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人们小时候都害怕穿白大褂的，尤其是那些曾用药棉球擦湿自己屁股扎过针的医生。我那时就很怕遇见给我打过针的赤脚医生，连走路都会故意绕道他的家。倘若头碰着头，我便会毕恭毕敬地向他问好。我是在冬天发烧咳嗽好久时才记事的，我蜷缩在父亲的怀里把头一个劲儿地往他胳膊窝里插，不敢看赤脚，想摆脱打针的命运。不知道赤脚和父亲说了什么，只记得父亲说，“好了，不打针了。”等我再有忆痕时，就是坐在镇医院大院里的池塘沿儿上和陪床的叔叔一起钓鱼的事儿了。

　　时过十几年，在一次偶然的家庭聚会上，我向叔叔重新提及在医院钓鱼的这件快乐的事儿。叔叔对我却是极大的怜悯——一个四岁的孩子因为敌敌畏中毒（本来是用来药死炕席下干草中的跳蚤的），足足在医院昏迷了半年，手脚全是针孔。由于害怕打针，我每次打小针都非常费事，需要好几个人紧按着才行。挂吊针时不太痛，就是好动，经常鼓了针头。妈妈是不忍心自己的孩子历经这么长时间的住院的，好几次要父亲把我抱回家。然而全家人都怕给我落下后遗症，妈妈陪完床，奶奶陪，家中的亲人轮流陪护，轮到最后的叔叔。叔叔见我那日神气有点好转，就偷偷寻来一根短细竹竿，系上医院的针管，哄我去钓鱼。那一幕至今清楚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这是我人生中有关住院最初的最快乐的记忆。我至今仍感念着带给我无限快乐的叔叔，我甚至无端幻想着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一个陪床的。

　　幻想的美好是被妻刨妇产的陪床给打碎的。那时，妻在城里的医院生产，我们双方的父母都在农村老家，不是忙就是身体不好，都来不了。我只有请假一个人来陪护。妻反映非常厉害，她不断地呕吐，睡不安定，全身浮肿，家里所有的鞋都穿不上，她患了妊赈高压症。腊月初六下午护士征求我的意见进行刨妇产。我听说有大出血之类的，心里没底担心她能不能挺的过来。在手术责任书签字时，我甚至为自己是“o型血”而庆幸。妻平静地躺上产床，我给她缕了一下刘海儿，鼓励她要坚强，她脸上瞬间挂满了泪花。手术室的两扇弹簧式的门虚掩着，被风一吹吱吱的格外刺耳。我心绪紊乱，坐立不安，担忧中挨着每一分钟。

　　在焦急等待了半个时辰后，产房里传来遥远的婴儿的啼哭声，越来越近。产房的门终于敞开了，先出来的是孩子，大夫告诉我喜得千金，我顺便问了一下妻的情况，她告诉我妻还没苏醒，让我静候。我这次把心提到了桑眼儿，又约莫半个小时爱人才被推出手术室，我慌慌张张地没来得及她的脸，只看到了移动着的产床上挂满了不停晃动的吊瓶……

　　进入病房，护士铺平了床便急着招呼把妻平移到病床上。妻自己使不上劲，身体沉寂，我使出浑身的解数也弄不动她，我立即汗流浃背。到其他的病房哀求男陪床的帮忙。大概他们知道这个时刻的不容易，都主动地过来帮忙。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把爱人搬到病床上。我非常感激那些好心的男人，那些陪床的父亲。

　　因为妻的血压老降不下来，一天到晚点滴不断。她整整昏迷了三天三夜。女儿没有吃的，饿得直苦。我要忙着照顾妻，又要顾孩子，手无足措。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抱着女儿挨个产房向那些有剩余奶水的母亲要一点给女儿喝。世上还是好人多啊，是众多的母亲抚养了女儿度过了的她生平以来的三天时光。然而，我至今还叫不上这些母亲的名字，悲观失望的时候想想身边那么多的感动，陪床的日子自然就会信心百倍。

　　最让我胆战心惊的是妻因为手术的极度疼痛而引发的痛疯。子夜，妻在麻药退后，痛得辗转反复，我叠好一条毛巾，浸泡一点温水，不时地去慰她的额头，直到早晨的六点多钟。她痛得更加厉害，两眼上翻，全身痉挛，口里含着白沫，粗粗地喘着粗气，抽风在瞬间。我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形，心里闪过一个念头，完了，妻没了。我赶紧跑到医生办公室，只见到一个值班医生，我紧张地说不出话来，几乎要给她下跪。她赶紧招呼着所有的医务人员，赶往病房。此时，我看见妻喘不开气，想用手指支撑开，谁知妻狠狠地咬住了我的两个指头。幸亏有个护士眼疾手快，毛巾使劲地塞进妻的口里，我得以抽回手指。

　　“杜龙丁，杜龙丁！赶紧！”在我吓破胆的时候，我听见一个医生喊。“主任没来！批不下来。”护士着急地回答。“先输上，一切责任我付！”帮着做呼吸的医生斩钉截铁地呵斥。输液十几分钟后，妻便停止了抽风。那位好心的医生告诉我，要紧紧地保护住输液管的那个蓝色的小轮子，不要让任何人碰着，那轮子控制着点滴的速度，如果滴快了要出人命的。我那时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了，我神情紧张地盯着那个小轮子，生怕刚刚捡回来的生命再一次流走……

　　经过这次陪床，我才从真正意义上懂得如何去关爱别人，去呵护亲情，我的人生好像才刚刚开始。虽然一个人跑医院的众多窗口，很累；虽然受到了极大的惊吓，很苦，但看着妻日渐好转的身体和女儿的健康可爱，我品尝到了极大的愉悦。但随后母亲便查出了肠癌，我又在极度的心酸痛苦和无助中陪母亲走完她生命中的最后一站。

　　医院刚开始是照着胆囊炎来治疗母亲的病的，五天无效的治疗。医生建议做个胃镜切片来诊断，因为平时母亲便恶心呕吐，容不得异味和异物进入口腔。我们只好无奈地做出做胃镜的决定。那份夺走母亲生命的诊断结果至今赫然印在我的脑海里——在紫红色的圆球状的切片下方用黑体字打的几个字：十二指肠腺癌，中分化。我的腿顿时不听使唤了，头一阵晕热，颤抖的心将要从胸口蹦出来，顺着护士台一下子坐在了地上，心里空荡荡的，母亲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满眼泪水，再没有听到医生说过什么，朦朦胧胧地感觉走廊上晃动着来来往往的护士和家属们。

　　晚上医生通知我们到普外科，医生动员做十二指肠切割手术。父亲问胆管堵塞怎么办。医生支吾着回答，以后慢慢通。我一听像遭到雷击一样，也就是说要做两次手术。我气得浑身发抖，甩掉了手中的病例——转院！

　　第二天傍晚，母亲转进了山大医院，没有床位只好住在走廊上。二月的走廊寒风刺骨，母亲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我一边整理母亲的衣物，一边流着眼泪。自己作为儿子没有让母亲享福，病倒了连住院都不能住进病房！，我深深地悔恨：我的娘啊，儿子对不起您！儿子没有本事让您住进病房……

　　母亲的手，瘦得皮都嵌入骨头，布满密密麻麻的针孔红点，来给母亲扎第一针的护士反复揉搓着，吃力地寻找最佳扎针的地方。可能是个新手，她竟然连扎了三次没有成功，母亲痛得眉头紧皱，不停地呻吟。我的心揪得很痛，本想冲着护士发顿火，然而当我看见年轻的护士额头上沁出汗珠时，我还是控制住了自己。护士道歉说，她是实习生，赶紧让她的老师来打。我从一刻起，变得不再害怕扎针，并在以后的护理中逐渐学会了扎针。

　　不久，我们就被大把大把的医疗费逼得无可奈何，我们都知道母亲即将寿终正寝，治疗也是拿钱来买长母亲的生命。生命的短暂和易失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我难过为没有能力没有机会再见到母亲，我又庆幸有机会来侍候曾经给于我生命养育过我的母亲。

　　有了这些陪护的经验后，我又陪护过岳母，她不小心小腿骨折；陪护过姑姑，她宫外孕加子宫肌瘤；还有我的同事，他体育课上骨折。如今，年迈的姥姥又做取胆结石的开刀手术，我又一次踏进了医院帮姨们做着这些熟稔的化验、拍片、输管、看针等陪护事宜，同病房陪护者慨叹：这里不是好地方，真不愿意来！

　　我反思，的确不是好地方，但又是好地方。只要是活着的人，极少数能无风无火平静地圆寂升天的，多半是要得病或者意外伤害或者生育，就要来医院，就要有人来陪护。很多人要在这里出生，康复，死去，这里既是生命的起点，又是呵护的驿站，也可能是终点。虽然这里时刻充满着许多的痛苦和无奈，时刻上演着人生的悲欢离合，但这里也是人们用真爱同病魔战斗的阵地，是亲情的渴盼，爱意的港湾。

　　当我使劲地撑着姥姥的两腋，把她一点一点缓慢移到病床边沿，搀扶着她慢慢站起来的时候，我激动地掉泪……

　　原来，陪床是在做着和上帝同样的工作：创造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