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五十八回　　串連乘车不要钱　　学生分散随意走　

据说，就在我们到北京串连以前不?X，为了解决各地“红卫兵”师生，在北京各大专院校之间进行串連时的交通困难问题，北京市已经作出规定：凡是按照中央通知有组织地到北京串連的学校师生和工作人员，经过与当时的中央接待办公室联系，每人都可以得到一张免费乘坐北京市的公共汽车和电车的“串連证”，以及北京市的城市交通路线图。有了这两件东西，无论是谁都可以在北京城内任意穿行，畅通无阻了。

我们到达北京市的当天晚上，负责带队的县委副书记陈登荣，召集各中学带队教师和“红卫兵”学生代表开会，对于准备第二天统一组织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参观的问题，作了具体安排。要求早上出发时，每个人都要带上驻地伙食团发的中午吃的馒头和开水。并且要求南部来的400多人，都要严格遵守组织纪律，统一行动，一起打着红旗，整队出发，依次上车，到时统一回驻地吃晚饭。

当时负责带队的县委陈副书记陈登荣可能忘记了这儿是在北京市，而不是在南部县了。当我们第一天从驻地出发时，自然还可以统一集合，而且像在南部县城那样打着红旗，敲锣打鼓地整队出发。但是等到要上公共汽车，或是上电车时，几百人的队伍排着长队，要连续占用好几趟车才能装完。那先走的，到了目的地后，还要等待后来的，确实浪费了不少的时间。到了下午转来时，更是难得把几百人都等齐了时再去等上公共汽车和电车。所以，当第一天参观回来后，晚上召开各中学教师和学生代表安排第二天的活动时，有几个在第一天的串連中开了眼界的“红卫兵”学生代表，接着就带头发言“开始造反了”。他们说：“我们反对搞集中统一参观，用‘条条框框’限制自由。大家要求搞自由组合，分散活动。不用哪个来管。自已想去哪儿串連参观，就去哪儿”。

要是现在听了这些话，你也许不会大惊小怪。但在那时，特别是作为带队的县委副书记，听到学生娃儿们的这些“天真”要求，心里一下子感觉到：“你们才来北京串連了一天，就如此胆大，真的想‘造反’啦！”因此会场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了。

仅管当晚领导没有同意在第二天就搞分散行动，但从第二天开始，这400多名仅十多岁、人生第一次出远门的中学生“娃娃们”，吃过早饭后，便自已带着中午的“干粮”，真的是相互邀约搞起“自由组合”来。他们不管带队的领导和老师同意不同意，就三五个一路，或十来个一群，也没有那么多的老师去同路，完全凭着一张免费乘车的《串連证》和一张《北京市公共交通路线图》，纷纷外出，分散到首都各大专院校去串連、参观“四大”去了。一时间，弄得带队领导和学校老师也无可奈何，只好听之任之了。

我当时作为工作人员，也只好随大流，相约几个人同“红卫兵”学生一起，先后分别去了北大、清华、人大、石油、外语等首都知名大专院校，参观了“四大”专栏。并参观了航空博物馆，看到了原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徐廷泽驾机起义归来的战斗机。同时，也到了天安门广场，并走上天安门城楼前面护城河上玉石桥，还特别用手摸了又摸那用雪白的玉石雕成的栏杆。再往前，走近城楼下面的紫荆城大门，特别好奇地观看和抚摸那装饰了无数个有排球般大小的半球状的护门钉。站在天安门下开着的城门那里，当时还可以看到里面关闭着的紫荆城。只是由于当时里面已经禁止参观，所以没有机会看到紫荆城里面的国宝和文物。也没有机会登上天安门城楼看一看，留下了遗憾。　　

我在开始时也是赞成集体行动的。因为害怕同我一样初到北京的年仅十多岁的学生娃儿们，在单独外出时很容易发生迷路丢失，或者发生交通事故。但是，使人难以相信地是，先后十多天来，400多名初到北京的中学生，在成天分散串連的活动中，并未发生任何丢失现象和大小交通事故。只是听说，有的同学发生走错了方向或站口的事。但是他们凭着手里的那张城市交通地图和免费乘车的《串連证》，只是多花了一些时间，呆在公共汽车或电车上不下车，让它来回地拉来拉去。最后，又终于被拉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