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六十回　　县上成立接待站　　满街揪斗当权派　

1966年10月18日，我们在北京接受毛主席的环城大检阅后，大约又过了一、二天，按照中央接待站的安排，我们集体去北京串连的400多人，又统一乘那拥挤不勘的火车返回广元，再改乘汽车回到了南部县城。

从北京回脸县上来的第二天，大部份“红卫兵”学生代表都回乡下家里去了。但有少部份人却留存县城未走。他们邀约了几十个人来到县委机关，要求县委领导给他们解决写“大字报”的笔、墨、纸张等具体问题。同时，开始给县委机关领导写贴大字报。此时，全国各地大专院校，以及中学学生外出串連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范围也越来越宽。外地来南部县串联，或途经南部县去外地的人数也迅速增加。

为了安排好他们的食宿，县委决定将县汽车站附近的交通旅馆和交通饭店作为“红卫兵”接待站。并及时将从社教工作团撤回来时，县委组织部留下的十多名“农村积极分子”，全部抽调到接待站，具体负责各项接待工作。宣传部则抽我去具体负责搞接待站的宣传工作。

接待站工作开始时，县上规定凡是外来串连的“红卫兵”学生，晚上住宿可以不交费，但是吃饭要缴伙食钱和粮票。但到后来，有的则既无粮票，又无钱交，只好去找县委领导解决。否则就说：“你这是不支持‘红卫兵’串連的革命行动。” 所以，后来县委又决定，凡是无钱交的干脆另外发给饭票，不收钱了。

大约到了十二月初，在外地大专院校“红卫兵”学生串連，以及成都部份机关单位和工厂，纷纷建立群众“革命　造反组织”的影响下，南部县级机关农林水系统和航管部门的部份干部职工，串連建立了第一个跨部门的群众组织――“南部县革命造反临时指挥部”。接着，省汽车运输公司52队、县食品公司、机械厂等其他一些部门、单位和工厂，也陆续建立起了各种形式和名称的“战斗队”、“造反队”、“红卫兵”等。当时新的群众组织，真像雨后春笋般地不断涌现出来。

当时在广安县搞社教的南部县社教工作团的干部，据说在当地也一时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因为当地的干部群众“也要参加‘造反’”。甚至有人提出了“要赶走社教工作队，自己起来干革命”的口号。所以南部县委、政府机关参加社教的干部，也借此机会成立了“井冈山战斗团”，提出口号： “杀回南部县闹革命”，汇入了当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

随着各单位群众组织的不断增多，县委、政府部门和各大小单位领导干部们的思想，也就越来越紧张。因为每建立一个或者几个群众组织，他们为了表明自已是“革命的”和“造反者”的态度，就要同时把本单位和县上、以及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弄来一起召开“批斗会”。后来还给他们一律挂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牛鬼蛇神”、“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黑牌子，有的单位的群众组织甚至用墨汁给所谓的“走资派”们画上花脸，戴上用报纸糊的尖尖帽，再用一根染黑的长绳子把他们拴成一条“黑线”，拉上一大串，一边叫喊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等等“革命口号”，一边敲锣打鼓地进行“游行示众”。

在这种极其混乱的形势下，不少涉世不深的年轻人，自然都是抱着“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积极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去接受锻炼和考验”。并且血气方刚地要“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和社会主义国家永不变色！”也有极少数，在过去这样、或是那样的“运动”中，“遭过整”、“受过迫害”，或有各种“个人私怨”，或是怀着各种“个人动机”的人，则是趁机“发泄不满”，甚至进行“挟嫌报复”的。更多的人则是为了随大流，避免别人给自已戴上一顶思想保守，“不革命”的大帽子，跟着众人一起去壮声势揪斗所谓“走资派”，所以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

1966年的12月中下旬的一天晚上，县“临时指挥部”组织了上百人，进入县委机关冲击围攻了县委档案馆。要求交出过去部份受过处分干部的所谓档案“黑材料”。我们当时认为：“这是严重违反政策的事情。绝对不能让党和国家的干部历史资料受到损坏。”所以，大家立即行动起来，组成人墙，堵住了县档案馆的大门，先后相持达三个多小时。最后使他们终于没有达到目的。为了档案材料的安全，事后县上立即采取措施，将重要历史档案资料（包括后来知道的全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清代历史档案资料在内）迅速秘密地转移到了县公安局内保管，从而避免了损失。后来，不知道在什么时侯，这批重要历史档案资料，又被转移到了南充地区档案馆。

在这样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中，真可谓“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人妖不清，情况极其错综复杂。在十亿人口的中华大地上，从此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