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涨价了，汽油涨价自然让人想起吞噬汽油的汽车，想起汽车自然又要让人想起公务用车，想起公务用车又让人想起让人惦念的公务用车改革……说实话，在这一连串联想中，我再次感到一种无可奈何的疲累不堪。

　　关于公车改革，我们已经十分兴奋地听说了将近20年，在我的印象里，中央为这件事也很是着急上火，2004年底，全国机关事务工作协会一位负责人就曾经郑重宣布中国公务用车改革试点工作即将开始。这位负责人在这次讲话中透露，各地政府采购汽车的数量每年都以超过20%的速度递增，中国政府2004年的采购规模已达2200亿元，其中仅汽车采购额就高达500亿元，公务用车的高额支出已成为各级财政的沉重负担，有些地方的老百姓把官员的“坐骑”比喻为“屁股底下一座楼”……这就是说，这是一项绝对不能再拖延的工作，应当在短期内解决。那么，怎么个解决法呢？该负责人称，中国公务用车改革的基本思路是自下而上，改革到厅局级领导干部，厅局级及以下的干部将可能取消专用公务车。

　　这位负责人说得多好哇！我们当时心里是多么温暖呀！是多么激动啊！

　　然而，事情随后怎样了呢？

　　没怎么样，我们听到了巨大的雷声，却没有见到甘霖普降，相反，在勤劳的公仆们艰苦努力下，公车消费随后迅速窜升到了每年3000亿元，达到了一个让人赏心悦目的数字——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句话来形容，那就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难道党中央的郑重部署没有被落实吗？究竟是什么人拖延了这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改革？笔者非专业人士，不敢妄议，也不敢议论说什么事情办得好或者不好，我只能就我了解到的情况谈论一下自己并非愿意谈论的意见。

　　让我们感到异常欣慰的是，这次我报告的是好消息：中国公务用车改革在这几年里并非完全没有被推动，实际上它早已经在一些地方被推动并且被落实了，落实得很好。

　　这里有两个来自地方的数据。一个是海南省澄迈县，这个县的公车改革是这样弄的：将公车拍卖，然后按照不同级别的公务员发放标准不一的“公务活动交通包干费”，发放标准为正县级（正处）领导干部每月补助3200元，正局级（正科）实职官员每月补助2200元，科员和办事员每月补助250元；另一个是广东省珠海市，这个市是怎么弄的呢？与海南省澄迈县思路相同，具体标准略有出入，他们的发放标准为市直机关正处级每人每月3000元，正科级每人每月1700元，科员和办事员每人每月700元，职工300元。最近，我又听到东北某市已经付诸实施了的公车改革方案：市级正副领导按照每人每个月4500元标准补贴，一次性发放5年的补贴额，这就是说，我们这些可爱的公仆已经一次性拿到补贴款25万元。

　　很好，我对这些数字和做法不持异议，但是，我在这里提供另外一组与上述数字同时发生的数字。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04年我国进城农民工1.2亿，全国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为539元，同期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为1335元，或者换一种说法，全国城镇及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为937元。

　　据新华社消息，2005年初，国务院领导同志就研究解决农民工问题做出重要批示，要求国务院研究室牵头，对农民工问题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国务院研究室历经十几个月调查，在深入研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起草形成了《中国农民工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亿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大约2亿人。2004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被调查农民工的月工资主要集中在500元到800元之间。2004年，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为780元，约平均消费支出290元左右，平均全年节余3000元左右。在被调查者中，基本能按时领取工资的达到47.78%，有时延期和经常延期的比例达到35.68%和15.68%。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仅占53.7%，没有签订的占30.62%，15.68%的农民工居然不知道什么是劳动合同。在被调查者中间，每天工作8小时以内的仅占13.7%，8至9个小时之间的达到40.3%，9至10个小时之间和10小时以上的分别占到23.48%和22.5%。

　　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目前我国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493元，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3255元。资料显示，至少到2005年6月底，一些地方政府制定的月最低工资标准，南京为620元，苏州为620元，深圳为610元，北京为545元……这就是说，这些城市虽然经济较发达，人均收入水平较高，但是最低工资标准却很低很低。为此，经济学家曾经强烈呼吁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然而，由于鬼也不知道的原因，各地在这个问题上动作缓慢。

　　资料还显示，在前面那些公仆们进行公车改革的时候，我国判定农村极端贫困人口的标准是年纯收入625元人民币以下，不到80美元。而美国的贫困人口标准是年收入在10000美元以下，低于这个标准就有资格享受社会救济。两相比较，我国农村极端贫困人口标准仅为美国的一百二十五分之一。我牢牢记得的另一个数字是：目前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或者高于美国的十分之一。

　　可能有人要断喝：“你提供这些数字什么意思你？！”

　　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说明，改革在某些部位已经成了改革者攫取社会财富的盛宴；我只是想说明，我们那些亲爱的公仆们仅仅从公车改革这一项改革中就攫取了多么巨大的利益——他们每个月拿到的交通补贴已经远远超出农民工每天超强度工作12个小时的月平均工资收入，已经远远超出了全国城镇职工的月平均工资收入，甚至，一个公仆一个月拿到的交通补贴已经达到农村居民每人年均纯收入的总和！甚至，公仆们每个月单是拿到的交通补贴，就已经达到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6倍！达到我国农村极端贫困人口收入标准的60倍！

　　还要说什么吗？任何有良心的人——我们把标准放低一些，不要说什么人民的公仆——面对这样一些对比强烈的数字，都不会无动于衷。

　　我觉得我把意思说明白了。

　　公车改革让人想起官方公开承认“基本”失败的医疗改革，让人想起名为教育产业化实则公开掠夺人民的教育改革，让人想起不断强化行政垄断的所谓国有企业改革，让人想起不知名堂的金融改革，让人想起历时十几年、到今天已经崩盘却没有人说它崩盘的股市风云，让人想起谁也说不清或者谁也不愿意说清的房地产暴利，让人想起金融、电信、石油、航空等政府垄断部门高级管理人员跳出社会主义“五界”管辖之外的巨额收入，让人想起令世界瞠目的矿难背后无所不在的官商勾结，让人想起党和人民在日益猖獗的腐败面前的尴尬处境……让人想起很多很多。

　　之所以让人想起很多很多，并不是因为改革，恰恰是因为改革没有到位或者说根本不是正确意义上的改革所致，此类改革的最显著特征是权力主导，是利益集团凭借手中的公权力借改革之机为自己大量攫取社会财富，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又在于真正的改革主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缺位。人民群众之所以缺位又是因为他们缺少相应的政治权利，他们缺少相应的政治权利又直接渊源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最广大的人民始终处身改革之外，就永远无法摆脱被改革者算计的命运，难以避免出现由于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行政腐败蔓延造成社会矛盾加剧，引起部分群众对现实生活中的消极现象不满的局面。我以为，这种局面的出现，对党和国家都是极为重要的不容忽略的大问题。

　　公车改革在中国伟大的改革事业中仅仅是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就是这样一件小事，用了将近二十年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一代人的时间，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可见改革之难。在一定意义上，人民群众所要求的改革实际上很简单，就是要求公平，要求得利者——尤其是那些凭借权力的得利者——让利，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个简单要求竟然如此难于实现，这就使我不得不想到，如果不落实老百姓的政治权利，以此形成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此类事情将永远都会像是在与虎谋皮。

　　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番情景——假若你跟老虎商量：“你的皮不错，把它剥下来给我怎么样？”你知道老虎会作何感想？它会乖乖让你剥它的皮吗？它绝对会很不高兴，说：“我这张皮如此斑斓漂亮，凭什么要给你？”它甚至有可能十分愤怒，连解释都不解释，“哞”的一声扑将上去，你的小命就没了。

　　所以，一定要小心。

　　（2008-6-23凌晨）

　　（本文同时在“天益网·陈行之专栏”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