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布时间：2006-04-17 07:05 点击数：630
1993年，我在驻xxx国大使馆任一等秘书，3月的一天下午，我刚下班从使馆回到家（使馆统一办公，但因馆舍紧张，大部分馆员在外边租民房住），就听电话铃响，原来是大使让我立即回到使馆，说有紧急任务！我三步两步跑到楼下，开车赶往使馆.走进张大使的办公室，见领事部的一位同志也在，我立即想到，一定是有中国公民在这儿发生了什么麻烦。果然，大使非常严肃地向我们介绍了情况并交待了我们要去执行的任务∶代表中国使馆去调查中国劳工被警察殴打事件。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91年，该国一个大型钢铁企业极缺高级机修人员（四级工以上的车、钳、铣、刨等技术工人），为解决这个问题，该国政府与我国协商，由我国xx省派出100名工人，以劳务输出的名义到那里去工作，劳务费由该国用生铁支付我国，这些工人的工资由国内支付，在国外期间由该国厂方只发伙食费及少量补贴。于是，双方签订合同，有效期五年，合同还规定，如任何一方在合同有效期内要终止合同，必须向对方支付巨额违约金。问题就出在这里。
1992年，该国发生严重经济危机，工厂严重开工不足，大批工人失业，市场物资短缺，这个钢铁厂当然也不能幸免,他们又不想承担违约责任，于是，他们就处处制造摩擦，想逼我们主动撤回国内，并由我们承担违约责任。但经双方谈判，该国厂方同意我方大部分工人暂回国休假，待形势好转时再回来，双方都不算违约，本以为事情结局还算顺利，没想到工人们回国时出了问题。要知道，这些工人有这次出国机会多么不容易，因此，他们大多都省吃俭用，存了一些当地货币，可这些货币带回国内一分不值，所以回国前，他们要用这些货币去购买商品带回国。这100多人集中采购在当地（那是个小城市）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抢购风”，同时也使一些当地人害了“红眼病”，当第一批回国工人（二十多人）在火车站候车时，（计划乘火车到该国首都，再转乘飞机回国）“麻烦”终于“爆发了”。
的确，他们的行李太多了，二十多个人共一百多件行李在站台上堆得像小山一样，起初，只是有些人围观并议论纷纷，后来，人越来越多，终于爆发了哄抢！我们的工人当然不会无动于忠，于是发生了混战，警察闻讯赶到后，不但不制止哄抢，反而加入了抢劫行动，并动用了警棍、手铐来对付手无寸铁并正被抢劫的中国工人！结果，这些工人没能按计划乘上火车，东西也损失惨重，无奈，只好又返回工厂驻地，他们的领队不远千里赶到使馆汇报了这个情况。这就是“事件”的基本过程。
当我和领事部的同志接受任务后的第二天，便乘飞机赶到了出事的那个小城市。在
我们出发之前，大使交待了两条原则∶一是要代表使馆好好慰问工人同志们；二是要把事情的经过调查清楚，但对外不要轻易表态。那天下午四点多钟，经过近两个小时的飞行，终于到达了那座钢城。当我们找到了他们居住的公寓后，已近下午六点，“使馆派人来了”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大家奔走相告。他们的领队坚持要请我们吃饭，为我们接风,盛情实在难却。当时，厂方拖欠生活费，他们的生活比较困难，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我们偷偷跑到街上买了酒和肉。“接风宴”摆在他们领队的宿舍里，饭桌上只有四个人（领队、副领队及我们二人），可屋子里及走廊里站满了工人们，气氛非常热烈，其情其景令我终生难忘！我心里很清楚，我们算老几？还不是因为我们是使馆的，而使馆是代表国家的！我深感自己的责任。
连夜，我们找有关工人进行了座谈，详细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做了认真笔录。第二天下午，我们来到警察局了解情况，没想到那位警察局长爱搭不理，极其傲慢地说∶“在我们的领土上，按照我们的法律办事，其他人无权干涉！”。听了他的话，一股火气直冲脑门，我一时失去了理智，啪的一声，拍案而起，把那家伙吓了一跳，领事部的同志拉了一下我的衣角，我立即冷静下来，重新坐下，但仍十分强硬地说∶“我们是中国使馆的外交代表，至于事情的谁是谁非我们可以暂不做结论，但你必须配合我们把事情调查清楚，否则，由此所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你负责！”我心想，“岂有此理！持有普通因公护照的中国公民在这里遇到麻烦，难道作为外交机构的中国使馆连问问都不行！？”我的话还是让那位局长清醒了不少，后面的事就顺利多了。回到使馆后，我们写了调查报告报回国内有关单位，并与该国外交部进行了交涉，事情最终得到了比较圆满的解决∶该国官方公开道歉，对被抢工人进行了部分赔偿（有不少工人根本就说不清到底被抢走多少东西，是被围观群众抢的，还是被警察抢的，让他们指认，也稀里胡涂）。经双方平等协商，同意中止合同，不久，工人们全部安全回国。听说他们回国经过该国首都时，领队特意跑到使馆表示感谢，可惜当时我又出差在外，没有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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