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六十三回　　小车广播被人夺　农民二五抬汽车　

南部县委、县政府机关1967年“1.24”的夺权事件中的是是非非，在社会上的两种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中引起的争论越来越激烈。

过了几天之后，南部县“临时指挥部”又出其不意地组织下属群众组织人员，突然冲进县委、政府机关大院，强行抢走了县委机关的小吉普车。把它开进了“临时指挥部”驻地县航运公司大楼的院子里；同时冲击、并且接管了设在西街原大礼堂楼上的县广播站。并利用国家的广播工具，为他们播送群众组织的传单和大字报，攻击其他不同意见的群众组织。他们当时的这些所谓“革命造反行动”，不仅使县城和全县区乡的广大干部群众一时感到非常震惊，而且立即遭到了不少人的坚决反对。同时，也表现出了对县委、县人委机关的“反修”和“井红”等群众组织的同情和支持。于是南部县城便有了“二.五农民造反”的故事。

历来就有知恩图报传统思想的中国农民，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经了几十年艰苦的浴血奋战，建立了新中国，当上了国家的主人。他们无限热爱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那怕是他们的领袖人物和共产党，曾经在前进的过程中犯过什么错误，甚至给他们自身带来了使人意想不到的苦头。但是，他们仍然实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甚至在他们的心目中，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就好比在过去的封建社会里的皇帝下的“圣旨”一样，神圣不可侵犯，并且拼死亡命地去维护它。我想，这也可能就是毛主席为什么在他要推行的思想政治路线和有关政策受到党内高层众多领导人的阻碍时，决定要“破釜沉舟”，发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号召并且直接依靠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向所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原因吧！

中国的几亿普通老百姓很可能是同我一样，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根本就没有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而只是在糊里糊涂地跟着“最高指示”，以及“两报一刊”的《社论》、“评论员文章”，甚至是社会上的“小道消息”跑。比如，我们当时以为“封了机关部门的印章”就是“夺了权”，而在实际上根本不知道，也没有考虑要怎么样去掌权。而当“临时指挥部”的一些人抢占了县广播站和机关的小汽车时，却又指责他们的“造反夺权”行动。并且终于为此引发了一场新的冲突。那就是后来南部县内长期争论的一件事：即是所谓的“二.五”大批农民进城，从“临时指挥部”的手中夺回县广播站和小汽车，并把它交给了县人民武装部管理的事件。

也可能是由于我们前些日子发出的《告全县人民书》，让区乡，特别是城郊区社农村的干部群众，知道了县城里面发生的事件经过情形。也可能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县城各机关单位、学校、工厂和街道居民，都先后纷纷建立起“革命群众造反组织”的影响下，属于城郊的南隆区各公社，也先后开始建立了主要由贫下中农参加的“红卫兵”群众组织。他们这些群众组织中的头头，大多是农村基层干部，或是农村知识青年。他们对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发生的许多现象和大小事件的认识，也似乎有些“看不惯”，同我们一样“思想有些保守”。因此，他们对“临时指挥部”的不少做法，特别是组织冲档案馆、抢广播站和县委机关的小汽车、以及围攻其他意见不同的群众组织人员等事件，感到十分反感。并且决定要从他们的手中把夺走的广播站和小汽车重新夺回来，交给当时还未受到冲击的县人民武装部去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