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来，肉食类禽蛋类的市价飙升，城里人直喊遭不起，虽还不致惊慌蹦跳，但着实丢下了一地的叽叽喳喳，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政府又是加速市场的流通管理，又是动用政府储备投放市场，一方面是保证货源平抑物价，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农副产品的涨价，这半年多来，就如六月的天和娃娃的脸，说变就变。去年底农产品全面涨价，粮油价位扶摇直上，也是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采取行之有效的办法，将市场稳定了下来，百姓的生活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市场的流通秩序在有序和规范中运行。

　　市场上工业品的价格涨跌也是常有的事，即使再涨，也不会引起百姓们的过大关注，也更不会引起什么恐慌，为什么农产品价格一涨，就会引起躁动？原因很简单，农产品不仅仅像电视、手机、洗衣机等等一样是生活必需品，它更是维系生命运行的生存必需品，不可一日或缺，天天都得支出，天天都得进口，它不能像其它的生活必需品一样的可以省略，这个支出，是刚性的和惯性的。由此，具有特殊属性的粮食就有了特别敏感的价格，它的价格起伏涨落，自然带动其它物价的波动，粮价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百价之基。

　　在我们的生活水平还相对低下的时候，自然十分地关心关注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希望它的涨幅远远低于我们收入的涨幅，甚至最好是一成不变。殊不知，这种愿望，是违背经济规律的运行法则的。市场的价格，是靠市场的流通和竞争自然形成，是靠一只无形的价值规律的手在操作，而不是靠政府的强力之手行政干预而成；干预，只能是一时，而不能是长久。多年来，经市场和人为因素的相互扭和，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越来越大，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严重悖逆价值，第一产业投入与产出的效益比，远远低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挫伤，谷贱伤农的结局，就是农民极不情愿地背离土地，日甚一日的土地撂荒现象，几近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

　　这里，简单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几个市价与现在作一比对。以前大米每斤0.4元，现价1.4元，涨2.5倍；鸡蛋每个0.08元，现价0.45元，涨5倍；猪肉每斤1.5元，现价8元，涨5倍。城市职工原最低月工资18元，现500元，涨27倍；理发原每次0.20元，现价8元，涨40倍；公园门票原每人0.03 — 0.08元，现5 — 10元，涨100多倍！两相比较，这农产品的价格涨幅和城市职工的收入以及消费增长的涨幅，岂只是巨大二字可以形容，就是用天壤之别来表述也不过份。农民现在以单个农户为单位进行种粮和养猪，如果不考虑自身劳动力价值的因素，投入和产出基本持平，谈不上什么效益，也就是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生活水平；如果考虑进劳动力价值的因素，产出和投入的效益之比，也就成为了负数。农产品价值与价格的严重悖逆，迫使农民从土地里走出，放下锄头涌入城市，从而也加剧了城市底层市民的就业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底层市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

　　为此，农产品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的涨价，是市场经济规律和价值规律正常运行的必然表现，有利于经济结构的合理改善，有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有利于健康的市场机制的良性发育。若正常的轻微的一点市场波动和价格起伏，就动辄使用国库的力量来进行干预，那么，我们的市场永远都是脆弱的，永远都在政府的襁褓中喝着奶瓶。无论是政府也好，还是市民也罢，都应看到，农产品的价格在远远低于价值的条件下，适当地表现出弹力和冲力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我们应以一个正常的心态去看待它，为了使市场的运行更加体现和表现出自身的规律，不致在整个市场价格体系中发生断链和脱节，农产品涨点价又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