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五十七回　　秦岭火车推着上　　住进北京白石桥　

这次去北京，记得南部县委机关当时决定共去三个人。第一个是新来南部县不久负责带队的县委副书记陈登荣；第二个负责管理进京的四百多人的生活安排的、当时县委办公室的行政会计衡兴元，；第三个是县委宣传部的我，主要任务是宣传。此外，还有县、区各中学按学生代表人数的比例选派的的教师代表。

按照大家的意见，我及时找县缝纫社联系，购买丝绸做了40面彩旗、横联和两套锣鼓。当时400多人都带着自已用的被盖卷儿和换洗的衣服，于10月中旬初在县城西街和趙家巷集中乘车。县委组织了城各机关单位干部、职工进行夹道欢送。十多辆满载学生的货车，敲锣打鼓浩浩荡荡地从西门桥开出南部县城，朝着老鸦场的方向向北开去。

我们插着彩旗的车队，一路敲打着四川逢年过节用的最为喜庆的锣鼓，唱着革命歌曲，向北沿着蜿蜒起伏的山区公路，途经阆中、苍溪两个县城，直到下午四点左右，才缓缓地开进了宝成铁路线上的广元火车站。

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乘坐火车。当时的广元县城是省内的成渝铁路和宝成铁路出川进京的唯一通道。火车在成都起点站已经被进京串联的“红卫兵”和旅客拥挤得水泄不通。虽然买到了火车票，但是根本没有什么坐位。结果，只有等到火车到站时，采用人抬人的办法，从车箱门或是从车窗门挤进去。好在每人都有一个被盖卷儿，顺便什么地方都可以坐。但是，有的连个放被盖卷儿的位置也没有，只有人挨着人地站立着。

我们当时乘坐的还是烧煤的蒸气机车。火车在下午五点左右从广元站出发后，一直向着东北方向开去。在穿过沿着嘉陵江边不时出现的一些不长的隧洞后，便缓缓地向着北边的高山秦岭爬去。随着地势的不断攀升，火车行进的速度也越来越缓慢。在天色刚晚时，火车到达一个山间小站时便停了下来。原来，这个靠着浇煤的蒸气机车，已经爬不上山了，要在这里换上另外的柴油机车车头拉，后面还要用一个机车车头来往上推。就是这样拉的拉，推的推，整整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走到第二天早上天刚发亮时，才翻过了秦岭到达宝鸡。然后上了陇海线，经西安，在当天下午五点左右，抵达河南省的郑州市。

在天黑前，火车跨过那宽宽的好像建筑在黄色的泥浆上的黄河大铁桥。然后进入夜间行车。由于已经经过了一天一夜的不停地行车。每个人都感到非常地疲劳和困乏。再加上夜色笼罩，也看不见窗外的景色，所以很快便进入了梦乡。就这样，有时迷迷糊糊地听到车箱里的广播说：“现在火车已经到达石家庄站”。一会儿又说：“现在火车已经进入保定站。”等到第三天早上七点左右，火车终于抵达北京站。

经过先前来京的联系人员说：“南部县来京的400多人，由‘红卫兵’接待站统一安排住到北京石油学院的敞蓬大库房。等到我们走拢一看，原来那地上除了铺上一层北方特有的约五寸厚的稻草垫外，还有用高粱杆皮编制的粗凉席。据说，这个已经算是对从南方来的客人的较好安排了。

北京的气候，特别是那北京特有的大风和随风刮来的空气中的沙粒，是我们四川人感到最为恼火的事情。又特别是睡在四面没有墙壁的敞棚里，等你第二天早上醒来时，不但头上和被盖上到处都是沙子，而且嘴里和牙齿缝里都沾了不少沙子。只要你把牙齿一咬，便感觉到沙子在咯咯咯地作响。这是我们四川人到北京后，第一件感到新奇的事。

在就是北京那多风的天气，也好像沙子一样，是四川没有的。在四川，刮风是要看天气的。在北京，刮风可是天天都有的事。就是因为这个风，使我们感到最不方便的是在凉晒衣服的时侯。如果你要是像在四川这样凉衣服的话，不用过几分钟，那凉的衣服将被风刮得满地都是，只有重新再洗一次了。所以，为了避免被风吹落衣服，你只好用捆被盖的麻绳，将衣服的双袖和裤筒一起穿起来，然后再将麻绳的另一头拴到专门凉衣服的柱子上。只有这样，任凭那风把衣服刮得翻上翻下，哗哗作响，那衣服才不会掉在地上了。

我们在北京石油学院的大棚里面住了两三天后，有人打听到当时属于南部县的新政区，有一位姓谢的老红军干部当时就在国务院的事务管理所任所长。于是，负责带队的南部县委副书记陈登荣等人，便带了几个新政中学的“红卫兵”学生一起，专门去找国务院事务管理所的这位“南部老乡”。这位家住南部县新政区的老首长，听说来了南部县的家乡人，高兴得甭提了。在当他得知一起来的几百南部县的“红卫兵”师生，还住在石油学院的大敞棚里时，便立即安排住到国务院用来接待会议的、北京市白石桥招待所。

我们南部县去北京的400多人，全部住到了白石桥招待所有床铺的四人间里。招待所里的饭菜，也比前几天好多了。只是在晚上睡觉时，仍然不能忘记将玻璃窗户和房门关得严严实实，防止风沙进入。但就是这样，第二天早上起来漱口时，口腔里面仍然感到会有不少的沙子。

后来听说，当时南充地区其他各县按通知统一组织去北京的学校师生，可没有我们南部县的人有这么好的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