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布时间：2006-12-09 12:50 点击数：438
描述： 陈永贵故居门前
图片：
描述： 大寨展览馆前的陈永贵头像图片：
第十日：昔阳县…大寨…北京
看大寨，忆旧情，感慨不已
连续几日的连阴雨天气终于画上了“句号”。早上七点多钟，大家整理好各自的行装到汽车旁集合。多日难得一见的太阳公公终于露出了它红红的笑脸。我们这次的自驾车山西陕西游的最后一个项目就在这个晴朗的秋日早上拉开了“序幕”。
我们今天的计划是，在参观游览大寨后启程回家。从昔阳县城到原大寨大队相距仅4公里。按照我的想象，这条路该是宽敞、平坦的高等级公路。因为当年大寨最辉煌的时候，经常有国家和外国的领导人前来参观访问。但事实是，这条路虽然够宽，可并不平坦，其中很长一段路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坑或沟，很明显，这是超重的运煤车轧坏的。看来，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前，这个曾是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的“圣地”也没有能“免俗”。
提起“大寨”这个名字，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似乎有些陌生，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它的名字是那么的响亮，罩在它头上的光环是那么的耀眼！因为大寨曾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我国农业战线上的光辉榜样，大赛的事迹也曾教育和鼓舞了几代中国人。
经过十几分钟的行驶，我们的车来到了大寨的门口。这是一面用石块砌成的高大围墙，将大寨村围在了里面。围墙中间有个大门洞，门洞两侧各有一条红色的大标语：“自力更生”和“奋发图强”。这样的标语不由得又让我忆起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而如今，在其他地方，像这样的标语恐怕已经久违多时了。门洞的上方有一条横幅：“大寨人民欢迎您”，围墙顶部挂着《大寨》两个鲜红的大字。围墙的外面是个偌大的停车场，停车场的前面是一排卖旅游纪念品的店铺。
停车场上稀稀拉拉地停着几辆挂外地牌照的小轿车。有好心人告诉我们，现在正值旅游淡季，所以游人不多，你们的车可以直接开进围墙的大门，停进村里。穿过门洞，我们的眼前豁然一亮，原来这里有个小小的广场。广场的地用砖、石铺成，很干净整洁；广场左侧靠近门洞的地方有栋很漂亮、很气派的二层楼房，门外挂着“大寨村党支部”、“大寨村民委员会”的牌子；旁边还有一栋略显陈旧的楼房，村医务所、村民活动站等就在这所建筑里面。这座楼房不远处有棵枝繁叶茂的大柳树很是显眼，我们就把车子停在了大柳树的树荫下面。后来听说，这株大柳树下面曾是村子里的“饭场”。原来当地农村人在吃饭时有端着饭碗到外边扎堆儿吃饭的习惯，这棵大柳树就是当年大寨人扎堆儿吃饭的好地方。当年任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陈永贵就经常利用吃饭的时候，在这里给社员们开会，布置生产任务，传达上边的精神，讨论村子里的重大事情，征求大家意见……等等。
广场的右侧是长长的一排窑洞式的用条石砌成的二层楼的民居。据说这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由大寨人集体(大队)出资修建，然后分给队里的社员们免费居住。这在当年中国的农村是件很了不起的事。住在一层面向广场的一些村民利用自家的住房办起了一家家“农家院小饭店”。此时正是上午八点来钟，我们没吃早饭便匆匆赶往大寨，其目的也是为了尝尝这里的农家饭。没料到的是，在吃饭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事，使大寨在我心目中的光辉形象打了不少折扣。
这是个大寨村普通的村民家庭，有对青年夫妇和一位老太太，青年丈夫是厨师，女的就是“跑堂”的。他们将面对广场的一间较大的房间改造为供顾客吃饭的饭厅，另一间较小的就是厨房。饭厅的后门通他家的小院，院子后面还有二间卧室。卧室的门都敞开着，里面的情况一览无余。主人说可以进去参观。青年夫妇的卧室内摆着沙发、大衣柜等透着现代气息的家具，也有彩电等电器；而另一间老人的卧室内的摆设就显得陈旧得多，除了火炕外就只有几口旧木箱子。有意思的是，这两间房子迎门的墙上都挂着毛主席的像。后来得知，大寨村的村民家中几乎家家都是这样，有的人家还挂陈永贵的像。
在我们的要求下，饭桌被摆在了小院子里。女主人很热情，她麻利地送上菜单。我们共点了10碗小米粥(每碗1元)、4张烙饼(每张4元)、1盘烧农家豆腐(10元)、1盘炒柴鸡蛋(12元)、1盘杏仁拌苦菜(12元)，总计60元。点菜时，有人随口问了句：“1盘炒鸡蛋用几个鸡蛋？”女主人答：“8个”。点完菜，有2位女士便到厨房里去参观，结果发现男主人只打了6个鸡蛋就要开炒，最后在2位女士的“监督”下，女主人很不情愿地又加上了2个鸡蛋。本认为这件事也就到此结束，万万没有想到，为了这点事，那位丈夫竟当着我们的面，将怨气撒在自己老婆身上，打了她二记响亮的耳光！可是挨了打的女主人连吭也没敢吭一声。据说打老婆是某些农村地区的陋俗之一，如果一个男人不敢打自己的老婆，会被人们认为是“窝囊废”、没出息、而让人们瞧不起！让我心里不是滋味的是，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在这个闻名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昔日中国农村的先进典型竟然还保留着这种落后的陋习，真是令人悲哀啊。
饭后本打算去参观“陈永贵”故居，可我们却吃了“闭门羹”。村里人说，管理“故居”的是陈永贵的长子陈明珠。他在昔阳县城买了住房，每天上午九点三十分以后才会来开门接待参观者。既然如此，我们也只好先去参观“大寨展览馆”和“虎头山森林公园”，及瞻仰在虎头山上的陈永贵墓。
大寨展览馆坐落在离村子不远的虎头山下，门票是25元。馆内以大量的照片、图片、实物、以及说明等，详尽地介绍了大寨村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经过大寨人多年近似拼命式的、改天换地般的艰苦奋斗，使大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当年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成了“人定胜天”这句豪言壮语的实践者和榜样。
展览馆门前有个用花岗岩雕刻的陈永贵头像，头像被立在高大的石头基座上。头上扎着“白羊肚毛巾”的永贵大叔慈祥地微笑着面对展览馆的大门。头像雕塑的后面就是被称为“虎头山”的小山包，陈永贵的墓就在小山包的顶上。虎头山上遍植苍松翠柏，使得满山青翠，真是名副其实的“森林公园”。从山脚下到山顶上的墓碑下，有用条石修建的台阶，这条石头的“长廊”完全被“淹没”在树的“绿色海洋”中。介绍说，这些石阶分成三组，共计118级，各组台阶之间都有较宽的石平台相连。最下面的一组是8级台阶，代表陈永贵在中央工作了8年；中间的一组有38级台阶，代表了陈永贵38年的党龄；最上面的一组是72级台阶，代表他逝世时享年72岁。我边仰望他“高高在上”的墓碑，边慢慢拾级而上，感觉到这座依山而建的陵墓很有些雄伟，与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墓，即南京的“中山陵”颇有相似之处，只是规模小得多。
站在虎头山上的陈永贵墓旁举目四望，对面连绵起伏的山上种满了果树等经济林木，显得郁郁葱葱、生机盎然。有人告诉我们，那边就是大寨著名的“七沟八梁一面坡”。介绍说，原先大寨村周边的山都是光秃秃的，几乎寸木全无，到处都是沟壑纵横。因为水土流失相当严重，这里的生态环境异常恶劣，可以说是十年九灾，非旱即涝。解放前的大寨村有村民360多人，仅有700多亩零零碎碎地分成4千7百多块散落在山沟土坡上的贫瘠农田。当年有首形容大寨贫穷的歌谣：“打长工，没铺盖，卖儿女，当乞丐，有女不嫁穷大寨”。解放后，在贾进才和陈永贵为首的前后两任党支部领导下，依靠集体的力量战天斗地。他们大干、苦干、拼命干、采石垒坝，填土造田，修了大片的人造梯田，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的较量中，他们屡败屡战，不屈不挠，终于改变了大寨贫穷落后的面貌。大寨的经验和事迹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并被推广到全国，曾在全国掀起向大寨学习的热潮。陈永贵也成为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后来还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在陈永贵墓碑附近还立着一块墓碑，那是郭沫若先生的墓碑。1965年12月，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率中科院部分科研人员到大赛参观学习，郭老深深被大寨人的事迹而感动，当场即兴赋诗《颂大寨》一首：“全国学大寨，大寨学全国，人是千里人，乐以天下乐，狼窝成良田，凶年夺大熟，红旗毛泽东，红遍天一角。”并立下遗嘱，要求死后将其骨灰的一部分撒到大寨的虎头山上。郭老逝世后，中央遵其遗嘱，派专机将他的骨灰撒在了这里。
另外，我在虎头山上还看到离大寨村不太远的另一个山坳里有一片高档别墅区，有几排式样新颖、颜色鲜艳的二层别墅错落有致的排列在那里，显得很有档次。我数了数，大概有20多栋。听人介绍说，那是大寨村的商品房，大寨村民以5万5千元即可买一套这样的别墅。当然，能住上这样别墅的村民也是属于村子里“先富起来的”少数人。很清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在这个昔日集体经济的模范村仍然效力显著。
走下虎头山，重回大寨村，这时已是上午十点来钟，“陈永贵故居”终于开门了。我们之中年龄最小的迪迪提出他身体不适，想坐进汽车里休息一下，就不参观“故居”了。他还说他不知道“大寨”是怎么回事，更没听说过陈永贵是何许人，所以他也不感兴趣……。
“陈永贵故居”和其他村民的住宅一样，是个极普通的农家小院。小小的黑色木门上方挂着写有“陈永贵故居”的匾牌，门的两侧是副对联：“一生耕耘锄月创神农新路”、“半世从政为官显清廉哲贤”。走进“故居”的门，就是个小小的院子，对着门是两间正房，院子两边有几间较矮小的偏房，陈永贵就是在这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农家小院里接待过数位来此参观、访问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外国的政要。介绍说，陈永贵调到中央工作并担任国家领导人后，他的工作报酬并没有改成薪金制，他的家人仍靠在大寨大队挣工分过活，而他本人在北京领取很有限的一点现金补贴。当時，他每年都抽出一定时间返回大寨，每次回来，也还是住在这个小农家院中，也还是和以前一样与乡亲们一起下地参加劳动，还抽空搞些调查研究。
“故居”中的其他房间都上了锁，只有一间对着院门的正房开着门，一对中年夫妇正坐在房内闲坐，见我们进来，女的忙站起来主动和我们打招呼。她自我介绍说是陈永贵的大儿媳，又指着旁边的男子说，他就是我的丈夫……陈永贵长子陈明珠。我环视着这间不大的陋室，一种敬意自心底油然而生：一铺土坑占据了屋内的一半面积，里面一溜木箱靠墙而立，旁边还有一张写字台和一把椅子，这就是屋内的所有摆设。墙上挂着一排照片，是一些领导人或名人参观“故居”时与陈明珠夫妇的合影。炕上摆着几本名为《陈永贵传》的书，书的扉页上有陈明珠的亲笔题词。我花了15元买了1本。陈明珠坐在写字台前的椅子上默默地看着我们而一言不发，此时此刻的我们也不知该说些什么，所以同样是默默地在屋里仔细观看着，然后又默默退出。
我曾问过村里一个卖纪念品的小姑娘，我问她大寨还是集体经济吗？她说早就不是了。她说土地跟其他地方的农村一样，就不用说了；村里的企业也都是股份制，郭凤莲就是“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的董事长，也是这家企业的大股东之一。据说有人曾问过郭凤莲，是否愿意再回到集体经济的年代，回到“农业学大寨”的岁月？她爽快地回答：“那不行啦！过去的路子不能走啦！”当大寨的村办企业面临改制的时候，郭凤莲发出过这样的哀叹：“不转制不行，国有企业已经有很多教训了！集体企业的效益比国企好，私企又比集体企业好，因为集体企业始终不能让成员把集体财产像个人财产那样珍惜爱护。”令人感慨万分的是，像大寨这样曾依靠集体力量创造出让世人惊叹的集体经济奇迹的先进典型在市场经济大潮面前，竟也招架不住，败得也是这样惨烈！简直就是一败涂地。
历史有时真的很会开玩笑。据我所知，“文革”结束后，的确有人对大寨经验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大寨是“极左路线”的产物，大寨的做法是“拿人不当人”。他们的目的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大寨，并对大寨进行严厉批判。因此，陈永贵也成了有争议的人物。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陈永贵辞去了一切职务，闭门思过，在郁郁寡欢中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
我想，发生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里的某个历史時期的某些事情，是很难用几句话说清楚的，更不可能用一个“对”字或“错”字加以简单评判。但是，我要说的是，做为一个人，不可以没有精神！做为一个民族，不可以没有神圣！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面对强大的侵略者，不屈不挠、以死抗争，这毫无疑问是一种民族的神圣，是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同样，大寨人为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不屈不挠的苦干、死干的精神也是一种神圣！面对这样的精神，面对这样的神圣，我们除了肃然起敬外，有什么资格横加指责？当然，我们学习和继承的应该是大寨人那种精神，而不该像“文革”时那样，将它当作教条，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陈永贵是个英雄，是个不乏悲剧色彩的英雄。
当我们走出“陈永贵故居”，来到停车的大柳树旁时，附近一家旅游纪念品店正在播放“文革”中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的录像光盘，店门外面的喇叭里传来阵阵数十万红卫兵狂呼“毛主席万岁”的声音，这狂涛般的呼叫声在村子广场上空回荡，打破了小山村刚才的宁静。迪迪此时也正打开车门仔细辩听着。见我们走来，小伙子好奇地问那边的喇叭里播放的是什么？怎么听不清人们在喊啥呀？我看着这个青年人那双略显稚气的迷茫的眼睛，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涌上心头，我再次真真切切地感觉到，那个时代不但真的结束了，而且已经远远离我们而去。
中午近十一点，我们结束了在大寨的参观、游览，踏上了返京的路程。迪迪的感冒似乎有点加重：开始发烧。有2位女士也有要感冒的苗头。连续10天的“奔波”、游览，大家的体力消耗都不小，身体也到了极限，我和老米尤感疲惫，看来这最后的、最艰难的一段路程只能靠我和老米我们两个老头子了。在高速路边的一个服务区吃过午饭后接着赶路，有段路，车上的几位都睡着了，鼾声也勾得我一阵阵发困。为确保安全，小迪迪还为我和老米买了提神用的“红牛饮料”，并且每行驶几十公里就在“服务区”休息一下。晚八点多，我们终于安全地返回小区，圆满地、胜利地结束了这次的自驾车山西、陕西游。
这次自驾车出游共10天，总计行驶了3千2百多公里，平均每人花费2千元多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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