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八十四回　　南充派来苗前民　整顿南部老大难　

1974年底基本完成正房修建工作后，还没有修建厕所和农村不可缺少的猪圈。但是，我和全家老小已经疲惫不堪。

由于缺少资金，1975年初，在妻兄等多人的帮助下，又继续采用打土墙的办法，在用作厨房的环房后面，接了一间草拖铺，用作猪圈和厕所。

春节后，我又请假在家，同妻一起自已动手，前后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修建了当时第一口猪圈、厕所、粪坑“三结合”的沼气池。并在天热后开始产气，用来煮饭和照明，成为当地宣传推广沼气的样板。此后一直用了十多年，直到九十年代初，妻进城做小生意和户口“农转非”后，才停止使用，为家里节约了不少燃料开支。

邓小平恢复中央工作后，1975年在全国开展了整顿各级领导班子“软、懒、散”的工作。当年夏天，中共南充地委书记苗前民和统战部长张久文带领工作组来南部县，专门整顿县委、县革委领导班子和办事机构。

苗前民首先拿县委、县革委常组织、政工部门开刀。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主要是采取对照联系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也同时进行学习和整顿。

在整顿过程中，苗前民重点抓住县委常委班子中，分管干部组织工作的领导干部，在前几年工作中的存在的问题，对原倾向“红革”派观点的组织部长王一义进行了大会点名批判和隔离审查，后宣布给于撤职处分；同时，又重点抓住县粮食局、招待所、汽车站、食品公司、医药公司、剿丝厂、榨油厂等县城单位和区社干部的问题，重点审查，并处理和拘留了一批有所谓“严重政治或经济问题”，或其他错误和问题的人员，以威慑众多干部职工和过去“爱闹事”的人。当时听说，县食品公司经理杜玉芝、盘龙区革委主任兼人武部长张满林等原倾向“红革”派观点的领导干部，在被进行“隔离审查”过程中，因为经受不了各种“压力”，而走上了所谓“自绝于人民”的不归路，在被关押“审查”的屋子里“畏罪”上吊身亡。

苗前民来南部县搞得这次整顿中，我虽然不是领导干部，但有一个“文革”时期南部县的主要“派头头”之一的身份。在1969年底的灌县学习班和1971年的机关整党学习中，虽然对派性作了认真的分析批判，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但是，在县委、县革委机关建立和恢复“七部、一委、一室”过程中，因派性干扰出现的排斥青年人的问题，使我对县委领导干部中一些人产生了新的不满。并重新卷入了派性纷争的漩涡之中。

在这次整顿中，工作组表面上虽然没有把我这样的人作为重点批判对象，但是他们对于我在县委、县革委机关里面的学习情况，是非常关心的。他们除了来人专门听我和原“指挥部”派观点的骨干李勤元两人，在小组讨论会上的自我总结发言外，最后还专门安排我们两人，分别在县级机关学习总结交流大会上发言，讲这次学习中的所谓“心得体会”，实际上也就是作自我批评。

这次在全国通过整顿各级领导班子所谓“软、懒、散”的问题，实际上是要进一步削平“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各种大大小小的“派性山头”，以及“派性”在部份领导干部身上存在的影响，解决过去不同派性观点的领导干部重新掌权工作后，在机关工作中相互扯皮，为自已过去有各种联系的不同“派性山头”说话、做事的问题。这实际上是领导班子产生所谓“软、懒、散”的主要原因。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期进入县革委的原两派群众代表，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发言权，而只是一个摆设罢了。只要抓住解决好了这个问题，所谓“软、懒、散”的问题便迎刃而解。

邓小平复出后，首先抓住解决所谓“软、懒、散”的问题，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所以，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各条战线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