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北烟云》故事　（连载）：

 第六十一回　　机关成立战斗团　一月风暴搞夺权　

面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迅猛发展的“大好形势”，从城市到农村，越来越多的人，不断地被卷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群众运动”当中来了。

成立和参加革命群众组织，一时间成了人们生活中整天议论的重要话题。当时极具权威性的中央的“两报一刊”上，成天刊登的都是关于什么“要做‘革命派’”和“打倒‘保皇派’”的《社论》和有关长篇文章。真是把普通老百姓都搅得有些坐立不安。

在当时这种社会形势的影响和推动下，我和县委机关在县车站接待站的十多名农村社教积极分子，以及县委招待所的工人，通过相互串联和商量的结果，认为我们也应该同大家一样，跟上“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形势，积极地去当“革命派”，不要被人说成是“保皇派”。也要成立和参加革命群众组织。

大家当时讨论认为，我们是县委机关的干部职工，一定要讲政策，不能像当时社会上有些人那样搞。我们在对“当权派”进行革命大批判时，不能搞“挂黑牌子、打花脸子、戴高帽子”和牵“黑线”游行。坚持文斗，不要武斗。不打人，不骂人，不吐口水，不弯腰，不罚跪，等等。同时商定了取由我提出的组织名称：“南部县委机关反修战斗团”（简称：“反修”）。推选了有我和社教积极分子，以及县招待所青年工人共五人组成的“勤务组”。为了体现“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确定由工人鲜某担任“勤务组组长”。并同时订制了团旗、袖章、印章和公开宣言。在1966年的12月29日，邀请了一些其他群众组织的代表参加，正式成立了“南部县委机关反修战斗团”。从此，我便一步步卷入了南部县的两大派先后长达十年之久的派性斗争，而不能自拔。

进入1967年一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趋势急转直下，可以说是完全脱离了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本来含义。我们当然不可能知道，当时在中央高层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要广泛地发动群众，从下而上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要建立“新生红色政权”。在当时，大家已经逐渐习惯地把中央“两报一刊”的社论，几乎当成了没有红头子的“中央文件”。因此，很快便在全国范围内的各部门、各系统和各单位，迅速刮起了一个所谓的“一月革命（夺权）风暴”。

1966年底，南部县委、县人委机关参加社教工作团的一批干部成立了“井冈山红色造反团”（简称“井红”），已经从广安县撤回南部县城来了。后来，属于县委统战系统的县工商联，也成立了“兴无灭资战斗队”（简称：“兴无灭资”）。随着各单位不断成立新的群众组织，由于对“革命大批判”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认识不同，所以无论是在单位，在家里，甚至是在街头巷尾，都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论。

就在这段时间，中共四川省委机关报《四川日报》社，被群众组织造反“夺了权”，宣布停刊，改出只能转载中央新华社消息的《红色电讯》。中共南充地委的机关报《南充报》也随之被“夺权”停刊。实际上，全国的各级党委、政府机关已经走向全面瘫痪。除了中央，地方党委、政府实际上已经开始，或者完全丧失了领导和指挥生产和工作的能力。

1967年1月20日左右，县商业局群众组织“红色造反军”的人传出消息说：“省商业厅的群众组织，已经在前几天向全省商业系统，包括各地、县商业局召开了电话会，宣布已经夺了省商业厅的权。并将开始向下发文件。”他们还说：“最近几天，听说南部‘临时指挥部’的人，正在策划要夺县委、县人委的权。我们应该抢在他们的前面。不能让他们那样的人抢先夺了县委、县人委的权”。

这个消息对于我们县委、县人委机关的人员来说，这可是爆炸性的。这是我们还没有想过的事。因为，我们早就听说：“最早参加‘临时指挥部’的那些人，其中有不少，如果不是有所谓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就是表现不好，甚至是对共产党严重不满的坏人。”如果让他们那些外单位的，很多连共产党员都不是的人来夺县委、县人委机关的权，那我们机关里面原来这些人，又去干什么呢！这不是要赶我们这些人走吗？因此，很多人对此感到十分震惊，甚至是感到愤怒。大家纷纷议论说：“我们县委、县人委机关里的革命群众组织，一定要首先把机关各部门的权夺到我们的手中。绝不能让‘临时指挥部’那些人来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