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四十七回　　婚事简办少请客　　父病严重走年底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自古以来，结婚是每个人终身最大的喜事。

一般结婚时很少有不请客的。特别是在农村，不管是穷人还是发财人，凡是完男嫁女者，一般都要请几十席客人。其目的，一是图个热闹和喜庆；二是通过请客收礼，回收一部份过去给人送出去的礼金，为婚礼筹集资金和偿还一部份债务。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互助互借的经济往来的重要形式；三是间接给对方亲友，以及社会上的人们显示男女双方的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如果不请客，或请的客人很少，往往会被对方或社会上的人看不起，等等。所以，在农村一般除了后婚，即男子再婚，或女子再嫁，有时不请客，或少请客以外，一般结婚的都要请上几十席或上百席客的。

    从我知事时起，我们家里每年秋冬大约都要被人邀请参加吃一、二十起喜酒。但是，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大跃进”开始办“公共食堂”以后，由于所有的粮食全部归大队、生产队统一管理。并且，一律取消了农民的小锅小灶，没有了宴请客人的条件。再加上，天灾人祸闹得大家自已肚子都吃不饱，既很少有人结婚，更没有人请客了。　

自从1960年底解散“公共食堂”以来，农村人民公社又实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农业生产逐渐好转起来。农民还有了少量的自留地，可以用来栽种蔬菜和粮食。并且重新养起了少量的鸡、鸭、兔等家禽、家畜，生活条件也逐渐有了改善。但是，总体看起来，农村的生活条件还是很困难的。所以，凡逢婚丧嫁娶之事，还是很少有人请客办酒席的。因此，我们在县城办理结婚登记之后，与父母商定仍然在乡下农村办理婚礼的事。

由于当时是在生活严重困难的特殊年代结婚，所以这婚礼的程序，比较过去的年代来，也就有了很大的“改革”。一是不请客收礼。因为根本就请不起客人，所以也就无从收什么礼了。至于过去长辈们给别人送出去的好多的礼，也就只好作罢了。二是不坐花轿。因为前些年说，“凡是坐轿子、滑杆的人，都是在剥削别人的劳动力。”过去的轿子大都被砸烂，轿夫们也都改行了。所以，我们决定新郎倌儿和新媳妇儿都同参加“行礼”的人一起走路。同时，把这里过去的“拜堂成亲”后，新郎同新娘一起“回门”去岳家，改为由新郎头天同大家一道去女方家里迎亲。第二天早上起来，同新娘一道回男方家里。只是等新人快到家门时，点燃一挂火炮，表示男家对新娘和女家送亲客人的欢迎；新人进屋之后，既没有像过去那样“拜堂”，也没有像现在这样举行正式的“典礼”，更没有闹什么洞房。只是大家一起吃一顿饭，便算完成了结婚的全部过程。

这次结婚，虽然连本队的亲房都没有请，但是主要亲戚和“行礼”抬木床、木柜和衣被、箱子等陪奁嫁妆的人，总共也有二十余人。先后坐了三席。那上席的菜淆虽然远不能同现在的婚宴相比，但是在父母亲的苦心安排下，除了买回几斤凭证供应的猪肉外，还有父亲养的兔子肉，再加上用白菜、萝卜、红苕、粉条、糯米、凉粉和白糖、菜油等等，当时能找到的材料，倒也做出了“十大碗”。并喝了当时难买到的白酒。这也算是不错的了。我想，这可能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简扑、最节约，当然不是什么时尚的结婚场面了。　　

按照农村一般人的说法，我们结婚办喜事，本来可以为生病的父亲“冲喜”，冲掉他的病气，帮助他恢复健康的。当我们结婚之后，家里又多了一把劳动的好手，屋里屋外的事也比过去顺当多了。但是，父亲的的身体却没有因此而好转。因为父亲的支气管炎，可能已经发展成了肺气肿。记得父亲曾对我说过：“走路进城时,脚杆没劲，又气喘得恼火，从家里到南部县城的十来里路，走一会儿就歇，歇一会儿又走。花了半天，才走拢。”所以，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想往城里走了。这老年气喘病本来就不好治，就是到了现代医药条件十分发达的条件下，也没有什么最好的特效药可治。再加上那时医药条件很差，营养条件就更差，所以使父亲年仅五十岁的身体逐渐走向了衰老的边缘。

当年秋季开学时，我又从城关一小调回到城关二小。但是，学校党支部这次不是要我分管二小的具体工作，而是提出要我去城关民办中小学做“行政辅导工作”。在此以前，是由县文教局直接派了一名姓吴的文教干部去那里担任校长。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将吴调回了县文教局之后，现在却要派我这个副教导主任去当“辅导”。由于我当时思想并未想通，一是怕自已单独一人去那里把工作搞不起来；二是怕今后把我的工作编制定到了城关民办学校，所以一直住在二小，只是每天爬到位于炮台山山腰的民办中学去上班。

父亲的哮喘病越来越严重，身体也是越来越差了。听母亲说，他很想进城到饭馆里面买一份肉吃，但是已经走不动那么远的路了。我把单位很难分配供应到的一个猪肉罐头拿回去交给他。他总是一直把它放在自已的枕头边，每次只吃一点点儿。药物对他的支气管炎和哮喘病已经无能为力了。　

秋末冬初的一天上午，城关二小办公室打电话通知我说：“家里来电话说，你父亲病得很恼火。叫赶快回家去看看。”当天中午，当我从县城赶回金兴乡下家里的时侯，只见父亲睡在过路屋里的那张小木床上，已经昏迷不醒，不能说话了。只是还可以听到他在呼吸时，因为口痰阻塞在喉咙中发出的微弱的“吼痰”的声音。母亲当着我的面哽咽地对不省人事的父亲说：“娃儿们都回来齐了。你要走就早些走吧，心里不要紧欠着他们！”说着，大家都鼻子发酸，泪水直在两个眼睛中打转，再也说不出其他的什么话来了。只是坐在屋里静静地守候着父亲，等待他的生命中最后一刻时间的到来。大约到了下午一点左右，父亲终于停止了呼吸，走完了他本来不该这么短暂的五十个年头的人生旅程。

父亲去世后，按照他生前的意愿，把他的棺木同祖父的坟墓葬在一起，垒成一座合作坟。我作为长子，按照农村的习俗，请了阴阳先生，看了出殡下葬的日子，为父亲“端灵”带孝。并请来了主要的亲戚，一起送葬。过后几天，母亲还为他准备了“回阳”时的酒饭，希望能从屋里筛在地上的草木灰上，看到他回来时留下的脚印。但是，我们的期待落空了，因为终究没有再看到什么。只是后来多年中，我在梦里说不清梦见过父亲有多少回了。

父亲的过早去世，使一家老小的生活重担完全压在了母亲，以及作为长兄、长嫂的我们夫妇俩的肩上。从而演释出了在这以后发生的不少新的生活故事情节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