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处旧书店书架上东倒西歪的书里，猛然看到了书脊上的三个字——《旧时光》。黑底白字，煞是引人眼目。拿到手里，才知是谢泳编的一本书。谢泳其人我是知道的，1999年在成都时，我曾买过他的一本《逝去的年代》的书。里面全是记述过去那些教授老师们的事情，给我感觉谢泳这个人估计也有五六十岁了吧。回了山西，在《山西文学》编辑部，就不期然地见到了此人。当时是毕星星老师给我引见的，毕星星老师说，青年学者谢泳。谢泳和所有的文化人一样，侃侃而谈，妙语联珠。散发出文化人独有的那一份洒脱。他说到了自己在成都的一些事。因我第一次见编辑部的人，所以没记住他说其它的话，但对此人就有天生的好感。心说好年轻啊。

　　韩石山先生的序一语中的。给我一种看其序不必读其书的感觉。韩先生说，关心山西文化建设、经济建设，乃至政治建设的人士，不妨看看这本书。其实在旧时光里钩沉昔日的繁华旧事或落寞人生，不止是为文者为官者为政者的情怀，更是有的人一种偏执的嗜好。那些真正能在旧时光里游哉悠哉的人物，才是心无旁骛、心地澄明的人。这些人可能更要比一些“当局者”看得更要透彻些，深刻些。而《旧时光》映照下的山西，无论是风景一隅，还是城市一角，都是那样地浑厚陈旧，如一壶老酒，似一曲悲歌，在浑芒的历史大风里，兀自长啸。

　　品读这样的一本书，我忽地就想起了金圣叹在读《西厢记》时说得那些话，他说，必须“扫地、焚香、对雪、对花”方能不存一点尘埃于胸中，必须“与美人并坐读之”，才能体验其缠绵多情。那么捧读这样一本黑色封面的《旧时光》，依然需要这样的一份心境与情怀。

　　《太原见闻录》是陶希圣在１９３３年写就的一篇文章。从他的文字里，我嗅到了上个世纪旧时光之下的太原旧日模样。如海子边的汽水店，还有它的诸多地方，迄今海子边仍是太原一处颇富盛名的“游人驻足的地方”。文中记述的南华门街的树林下，我是没有看见或游历过的，文章中说“林下游人或是静坐，或是打拳”。这些已经苍桑斑驳褪去了历史色彩的风景，无疑成为我们内心挽留老太原最好的情感参照。在“富者的娱乐及其他娱乐”一章中，记述了作者去新民街，“一片好院落里，每个都在唱留声机”。更有趣的是每月收入百元以上的官吏便可以讨一房姨太太。在大街上,“老到四十岁,小到十二三的妇女都能引起市人的注目礼”。闭目回想，一个女人走过，身后或身边招来男人们有毒的眼光，这样的市景至现在也是可以看见的，只不过那时的人们穿着粗布衣裳，理着小平头，双手揣在袖筒里，他们可否也和作者一样地认为“四十岁的女人”就是老女人？而今的四十岁，还是青春年少的年龄呢。

　　从这些亲历山西的文字中，从中可以让我们不费力气的看到二、三四十年代境况下的山西种种历史细节。从这些细节当中，又可窥见当时山西及古城太原的真实历史风貌。顾一樵的《太原行》，讲述了山西省十年建设规划，让我们看到了同蒲铁路建设的细枝末节，一个“窄”字，至今仍成为史学家探讨闫锡山其人人性的一个密码。有意思的是，文中稍稍谈到了山西省民国历史上的另一个重要的人物赵戴文先生。顾一樵先生这样描述赵戴文，“他手上拿一串念珠。”充满着亲政爱民的虔诚。赵老先生一生信佛，并以佛家的宽容和慈悲待人接物，无论是供职南京国民政府，还是为闫锡山出谋划策，出生入死，赵戴文都是恪尽职守，坦荡无已。

　　赵超构的《山西新姿》一文，是最让人兴奋的一篇文字。在其文里，我读到了克难坡，一个已经载入山西民国历史的小地方，做为支撑闫锡山奋起抗战的一隅，克难坡彰显了它的真正意义和内蕴。此文真实而客观地为后人保留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作者的叙述也从容不迫，从克难坡的地理位置说到人们的精神状态，其中“闫宅谈话会”对会客室的“神龛”两边对联的描绘，隐隐透露出闫锡山的个人心态和人生修养。“天天须进步”，“地地要划分”。似乎比任何东西都能说明闫锡山诡谲多变的一生和在艰难困苦时态下的心境。“闫先生的一日”，更是难得的一份历史记录。看到这些文字，不难想像“二战区”被迫放弃太原后的无奈凄凉。在那样的一种特殊环境下，倡导新的作风便成为一种要求，按照规定，“公务人员除八小时的‘抗战劳动’外，每日还得从事四小时的‘生活劳动’”。就连扬爱源这样的高级将领也概莫能外，在自己的办公室外，就有九方丈的菜圃。而当时山西省府宁秘书长的公馆，则摆着两架纺纱机。

　　有意思的是文章结尾，看到闫锡山在克难坡实施的一系列的“变法”。国难当头，闫锡山不仅感到了自身的危机，也感到了“共产党的动机虽可批评，其技术与精神上之优点也无可否认。”所以就提出了一个“革命竞赛，真理战胜”的口号，“愿意友谊地和共产党竞赛一下，用事实来证明哪能一方的理论更合乎真理。”赵超构是浙江瑞安人，是有名的大记者，他曾写过著名的《延安一月》。他的这篇文章，我感觉是在本书里最具可读价值与史料价值的一篇。想了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山西的抗战史实，读此文定会受益非浅。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书呢？不在厚，不在版式的精致与豪华，而在于字里行间传递出的超越时空的思想和文本意义。《旧时光》就是这样的一本书。虽然里面讲述的是山西过去了的事情，且是一些外来者对它的心得观感，虽说有些篇章有走马观花的遗憾，但此书却让人爱读，愿意好好的深读。它没有自家人对自己家乡故土的唯心赞美，全书都是以一些外来人的眼光来品评打量审视山西这一中国煤炭资源大省的各种事况,从这些留美或留英的知识分子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旧时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对民族的忧虑和关心。他们的文字里尽现文化人的坦荡，虽然这些文字现在读起来略显陈旧，但这些沾满时光尘埃的旧文，论及的话题迄今仍给人新鲜之感。　

　　《太谷之行》是蒋梦麟来太谷的一篇游记，虽然农业经济没有时间记载，但从内容上看，应该和前面的陈衡哲是一同前来山西的。陈衡哲在文末标注的日期为廿三年七月。她在文中写道：“六月二十八日，孔庸之部长在北平的一个宴会上，曾面约了本市的几位教育家，乘他的康陀飞艇到太谷去，参观他主办的一个铭贤学校。”估计蒋梦麟就是这是时候来的。不同的是，他记述的直接干脆，而陈衡哲则以一个女性的敏感与细心，写出了坐康陀飞艇种种心情，包括康陀飞艇的长度和重量，康陀飞艇飞起来后还必须把耳朵用棉花塞起来。陈衡哲写道：“北平离开太原是二百七十英里。我们整整飞了二小时半，到太原时是上午十时五十分。”有趣的是在蒋梦麟的记述里，乘坐的工具则成了康特号飞机，而不是陈衡哲的康陀飞艇。这种不同意味的差异，让我们看到了旧时光下的三十年代的一些鲜为人知的逸事。可以想像，他们乘坐着一架战斗机起身前往山西去游玩一回，心情会是什么样子。接下来，两人的记述也明显地有差别。陈衡哲很细腻地写了路上的风物，而蒋梦麟就简洁多了，既是前往太谷，他就自然不能不谈到太谷曾经是“中国的华尔街”的过去，所幸的是他对山西票号的反思，却是切中要害的。晋商的败落，尤其是历史的原因在作祟，勿宁说是山西人在时代巨变面前思想观念陈旧保守的因素使山西票号未能跟上时代发展所致。这是人为，而不是天意弄人。

　　陈衡哲则没有蒋梦麟那样对山西票号生发感慨，而是写了他们来到太谷的晚饭是孔祥熙的家里吃的。并且见到了孔大小姐。虽然廖廖几笔，我感觉孔大小姐还是很可爱的。对于铭贤学校的参观，两人也不尽相同，但至少让我们看到了铭贤学校的往日模样。这些记述虽然各具风采，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了解过去铭贤学校的通道。陈衡哲说得稍微精简，而蒋梦麟就说得详细了。

　　里面最长的文字是谢冰心的《平绥沿线旅行记》。这次旅行对她而言，无异是一次重要的生命体验。她写道“除了领教了种种学识之外，沿途还会见了许多边境青年，畸人野老。听见了许多奇女子、好男儿的逸事轶闻，耳目为之一新，心胸为这一廊，我对于这次旅行的欣赏感谢，是罄笔难书的。”谢冰心以日记的形式写了旅行见闻，但字里行间显现出来的旧时日月和风景人物，无一不让我敬重和仰慕。旧时光带去了太多的人和事，也给我们遗留下了太多的人和事。白纸黑字里，有历史的风云在鼓荡，有多少古往今来的英雄豪杰在悲鸣，而触摸这些往事，只有在旧时光的晕黄光线下，闭目想像了。

　　轻飘飘的旧时光，苍茫茫的天涯路。时间已逾半个多世纪，一篇篇旧时光之下的文字里，那个越来越远的旧时山西正清新如初地展现在眼前。也许真正的历史就隐匿在这苍凉模糊的时光旧影里，透过这发黄呆滞的文字慢慢的复活。有趣的是，谢泳在选编这本小册子时，眼光很苛刻，文章均为当时写就，时间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文章为非山西籍学者所写。文章以散文标准选出，不选时论，不选通讯，不选论文。文章作者以留学英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因为他们相对客观，较少偏见。文章作者必须来过山西。

　　这不是挑剔，是严谨。从中可以看到谢泳的为人作文。现在谢泳已经成为厦门大学的教授，不知他还记不记得自己编的这本仅有十三万多字的书。想到此，我就深有感怀，不是为谢泳，是为书，书的命运有时候也是和人一样的，有时它比人更难以捉摸、难以把握。比人的命运更跌宕起伏，也更具惊心动魄的悲剧性。如果他碰到了另外的一些人，我相信书的命运会发生本质的改变，也许是让撕成碎片，也许是当作引火之用，也许是会被收旧书旧报纸杂志的人捡拾起，会在某一天重新化成纸浆，又一次再生。只是这样的再生，对有些人而言，已无任何情感。它只是一张光洁的白纸，不着一字，就像一堵刷了漆的墙。这样的墙，对一个喜欢回忆的人而言，是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

　　读完《旧时光》，感受到的却是一派新感觉。这也是一个不成才的家伙的一些不合时宜的呓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