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布时间：2008-05-11 01:51 点击数：186
三姨妈的小儿子大家都叫他阿民，看上去很有腔调；我在上海读小学时，弄堂里那些比我要大许多的女孩子们显得十分关心他，总是带着一脸诡笑向我刺探他的点点滴滴。我那时小很不理解她们为什么那么关注他，总觉得阿民表哥像个二流子，我从来见了他都是横眉冷对或挑起事端和他拌嘴，当然他不会真的和我吵，只是故意逗我玩，毕竟他要比我大十一岁。
小时候在三姨妈家寄养的情景已记不清了，只能从照片上模糊地联想到一些支离破碎的场景，比如我曾在照顾我的“上海呣妈”家摔断胳膊，据说那是粉碎性的骨折，医生说一定会留下后遗症，但是我好像没有觉得有多么疼，到现在也没发现有什么后遗症。模糊还记得当时照看我的“上海呣妈”和她的家、还有三姨妈家阳台上的月季花……
第一次和妈妈回到西安，其实心理上应该是很无依无靠的，虽然只有四岁多，却还是有一些深刻的印象。记得回到家姐姐很高兴，以为有了妹妹做伴可以不再被送到幼儿园全托，可哪曾料到妈妈把我们俩都全托了。现在还能想到姐姐放声大哭的样子，后来我们在幼儿园里住，很是不习惯，记得那个凶神恶煞做饭的阿姨总是很野蛮地往我嘴里塞那些我咽不下去的饭菜和肥肉，搞得我常常想吐，在那里真的不比简爱小时候待的孤儿院强多少。
当时的幼儿园没有什么专门的老师，只是把那些划为牛鬼蛇神的教职工下放到那里轮流看孩子。整个管理也是松松垮垮，记得有又一次看到一个小伙伴拿着莲花白的根根在啃，我很吃惊觉得这东西能吃吗？她说可以吃的，后来我趁大家不备便溜出幼儿园，在院子里的垃圾堆捡了一个莲花白的根根吃了起来，那次我得了严重的急性肠胃炎。记得当时发高烧上吐下泻，妈妈背着我走了四站路来到医学院给我看病，回家的路上看到有卖冰棍我又嘴馋，妈妈不忍拒绝生病的孩子，便给我买了一根，可是一吃又吐了。这场病让我至少一星期没去幼儿园，所以从那时起我多么希望自己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这样会得到妈妈格外的呵护，也可以不去幼儿园，不去吃那些让我呕吐的饭菜。
学校的幼儿园就在我们的家属院内，记得有一晚姐姐偷偷带我溜了出去，我们俩坐在我家楼对面的高台上，姐姐指着三楼我们家的窗子哭了：“你看啊，家里台灯亮着，妈妈在啊，她骗我们说晚上系里学习，其实她不要我们。”姐姐伤心欲绝地哇哇大哭，我也跟着嚎啕起来，姐姐很习惯地说到“系里”那也是印象很深的一个疑问，因为我妈妈是教师她怎么会去“戏里”呢？后来姐姐很不屑地告诉我妈妈是统计系的。我永远记得家里那盏有着蓝色塑料罩的台灯，后来我们才知道妈妈真的不在家，只是为了防小偷开着台灯罢了，再后来我们又知道妈妈并不是去系里学习，而是被系里批斗。
妈妈的家庭出身不算好，又有一个反革命的哥哥，这让她在那些根红苗正的人们面前好像矮了三分，而妈妈的天性与世无争，她对从事的政府部门工作似乎失去了兴趣，她明白因为她的出身问题恐怕是很难入党，也很难有什么前途，所以便想到了做学问。她考上了当时的四川财经学院，在那里认识了我爸爸，他们是同班同学。毕业后他们分到了北京的一个单位，可是还没等他们去，那个单位就已撤消了。当时他们选择到西安是不想再往北走，因为他们都是南方人。我爸爸是广东潮州人，他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坤甸，赤道在那里经过。
第一次对广州的印象就是回到西安不久，我们在印尼的爷爷奶奶回国了，我们全家到广州和他们见面。那次去广州至今留在我记忆中的是半夜12点在郑州换车，任凭爸爸妈妈怎么叫我我都醒不过来，或者是疲乏得走不动路。还依稀记得这次去广州我们还坐船去了江门，我晕船吐得厉害，基本上一直躺在铺位上。到江门是去看我们的一位堂叔，他和爸爸从小关系就很好，长大又一起回国读书，每个寒暑假这些华侨学生都会自发地组成一个旅游团，在全国各地到处游玩，每次出游的照片爸爸除了和他的两个弟弟外一定还有这位堂叔。后来文革结束堂叔一家去了美国，现在他好像已经去世多年。
其实更小的时候也去过广州，只是根本没有记忆，只能从老照片上得到证实。正真认识爷爷和奶奶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记得我们又是坐了三天的火车千辛万苦地来到广州，想必当时是狼狈不堪如逃荒的盲流，奶奶一见到我们就哭了，并要求爸爸妈妈把我们的衣服裤子扔掉，可能是觉得我们太像叫花子了。
记得奶奶虽然头发有些花白，但是仍然很美丽，她穿着天蓝色带有小花朵的纱织的上衣，下面是一袭印尼沙龙，让我傻傻地看了半天，我当时在现实世界中没有见过那么漂亮的衣服，觉得她和我们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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