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布时间：2008-05-16 10:07 点击数：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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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一个很平常的日子——早晨我离开家的时候，穿红马甲的清洁员像以往的任何一天一样推着沉重的三轮车，在胡同里挨门挨户收集着垃圾；我所在的街区位于奥运会马拉松比赛沿线，几年以来一直在进行大规模整修，所有沿街店面和民居都被翻建成了青砖灰瓦的传统样式，看上去就像是换了一个世界，现在，分散在各个工作点上的工人已经开始摆弄材质很好的原木了，一个工头模样的人正在呵斥干活的人；卖菜的小贩有的正在把趸来的蔬菜拉进菜场，有的已经码摞好了蔬菜和水果，在摊位吆喝开了生意；一家信誉很好的烧饼铺前排着长长的队伍，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简陋的木桌旁吃着早餐；上学的学生像老年人那样背着沉重的书包走向学校；马路上的汽车渐渐多了起来，在一个狭窄地段形成拥堵，一个性急的司机不停地按着喇叭；离公务员上班还有两个小时时间，机关大门仍旧关闭，巍峨的办公大楼静悄悄的显示着庄严；报纸分销点前灯火通明，报贩们正在把沉重的报纸搬到自行车上去；在胡同被蚕食的地方，一座被防护网遮护的大楼黑黢黢地挡在眼前，吸纳着身上沾满了油渍、泥土和铁锈的民工们，敲打声和卷扬机压压的响声混合成了一支交响……这的确是一个平常的日子。
四十二年前的今天也是这样一个日子，我就像刚刚看到的那些中学生一样，背上书包，走出胡同，在胡同口一家小吃店花一毛钱吃了早点，到缸瓦市车站乘坐22路公共汽车，经过甘石桥、西单商场、西单、六部口，在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西侧的石碑胡同（现在这里坐落着国家大剧院）下车，往北穿过长安街，进入南长街口，这时候就可以看到我的中学母校北京六中的大门了。那天我也许看到了与今天同样的情形：骑自行车上班的人、卖油条的小铺以及拥挤向学校大门的学生……我完全不知道，就在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里，在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些人发出了一个通知。正是这个通知，把中国推向了苦难的深渊，把所有人都推向了地狱。
这是一个什么通知？本人不敢造次，还是引用权威说法。材料来自人民网，标题是：《中共党史上的80件大事（55）：〈五一六通知〉》，全文如下——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文化大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通知》罗列了《二月提纲》的所谓十大罪状，逐条批判。它完全抹煞建国以来思想文化战线上成就，歪曲国内阶级形势和党、国家的状况，提出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对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批判。《通知》严厉批驳了《二月提纲》中提出的有破有立、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正确观点，要求实行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号召批判所谓混进党、政府、军队和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通知》反映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为“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左”倾错误的纲领。它的通过和贯彻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这就是说，因为有了这个通知，五月十六日，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才极为显赫地载入了历史，才有了我今天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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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为显赫地载入历史的东西一定是让人振聋发聩的东西，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东西，然而，倘若你在街头拦住几个人问今天是什么日子，你会得到怎样的回答呢？
“今天？今天五月十六号啊！”
“今天是什么日子呢？”
“什么日子？你是说什么日子？不是什么日子呀！清明节？哦，不，清明早过了……哦，我想起来了，是端午节，我看到很多商店开始卖粽子了……”
你可能会笑，纠正说今天不是端午节。
“我其实是想问你：四十二年前的今天，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
“四十二年前的今天？四十二年前还没我呢，我哪儿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不起，我还要上班，对不起。”
只是跟我住在同院的一个老爷子回答我说：“文化大革命嘛！”
我很惊喜，说：“您怎么会记得呢？”
老爷子说：“嗨！批斗会，红卫兵打人，光这个胡同有一天夜里就打死了7个人，说是反动权威、资本家、逃亡地主、破鞋……好家伙！”
这就是我得到的一点点关于这个日子的记忆，民间的记忆。
官方怎么样？官方一如既往，什么都不说。为什么不说呢？简单交代一下来历：在承认那是一场空前浩劫之后不久，好像是有人突然警觉到完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极为危险，会带来严重政治后果一样，随之就有一系列文件下来，规定文化大革命为雷池，任何理论的、文学的、艺术的创作都不能触及，不能逾越，于是，官方电视、广播、报纸、图书等一切能够传播信息的东西就都开始诡异地一致保持沉默，于是，这个重要话题就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无论人们怎么呼吁对这场历史浩劫进行研究讨论，巴金老人用年轻时代反叛封建旧家族那种勇气主张建立“文革博物馆”，直至啼血而死，也没有改变这种不允许触及和逾越的禁锢局面，“文革博物馆”仍旧乌有。
四十二年过去了，亲身经历过那场浩劫的人正在陆续离开这个世界，对于后来者来说，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越来越苍白，任何与它有关的历史内容都被抽取掉了，它近似于无，近似于一个空壳……这时候，你就要明白一个道理：不是所有发生过的都能够在历史上留下痕迹，如果有人希望某件事情从民众的记忆中消失，它是能够消失的。
汤因比曾经忧虑地指出，我最为担心的是胜利者对历史做随意的掩盖和解释。这位深谙历史密码的历史学家是有道理的，历史之书的确充满了伪作，充满了胜利者为了掩盖历史的真实内容所做的与真相风马牛不相及的述说。
以备受斯大林主义蹂躏的苏联为例：把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以及任何见证人的“非法”见证与苏联官方允许和鼓励出版的理论、文学、艺术作品描述的历史相比较，或者将目前公布的大量历史文献与人们对于苏联社会的表面见解相比较，你就会确认汤因比并非杞人忧天，历史真相的确是能够被掩盖的，不仅能够被掩盖，它同时还能够被伪造。比如，现在大约很多人都认为文化大革命是祸国殃民的“四人帮”造下的罪恶，是毛泽东在其伟大一生中所犯的一个错误，仅仅是一个领袖的一个错误。
真的这样简单吗？我不认为这样简单。
这是一个“伪历史”。
“伪”者，假也，就像假烟、假酒、假化肥、假种子、假农药甚至于假鸡蛋一样，以假乱真，以假替代真，于是，真只能消失。真的消失，既可以理解为是造假者无意导致的后果，也可以理解为造假者有意为之。
政治毕竟不是无良商贩的浅薄勾当，它善即大善，恶即大恶，对历史造假就是大恶。我倾向于认为历史造假者的造假动力源于后者，即有意为之。有意为之的目的在于掩盖真，消失真，到一定时候伪造真——谁敢保证五十年以后世界第一超级大国中国不自豪地宣称：“正是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才能够像今天这样自立于民族之林”？谁能保证我们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以自己的信念去改造世界，就像今天美国在世界各地做的那样？现在不是经常能够听到一些人呼吁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反腐败、消解严重的社会不公吗？当这些人成为国家领导人的时候，谁能够预测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一个没有经过反省的民族是不可能对历史和自身做出切实估计的，它也不可能拥有健全的理性。能不能谈论文化大革命，能不能让文化大革命以真实面貌进入历史，或者说能不能够把文化大革命确认为一场有组织的反人类灾难，在我看来不是一个小问题，它关乎一个民族的现在和未来，关乎这个民族的精神走向，甚至于关乎与这个民族处于同一个世界的全人类的前途。
不幸的是，至少在今天，真实的历史内容仍旧还是被掩盖了，这意味着它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在记忆消失的地方，历史也将就消失了；在历史消失的地方，我们还能够看到什么呢？
我们看到的是悲怆。
3
我手头有一份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也就是那个伟大的“通知”发出去一年以后）出版的《成都“五•四”、“五•六”血案专刊》，这是当时的红卫兵成都部队《红卫兵》报编辑部和四川医学院《九•一五战报》编辑部合编的一份对开大报。在这份被岁月浸染成赭黄色的报纸上，详细记载了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爆发的两次武斗事件——两次双方都抱着“为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捍卫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而决心浴血奋战的两派人所进行的真刀真枪的武斗事件。
篇幅所限，我不引述战斗过程，读者只要想象一下真实的战斗场景就可以了。我只告诉读者这两次武斗的后果：单是报纸上刊登照片的牺牲了的“烈士”就达十人（在“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通栏大标题下边，分别记述了这些人的英勇事迹），死者全部是十五、六岁的中学生。
其中一个叫曾向东的小姑娘，十六岁，从照片上看，漂亮、稚气，还完全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女娃娃，如果在今天，也许还是跟妈妈身后磨着要吃麦当劳的娇女，也许还是沉迷于某位影视明星的追星族……就是这样一个尚未开始人生的孩子，竟也惨死了。
文章对于这个小姑娘的死是这样描述的：“在……战斗中，她不怕牺牲，勇敢战斗，冒着产匪（对立派群众组织）的石头棍棒，迎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不幸被产匪的机枪子弹击中。在她流尽最后一滴鲜血的时候，仍然念念不忘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呼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英勇地牺牲了。”
今天的读者可能很难想象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临死之前呼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这样的事情，但是，凡是从那个年代经历过的人都知道，这完全不奇怪：在被绝对的神（毛泽东）统治的世界里，人是没有的，任何个体都是神的附属物，都是被神任意驱使的东西。这当然是蛊惑的结果——自从1949年开始，这种蛊惑就以各种方式展开了，在“反右派斗争”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高潮。不要小看这种蛊惑，它过去在改变人性，今天仍旧在改变人性。请回忆一下前不久发生的事情吧：从一个不允许游行的国家出去留学的留学生，在被允许游行的国家举行抗议游行，把外国首都变成为五星红旗的红色海洋……年轻幼稚的“爱国者”能够从自己的爱国热情里分辨出非理性因素吗？他们能够从这种爱国热情中分离出那些非我成分吗？他们不能，所以他们去游行了；曾向东不知道，所以她参加了保卫毛主席的战斗。历史何其相似乃尔！
由于“文化大革命”是不能被触动的——不能被研究，不能被书写，不能被回忆，不能被谈论，甚至于连正确表述那场浩劫的汉语表达方式也被从网络中删除了……所以，全国究竟有多少人死于上面所说的那种武斗，多少人被迫害致死，多少人被迫自杀……等等需要被历史记载的东西全部是空白。
那个叫曾向东的小女孩也是空白，如果我手头不是碰巧珍藏着这样一份报纸，她对于我个人来说也同样是空白。
一个民族的记忆，就这样被抹去了。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没有理由，没有人向我们解释为什么不能写作“文化大革命”题材的文学作品，没有人解释为什么一个出版单位出版了“文化大革命”题材的作品就是“大逆”，没有人解释为什么不能让巴金老人建立“文化大革命”纪念馆的呼吁成为现实……究竟是什么东西让那些不希望人们记忆历史的人如此恐惧？他们到底害怕什么？
不知道，我们完全不知道。
4
我无法忘记那个临死前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小姑娘曾向东。
如果她活着，今年应当是五十八岁。她可能和我一样经历了插队生活，并且在那里弄清了眼前这个世界；她会有自己的初恋，会在恐惧与颤栗中和她爱的人度过能够让人融化的新婚之夜；她会怀孕，会生下胖胖的宝宝……她会和我们一样，在这个并不美好、但是仍旧让我们留恋的世界中行走人生；她会和我们一样体会烦恼和欢乐，和我们一样为生计、为精神的成长孜孜以求；如果她是一个爱学习的人，她非常有可能成为作家、科学家，站到哈佛大学的讲坛上，出现在核试验工地上；她更有可能成为企业家，成为给家乡带来福祉的人……即使她没有得到这些成功，她至少还是一个女人，一个享受生命的女人，她爱自己的丈夫，也有可能在丈夫之外爱上另一个让她心动的男人；她把人生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儿子或者女儿身上，操劳着，奋斗着。当她俏丽的面容变得憔悴之时，她可能会解嘲说：“人老了嘛！”但是在和丈夫独处的时候，她仍然希望丈夫认为她年轻漂亮，仍然渴望丈夫的亲热……然而，这一切都是我的想象啊，都是我的想象。那个试图像一个女人那样活着的人，在十六岁那一年被人掐断了生命，被定格为印在报纸上的那个绝对不会被政府承认的“烈士”。一个女人一生经历的东西都与她无缘了，她甚至从来没有被男人拥抱过，她连男人的手指尖都没有碰过。
有人希望我们忘记历史，好，我们忘记它，我们不再提起它。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曾经活生生存在过的人，不能忘记他们临死前呼喊过的口号。正是那些口号振聋发聩地提醒我们：他们是不应当死的！他们不是死于幼稚或者无知，他们是死于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
这场谋杀就是从四十二年前的五月十六日开始的，就是从那个“通知”开始的。
记住今天吧！记住“五一六”，记住这个因为不许被记住而必须记住的日子，记住每一年的今天，每一年的今天都要想一想作为一个人应当想的事情，用它来祭奠消失了的历史，祭奠那些消失在历史中的人，这是目前我们应当做也必须做的事情。
在一定意义上，祭奠历史也就是祭奠今天，祭奠历史中的人也就是祭奠今天的人——因为，直至今天，你仍然脆弱如草，你仍然无法保证你的命运、你的民族的命运、你的祖国的命运不被什么人决定或者“通知”，你仍然无法保证四十二年前那个普普通通的日子里发生的事情不再发生。
（2008-5-16凌晨）
（本文同时在“天益网·陈行之专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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