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二回   父母年小早成家  　丙子丁丑饿死人
  
　　到了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初，也就是公元1922年，当祖母又生一女，即姑母秀芳后，一家四口的生活也就越发艰难起来。可能是由于祖父经常外出躲债，无法正常料理家务，父亲在读了几年私书之后，也在家学着做农活，并在农闲时，跟着堂兄弟们外出跑些短帮生意。可能是为了解决家里缺乏劳力的紧迫问题，父亲在十七岁上便将比他年纪还小两岁的母亲接过了门。不过这在当时的农村，己是很普遍的社会现象了。
　　父亲在读私塾时，由于天资聪明，不但练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还学得一手好算盘。自从婚后家里多了一个帮手，于是便又借钱从族家长辈树超（大宽之父）那里，佃了几口盐水井来，自家学着用当地木工自制的一种六方木制专用园形车，配上专用的大姆指粗的篾索，以及用慈竹做成的长二丈左右的吸筒搬回盐水。并同母亲一起，自已学着熬盐，然后用驮牛运到县城盐店街或五面山下的元坝口，卖后赚钱养家。虽然父母亲的年纪都还很小，但他们却勇敢地挑起了佃井烧盐和农业生产的两付重担。
可能是由于早婚和艰苦的生活条件，再加上繁重的盐业和家务劳动，父母婚后多年都未生育子女。这对于普遍抱着"早栽秧，早打谷；早养儿子，早享福"的封建世俗观念的，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农村父母来说，肯定是一块不小的心病。
　　信佛的祖父母和父母亲，为了能够早日抱子见孙，不知道跑了多少庙门，许了多少誓愿，给"送子娘娘"和观世音菩萨烧了多少香腊纸帛。但直到1935年，祖父患重病时，仍未见到有孙儿和孙女出世，含恨离世。
　　祖父去世后，可能是由于悲伤所至，祖母也多病起来，家庭的重担全部落到了年轻的父母亲身上。更不顺心的事也接踵而来。那就是刚办过了丧事，却又碰上了从第二年起的丙子、丁丑接连两年的特大旱灾。
我在儿时，曾经常听老人们摆"龙门阵"说，丙子（1936）年的春天起就很少下雨，不少河边田都未栽上秧子，夏季粮食严重减产，秋季不少田地基本无收。而秋后种下的大、小麦和碗、葫豆，由于下种时土地就很干燥，下种后整个秋冬和第二年春天都一直未下过一埸雨。播下的种子一直没有发芽。到了第二年即丁丑年的春天，到处的田地仍是一片片荒田空土。有人将干土刨开时，头年播下的种子仍原样未动。于是不少人竟一窝一窝地，在田地里面将还未发芽的种子一粒粒刨出来，用来充饥。他们就这样，能吃一口算一口，能活一天算一天地在死亡线上挣扎。
由于丙子年夏、秋两季的粮食就严重减产，到冬天很多穷苦人家没有吃的粮食了。到了丁丑年的二、三月间，除极少数大富人家还有吃的粮食外，绝大多数庄户人家都断了炊。虽然城里有官府和少数富户开仓放粮，或发偿饭救济灾民，但都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众多灾民的饥荒口粮问题。由于整个四川境内受灾的面积很大，上级政府也束手无策。所以造成众多灾民只有靠吃粗糠、野菜、草根、树皮和观音土（一种白色泥土）维持生命。结果造成众多灾民有的拖儿带女逃往他乡讨口要饭；有的因严重缺乏营养害水肿病，饿死沟渠；有的则因粗糠和观音土等东西吃得过多，拉不出屎来，最终变成冤鬼。传说南部县城及附近，由于饿死的人可能有成百上千，无人收尸，只好在县城西郊的一带路边，挖万人坑，专门用来埋无人认领的无主尸体。南部解放后，直到六、七十年代时，在城西三里多远的冯家店，即现在的兴安路收茧站附近，都还可见一个宽约20多米、深10来米的大坑还未填平。有人说，这就是过去的未填平的万人坑。
　　听老人说，到了丁丑年夏天，干旱的天气稍微有缓和，秋收以后下种时也下了一点小雨。所以第二年，即戊寅年的春荒也有所减轻。到夏季栽秧时，这年雨水特别充足，连过去从未栽过秧子的牛窝凼都栽上了秧，这年秋天南部县到处都是一片丰收，农民这才从死亡线上缓过气来。
　事有凑巧，也可能是由于年成转好的原因，我的家庭也是时来运转，喜从天降，而且是三喜临门：不但同大家一样，在戊寅年的秋天获得了粮食的丰收，而且还在阴历九月十六日盼来了期待了多年的孙儿的出生。在我出生后刚好满月的时候，又为我的姑母办了喜酒，完成了祖母和家里的又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