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四十三回　　公共食堂垮了台 　小锅小灶重新来

1960年底，按照上级通知要求，各地都先后撤消了公共食堂，让农民自已分户开锅吃饭。

我们一家人，也因此从办公共食堂的庄房，搬回了原来住在窰湾里的、幸好未折毁而剩下的其中三间老房子里。而其余的两间住房则被大队无偿地安排给了外队一户无房户居住。窑湾口在大跃进中修建的那个“万猪场”，则划分给原在那里被拆毁了住房的各户社员居住。小锅小灶，又在各家各户的破破烂烂的房子里，重新搭建了起来。

人民公社终于甩掉了“公共食堂”这个沉重的包袱。虽然公社社员们的小锅里没有多少煮的粮食，小灶里更缺少煮饭用的柴禾，吃的仍然像猪、狗之食一类的清汤寡水，但是他们的心里却比在公共食堂吃饭时要舒坦的多了。

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也由原来的大队下放到了生产队。各生产队按地域和人口多少，由大队统一划分了集体原有的土地和山坡，实行集体生产和统一管理分配。后来，还给每个农民划了三厘自留地，并允许少量饲养除耕牛、生猪等以外的小家畜和小家禽。

粮食的分配，当时则采取基本口粮加奖劢的办法，即是按人口年龄大小，每人每年定量分配一定数量（如150－200斤）的基本口粮外，其余的粮食，则按各户当年所挣工分（即投劳）和投肥（干肥折合工分、水肥折款）多少，统一计算分配的数量。即是所谓的“奖劢”。以此鼓劢大家积极投工、投肥。也是保证了年轻力壮的人，能够分配得到较多的口粮。少年儿童也有了最低的口粮保证。虽然还是不够完善，但是比原来的大锅饭要好得多了。

与此同时，那在前几年集体兴办的“盐业社”，则因为燃料涨价和管理不善，也同时破产倒闭了。父亲苦心经营了半辈子的盐井，也一下子化为乌有，真是“倾家荡产”了。

“食堂下户”虽然给大家带来了一阵子欣喜，但是接踵而来的却是仍然十分艰难的日子。为了给小锅里的清汤寡水增加一点粮食，让一家老小度过劫难，本地不少农民把家里现有的衣物和布票等物，拿到人少地多的苍溪、广元等地山区，换取一些包谷、小麦、红苕干之类的五谷杂粮回来吃。为了一家几口人的生存，父亲也拖着已经患上了支气管炎和水肿病的瘦弱的身体，同他的堂侄、我的堂哥杨自东等人一起，几次上苍溪、广元等地山区农村，走村串户换粮。饿了时，啃几口身上在家里走时炕的“干煸子馍馍”；渴了时，到农民家里找碗冷水喝。再加上经历了不少的湿热，虚弱的肠胃承受不了，又拉上了肚子。背上还要背着辛辛苦苦换来的几十斤粮食，步行一、二百里山路，才能回到家里，养活一家老小六口人。

父亲虽然那样辛苦劳累，他却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说过什么不耐烦的话，只是把一切烦脑都埋藏在他的心里。也从不对任何外人诉说。家庭生活虽然那么艰苦，却好像从来没有向我开口要过一次零用钱。他一身好像只知道“承受――承受――再承受。”

在那时，还不准农民私人养猪。但是可以养些少量的鸡、鸭、兔。他们将卖鸡鸭蛋的钱用来买盐、称油；养的兔子可以自已吃肉。我母亲凭着自已一双勤劳的手，分派担任了生产队的集体生猪饲养员。父亲开始在外面看见有人养兔，便也花钱买了一对小兔回来饲养。他利用参加集体生产干农活外的休息时间，在外面扯些野草回来，利用自已的圈房养兔。但是过了三、四个月之后，却不见长大的兔子下儿。原来是卖兔子的人哄了他。将两只公兔说成是一公一母。后来请教了别人之后，才学会了通过翻小兔屁股上的外生殖器来识别公母。终于买到一对小兔回来饲养。

又过了三、四个月之后，母兔开始在圈房内的地上打洞，并将它胸脯上的绒毛扯下来给小兔做窝。然后用土把洞口堵住。生下小兔后，母兔每天又几次用前脚刨开洞口，身子全部钻进洞去给小兔喂奶，出来后再将洞用土堵死。大约经过十多二十天左右，八、九个毛绒绒的小兔便大胆地钻出洞来玩耍了。

生下的小兔满月之后不久，父亲便把部分小兔成对捉到场街市口卖钱做零花。留下的一部分小兔养大后，按一公两母配对。其余的公兔杀了吃肉。

就这样，既有了钱花，又有了肉吃。尽管还不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