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三回　 小时拜寄李干娘　　童年故事今难忘　

我的出生，给全家带来了无比的欢乐。当我长到大约三、四岁时，常常听到婆婆和母亲给我讲很多新奇的故事，至今记忆犹新。

例如，信佛的祖母和父母亲，一次在请一个走乡串户的算命先生为我算命时，那人说我命大，需要另外为我找个干老子，将我拜寄给别人才好养大。祖母每逢阴历初一和十五，都坚持要到对面太洪观山上的庙子里参加佛会，听讲佛经和烧香拜佛。他们对算命先生的话深信不疑。为了保我一生平安，可能在我还很幼小的时候，便将我拜寄给了当时住在双桥子老埸东桥头的一户姓李的独身女子。于是，我便有了一个干妈。并且给我取了一个吉祥的名字:“路长”。意思可能是说：一生走的路很长，活的岁数大。一定长命百岁。

在我的印象中，干妈对我十分喜爱。每逢年节，我都要在祖母或父母的带领下，到干妈的家里给她拜年或送节。干妈的母亲姓王，是个己有60多岁的、驼背差不多快到90度的老太婆。我喊她做干婆。干婆头上戴一顶布做的披至肩背大风帽，手里杵一根拐仗，加上一双小脚，走起路来虽然有些一拐一拐的，但是说起话时却很有精神。干婆和干妈都信佛教，在家里专门设有经堂，供奉着观音菩萨的神像，周围插着很多彩色的纸花，还摆着各种供品，点着白天晚上都不熄灭的万年灯。干婆还坚持每天按时坐在供桌前的木椅上背诵佛经的经文。同时，还一边用一只手拿着一个小木捶，缓慢而有节奏地，敲着那“梆”、“梆”、“梆”地发音的木鱼；另一只手则不断地用手指头扒数着那一长串永远也数不完的佛珠。看起来使人感到十分神秘。

    还在我幼年能记事的时候，看上去干妈大概比我的母亲的年龄要大些。听说在她还小的时候，经常生病，身体极差，后来向菩萨许愿吃素信佛，果然疾病痊逾。于是，在家人的支持下，她便毅然决定终身吃素拜佛，并且永不出嫁，独守终身。但是，她却也从此有了不少的拜干儿和拜干女，一年四季并不感到有什么寂寞，特别是到了年节期间，家里更是热闹极了。直到解放后，我上了南部中学，才很少到干妈家去玩了。但她和干婆那慈祥的面容和身影却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　　

　　干婆的儿子名叫李绪桃，住在双桥子埸口对门的公路边。全家靠开饭店和旅馆谋生，日子过的很红火。两个孙子：科荣和连荣，都是我读小学时的同学，也可算是干兄弟。但我们一起读书时，并没有相认过。也许是他们的姑妈收的干儿、干女太多了。对于他们来说，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或者压根儿就不想知到这些事。因为确实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

　　在我年幼时，祖母和母亲经常给我讲的次数最多和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有就是我家屋后山上几里外的崩山上的金马儿吃灵芝草和1933年红军过嘉陵江的故事。

    传说这崩山子在没有崩垮以前，山顶上曾经长着一窝灵芝草。灵芝草底下的山岩里面还藏着一匹金马儿。金马儿每天不断地拉着一个金磨儿推包谷面。这金马儿推的包谷面可不能吃，因为它不是普通的包谷面，而都是金子。这金马儿推饿了时就从山里跑出来吃那个岩上的灵芝草。这灵芝草，吃得快长的快。头天吃了，第二天又长好了。所以，这金马儿就住在那山里头不走了。从来也没人知道这金马儿在这山里住了有好久了。

    忽然有一天，从北方来了一个老陕（即陕西人）。他根据山脉地理的走向，发现了这山里长有灵芝草和吃灵芝草的金马儿。于是，这老陕有一天到这里挖走了灵芝草，也同时引走了在山里推磨的金马儿。可就在这以后不久，忽然听见这匹大山惊天动地的轰隆隆一阵炸响之后，朝南的半边大山直朝八家沟的小河沟垮滑下去。那垮下去的岩石灰尘，顷刻间便把整个一条长十余里的八家沟的上空复盖的严严实实，很久很久都没散干净。从此以后就有了这崩山子了。

  　我在少年时，曾多次和同弯的娃儿朋友们，带着好奇心，爬上羊子山，走过二道坪，来到崩山子，钻进崩塌下去二十多米深的沟底，捧起一把把石骨子风化沙壤土，想看看这里曾经长过灵芝草，养过金马儿的宝地，与其它地方有什么不同。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还同县林业部门的几个同志一起，在捡查荒山造林情况时，专门去爬过一次崩山子的山顶。看那垮塌下去的沟时，仍然还有十多米深还未填平。2004年春节期间，我又带着全家祖孙三代专门到森林茂密的崩山上观赏了一回这里独特的自然景观。

　　现在，当我每次爬上县城北面的凌云山公园时，总要站在最高处向西北方向远远望去。当看到那天的尽头，有一面好是如云的高墙，由南而北蜿蜒而上，连绵不断，直接与老鸦镇的青龙山相接。这匹绵延二十多里的高山的最南端，就是崩山子的沟槽处。再往下延伸下来，就是我住家的羊子山了。为了证实山的垮塌是由于山体滑坡造成，并非是什么老陕盗走了灵芝草和金马儿的结果。我曾多次站在这大山对面的公路边名叫六垭子的垭口地方，仔细地观察对面的山形。结果发现，从崩山口处起，由南向北约长五里远的一大段山体，可以明显地看出向下垮塌了好几米的痕迹。不过一般人可能并未去注意它罢了。至于垮塌的原因，由于无人去研究它，更不得而知了。

小时候还经常听婆婆和父母亲说，1933年的冬天，有一次父亲么着牛把一驮盐（约200斤）馱进县城去卖时，恰好碰上驻扎在嘉陵江对面的红四方面军，趁冬季枯水天强行渡过江来的时候。当时，县城里的很多发财人和开铺子的商人，都害怕得丢下财产和货物跑到乡里避难去了。有些胆大未跑的游民，则趁机哄抢财物和商品。而过江的红军，凡买东西，或取走货物，都坚持要用银元或当时红军在江东建立的川陕苏维埃政府发行的“布票子”（布币）支付。那天，父亲运来卖的那驮盐，恰好遇上红军买盐，除支付一些银元外，还给了一大把只有在河对岸苏区才能使用的“布票子”。

当时，在嘉陵江西岸的国民党统治区，这些红军发的“布票子”不但不能使用，如被政府发现哪家私自收藏，还要以“私通共匪”论罪。我父母为了避免出事，但又舍不得丢掉它，于是便将这些“布票子”塞到楼上盖房的麦草内。就这样，一直藏到解放后的五十年代初。一次，当我在无意中从房上的麦草里发现有几小扎比现在的百元大钞稍大一些的、分别用白色和兰色棉布印制的“布票子”拿出来玩耍时，祖母才告诉了我这些“布票子”的来历。

    但由于我当时年幼无知，并不懂得它的珍贵，后来竟把它随意丢放和私自送人。剩下的少数几张，保存到七十年代初，又被家里的几个孩子拿出去玩耍，全部丢光了。至今仍使我感到痛惜不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