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惴惴不安地将我刚脱稿的系列散文《情事烟云》贴上了我的博客，我不知到底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和目的，只是稠稠的粘乎，脑子里恰如一锅搅不开的粥，表面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腾腾的泡，釜底却拱出浓烈的焦糊。

    我很关注我的《情事烟云》，从“爱情冲击波”到“情侣同居的愤怒”再到“枪口下的情谊”。我在乎博友们的评论，哪怕一个字符。从香茗到风儿到阿依努到张宏运，再到其他诸多，我小心翼翼地试着，紧张的心无异如履薄冰，看看有谁对我振聋发聩，有谁会触痛我的神经；虽未触痛，但确是触到了，一颤。

    中国的政治风暴的确太强劲，突来的狂飙如海啸无情地撕打、颠覆和摧毁着社会与人们先曾的政治观念、文化观念、道德观念、伦理观念、美学观念、情爱观念乃至家庭观念。我无意彻底地否定文革，虽然文革给国家给民族给家庭带来无以形容的灾祸，但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凡是都应一分为二，再黑暗的历史，都不可能从日历上从心历上抹灭，我们不可能阉割昨天。

    虽然我出身于“走资派”的家庭，受尽歧视和冷漠，但我的骨子里对现实却全然没有叛逆，反而对滚烫的耀眼的红色是五体投地顶礼膜拜；这也许是我脆弱性格所造就的悲哀，我是木偶我是绵羊，如果当时不是那从巍巍昆仑到东海之滨从北国雪域到天涯海角的能烧毁一切“封资修”的熔炉，我能被炼成绵羊？其实，那年代也不提倡“绵羊”，呼唤和炼就的却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剌”的闯将；我实际上是那个时代衍生的一个怪胎，但这个怪胎却又是千千万万，所以又成了见怪不怪。十分正统的我，自然就有了十分正统的言行和举止，一直循规蹈矩，从不离经叛道，是一个“捆着角都把得的家伙”。这一句是我们当地俗语，意即：是一个完全放心而不会滋事的人。它的原意是指，一头非常温驯听话的牛，就是不用绳子穿牛鼻，甚至将绳子捆在它头顶的犄角上，它也能服服帖帖地乖乖巧巧地接受吆喝和役使。

    八十年代初，有一部电影《苦恋》，极受邓小平的否定，被钦定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影片被打入冷宫。我没有看过这部影片，不知到底如何。后来，我看到了《苦恋》的文学剧本。我惊叹，如此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堪称美轮美奂的作品，怎么就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了？但还是不敢说出口，只在心中悄悄的琢磨和嘀咕。我想那不应是否定共产党；党伟大，不是哪个想丑化就能丑化的，想歪曲就能歪曲的。那金壁辉煌的大佛，的确是被虔诚的信徒们一天天一年年用缭绕的香火熏黑了丑陋了，但那金佛不是共产党呀。白桦开篇写道，茫茫大地萧瑟冷寂，一行大雁把“人”字庄严地写在天上！这怵目惊心的场景、文字和挣扎，反映出作者心里是如何地憋屈着压抑着，他是怎样地喊出了作为人那本原的心声；他如果再不喊出，再不让那呐喊横空出世，那他就一定会在高压仓中因得不到舒展发泄而发生人格变态变异，那结局就只有像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别无选择。我心潮起伏，惊涛拍岸。

    人，需要作人的尊严。在这里，我想到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天赋人权”，也想到法国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人权，是人生的根本，没有人权，还奢谈什么社会什么民主什么公正什么理想什么幸福。既然谈到人权，那么人性也就显得尤为地醒目了。我的《情事烟云》不正是在痛苦地捶着自己的胸脯呼唤人性吗？高尔基也精辟地说过，文学就是人学。我尝试着拿起文学这把锋利的手术刀，解剖一下自己的人性。

    时下有一句很时髦的话，叫做“人性化”。（这里插一句无关话，人性化这个词此前肯定是一个冷僻的词，不然，我现用“五笔”敲WNWX四个键，本想敲出“人性化”，可实际敲出的居然是“假货”二字！哈哈，十分的形象，标榜人性化，嘿嘿，假货而已！）是啊，人性化，何其漂亮与动人的字眼。我坚信，当毛泽东和蔡和森亚洲欧洲信件讨论成立一个共产党那天开始，当陈独秀和李大钊南北呼应成立一个共产党那天开始，他们就追求的是人性，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从没有人性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洋奴买办的治下收回人民被压榨的血脂血膏。就因为共产党的这个人性，才赢得了人民，也才赢得了天下！然而，一场人为的假想敌，却让我们一度失去理智失去人性，人与人之间，只剩下了没有情缘的阶级和斗争。我尚在启蒙中，便卷入了这阶级和斗争的滔天旋涡之中，我身边除了阶级和阵营，没有别的，心里除了革命和斗争，没有别的，眼里除了红色和白色，就只有灰色和黑色！

    一代人成了炮灰！就如八十年代末期的一个口号：宁愿牺牲一代女性，也要换来繁荣昌（娼）盛！日本的《望乡》，就是成功之路。这是又一场血腥伴着泪水的湮灭人性的风暴。好在兴风作浪地掀这风暴的人，并没有找到几个吹鼓手。否则，这将是继红潮后又一个灾难性的黄潮！既成炮灰，灵魂便成幽灵，四肢成为械具，身体成为躯壳，生命也就自然成了多余，事实也是如此。十年的红色熏陶，我从九岁到一十九岁，完整的人生塑型期就不折不扣地交给了文革，这十年，定型了我的一生，也模式和程式了我的一生。

    冷漠、呆板和机械，或许就成了我的性格写照，我的言行或举止，或许就生出了诸多的不可理喻。这种冷漠、呆板和机械，又几曾不被我自诩为高尚清廉而沾沾自喜拥有大思想家屈原的风骨。突然，当“人性化”的春风悄然润物时，我闭门自省，才发现浑身贴满了诸多的霉臭和荒唐，但这又能全部归咎于我吗？正如我在文章的开篇所写——

    “却又做了若干悖情之事，与“情”字相去甚远；这所做的悖情之事，到底是我真的无情还是时代和环境使然。当然，我还是想推卸责任，把它归咎于那个年代吧。”

    应该说这不是托词，也不是推卸责任；如果这些事轮到今天，我或许也能按今人的思维和做法，不至于太悖情理，以致今天还耿耿于怀。

    所述的举止的确是很幼稚的，以今天的眼光。无论是对“爱情”的拒绝与逃避，还是对情侣同居的愤怒，抑或是对同学情谊的宣战，都让我觉得浅薄和无知，我当是遗憾还是当忏悔？忏悔吧，让感情来得更直白。爱情，本是人类生存繁衍的永恒主题。可那个年代，怎么就成为洪水猛兽了呢？是大家都在躲避还是仅仅唯我？我是发自内心还是违心屈服？政治上的幼稚，必然导致行为上的荒唐。如是今天，我一定会从排长手里夺过本子，洪亮而激情地为战友们朗诵《爱情》。在“情侣同居的愤怒”一文中，我也显得滑稽和龌龊似乎还有几分小人，幸好这一步尚未迈出。博友阿依努对我的无聊想法忍俊不禁：

    “哈哈哈哈，老哥你别把我笑死了。千万可别因这事把那么好的一个小伙子给毁了。”

    是呀，幸好我当时没有按正统的想法去做，否则，那将是我一生的政治包袱和良心累赘，就是默默走到了人生的尽头，我也永远忏悔不完。又说这“枪口下的情谊”，表面上我委实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但细一琢磨，这又是好大一点的鸡毛蒜皮？轮到“十亿人民八亿赌”的今天，反观身边又有几许不打麻将娱乐娱乐（绝没有谁说那是聚众赌博）的，况且我自己现在也打呀。记得八十年代末期民间有一顺口溜：毛主席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邓小平像月亮，照到哪里哪里打麻将。也就是说，麻将早已是一种美化了的普及了的群众性的娱乐活动了。博友阿依努又说话了：

    “让我说实话吗？我不喜欢来赌的人。但我如果遇到这样的事也许做法和你不同，可能会情大干法。”

    她的“情大于法”，显然是在调侃揶揄我无情。是的，我的确做得有些不近情理。既然我认定“他们娱乐的成份大于赌博”，我又为何不在世人不见的夜暗里做一个顺水人情呢？而非得要用冷冰冰黑洞洞的枪口去阐释职守？他们可是我的同学和长辈啊，况且他们本质上并没有犯法。在情与法上，我还用不着“法不容情”地自我上纲上线。既如此，我为何死脑瓜就一点不开窍呢？我居然还在此大言不惭地谈情谊，试问，这又是怎么样的一种情谊——枪口下的情谊！博友张宏运说：

    “如属真人真事，事后或替他们说情或登门道歉说明情况都是很好的办法。”

    事后，我既没有去替他们说情，也没有去登门道歉，我完全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好在他们事后都没有责怪我，我们仿佛曾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我感谢他们的大度。

    人生，总是一个无尽后悔的游戏。人们常说一句话，失去了才知宝贵。为什么总要等到过去了才来后悔，为什么就不能先知先觉未卜先知。我们不是圣人，但是，完全可以做一个有情的人，只要有了情，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我们就营造了一种和谐，就酝酿了一种氛围，当我们都彬彬有礼的度过漫漫人生的时候，即使回首，也就会无愧无憾于心。

    社会是渐进的，历史是曲折的，现实终于提供一个平台，当此人性被洗去满脸的污垢而露出清丽时，我拍案而起，我要与历史对话、与现实对话、与道德对话、与伦理对话、与灵魂对话、与人格对话；责怪，安抚不了我的愧疚，鞭挞，席卷不了我的郁闷，我只想砍断束缚的绳索，毅然丢弃背负的沉重十字架。不再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