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三十五回　　人祸天灾齐降临　一日三攴六两米　

这次同我一起分配到南部城关二小的李耀坤、罗申和城关一小的苏兴荣、何腕欣（后调入南充地区文工团作演员）等另外四个新老师，都是当年从南充师范学校毕业分配来的外县人。当时，有好几个家在县城的和县城附近的同学却分配到了外地。也可能是由于我的家就住在县城附近的金兴乡，或者是其他什么偶然的原因把我分配到了城关镇的第二小学吧。

但是，你别忙着为我高兴！因为在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分在城头的学校工作，并不是什么好事情。

南部城关二小当时的校长是张才伦，教导主任是李乾玉。虽然是城关的学校，可住宿的条件却很差。添的三个人都没房子住。只好同别的男老师打伙，两人共住一间房。我被安排在中间靠西临河坎的一幢一楼一底的小木楼里，同另一位速成师范毕业的年轻老师杨建华住一起。不过，当时屋内除了两架木床、一张课桌、一条长板凳、一个洗脸架，此外再无他物。所以也能住得下来了。

　　学校原有的教师中，他们虽然工作业绩都较好，但是从专业学校毕业出来的不多。所以，我和另外两个从南充师范学校毕业的新老师，都被分配分别担任了小学五、六年级的课程和班主任。学校领导把重担压在了我们新老师的肩上，这说明学校领导对我们的高度信任和希望。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却忽略了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新老师虽然有较多的专业知识和很高的工作热情，但是都缺乏实际工作的经验。特别是在当时已经面临的越来越差的社会生活环境，对我们已经构成了严重的考验和威胁。

按照当时国家对教师的政策规定，我们这些刚参加工作的中师毕业生，试用工资定为行政24级。每月工资金额为28元。这个数目为我们在师范读书时每月四元伙食费用的七倍。由于当时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一切生活日用品，都是执行国家物价部门规定的价格。比如，由国家计划供应的大米，每市斤才八分钱。猪肉每斤二角多。棉布每尺一角多。大城市的公共汽车每站二分钱。从南部到南充100公里路的客车车票也才二元六角钱。这些都只有现在的十分之一至二十分之一左右。只是大部分工业品的价格要比现在的实际价值高。例如，一只国产的上海牌手表定价120元；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定价150元；一台电子管的收音机定价200多元。约为我们当时每月工资的四至八倍。如果比起当时农村的农民来，他们每个劳动日的价值一般才一角多钱，最低的还只有几分钱。我们就要高出好几十倍了。

这种摸彷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受到了新的挑战。在全国经历了1957年的整风反右以后，在干部中不知道是谁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就是大家都要“争做党的驯服工具”，“党叫干啥就干啥”。因此，普遍出现了一种讨好上级领导“顺杆爬”的怪现象。一时间，为了实现“大跃进”的要求，说大话、说假话、搞形式主义，弄虚作假，浮报虚夸之风盛行之极。

随着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以及城乡私营企业通过“公私合营”被全部兼并的结果，原来的所有制关系被彻底打乱。事事都讲“一大二公”，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全部“砸烂一切小锅小灶”，男女老少一律进入“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大锅钣。在农村集体生产经营管理混乱，出工一窝蜂，“遍地红旗，满山歌”，打人海战术；收工评分，只讲数量，不讲质量，人人头上一点红；禁止私人养殖生猪、牛、羊、鸡、鸭、鹅等家禽、家畜。虽然“宰了资本主义的尾巴”，不仅断了农民私人的财路，也断了集体农业生产所需肥料的重要来源。不准劳动力外出做工或做私人生意，不准赶场上街进行自由贸易，实际上是把“人民公社”变成了变相囚禁农民的“集中营”。如此等等令人发笑的愚蠢做法，在当时却无人敢讲半个“不”字。否则将会戴上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右派”或“右倾”言论这顶政治帽子，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其结果是导致人们的劳动生产和工作积极性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工作效率大大降低，

古人说:“福不双降，祸不单行”。在此同时,恰好又碰上了严重的“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全国范围内的粮食大面积严重减产。真乃是坐吃山空。一场粮荒正在向中国大地席卷而来。

1959年9月，我们刚参加工作时，每人每月的粮食供应标准，同国家机关干部一样，为大米24斤。可是，到了10月份时，县上开会布置说：“由于遭受自然灾害，粮食减产。每个干部每月要为国家节约四斤粮食。”大概过了个把月，县上又提出“每人还要节约两斤”。这样一来，每人每月就只有18斤，平均每天6两，每攴2两净大米了。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在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市场有丰富的各种副食产品和蔬菜。那时，农村的土地全部由集体安排耕种。农民也没有什么自留地。集体种植的蔬菜还不够农民自已吃。既无市场，也无人卖什么蔬菜和副食品。每个干部每月按计划由国家供应的大约两斤黄豆、半斤粉条、一斤菜油、一斤白糖和一斤猪肉等副食品，都是分别由国家粮站、糖酒公司、食品公司等凭票供应。进饭馆吃饭，或买糕点，也得给粮票才行。走到那里都一样，你不挨饿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