驾驶员会视死人于不顾而选择逃跑呢？

其实，大多还是被现实所迫。撞死人了，动辄二十万元，有几个开车的能有那么肥硕雄厚的家底？尤其是山区的农用车之类，破破烂烂居多，一辆车也就值几千上万元，甚至有的司机连破车还是租来的。遇上这样的车祸，倾其全部家当也赔付不起，与其全家背上一辈子也难以清偿的债务，不如狠心地逃跑而一了百了。肯定地说，逃跑是不对的，连起码的人性良知都没有，但不逃又能怎么样呢？有几个能有湖北当阳女市长范晓岚肇事后立即拿出二十万的实力？前些年，赔偿数额没有这样大，而各地的标准视其经济条件也不一样，赔偿数额主要还看偿付能力，恶意逃跑的事不是十分地明显。自从政府处罚性地加大了对煤矿死难矿工的赔付额度后，全国的人命价格有了一个统一的尺码，交通事故也一并水涨船高，肇事司机也因此类似于了黑心矿主。二十万，在此贫困山区，何止是一个简单的天文数字，那无异于就是让人倾家荡产的洪水猛兽；面对洪水猛兽，趋利避害的本能，常常让肇事司机放弃道德底线，选择逃跑脱责。

政府既然有能力在事故后将事态控制与处理，那么也就一定有能力将死人当道的事控制与处理在未然。要肇事司机不逃跑，首要条件是他拥有正常的赔偿能力。这赔偿能力的获得，最简捷的途径，就是进行车辆保险。固然，我国在制度上设定有“交强险”的险种，但它毕竟漏洞太多执行乏力，诸如保险的费额、程序、车种、车况、车主、失控等等，造成仍有许多车辆没有参加保险，游离于“交强险”之外；尤其是车况质量较差的报废车黑车、家庭经济条件较差而无力买保险的各种私车，这些车在公路上毫无制约地行驶，无疑就是危机四伏的马路杀手，灾难随时都可能降临。众所周知，这些马路杀手是不能上路的，而政府的职能部门又恰恰对此熟视无睹，不加整治，无所作为；别说不作为，就是作为，面对如此浩繁的数量，形单影只的管理者也常常是力不从心望尘莫及。

由此渎职或失职造成的事故，不该政府埋单又该谁埋单？既然该政府埋单，那就爽快地在车祸后付钞票就行，何必又大敌当前似的出动军警，在死者家人泣血的心尖上再添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