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六十六回　　被抓人员放出狱　红司静坐搞绝食

    在县城“3.13”戒严的当天晚上，县公安局立即抓捕了“县临时指挥部”的几个主要成员。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高兴地同其他反对“临时指挥部”观点的群众组织的人员一起走上大街，在县城的大街小巷，刷写“坚决支持县支左领导小组镇压反革命分子的革命行动”等大小幅标语。接着，有些县临时指挥部被抓人员所在单位的群众组织，则开始对本单位不同意见的“临时指挥部”下属组织，开始采取所谓“革命”行动。不但抄了他们的印章、旗帜，还同时把他们的一些骨干成员揪到大街上进行游街和批斗，给“指挥部”观点的群众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近使他们不敢再上大街参加辩论。

一时间里，因为没有了对立面，前段时间大街上轰轰烈烈、激烈尖锐的群众性大辩论没有了。但是，这种“万马齐喑”的局面并没有保持多久。这是因为，南部县城的“3.13”所谓镇反抓人过后，临时指挥部和“红司”中的一些人员，跑到了成都求援。他们在派性观点相同的“川大‘8.26’”和“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的支持下，组织“上京告状”。　

后来大约到了三月底左右，县公安局接到了从内部传来的中央电话指示，立即全部释放了“3.13”戒严“镇反”时抓的人，。　

在“3.13”所谓镇反时被抓的人全部释放后，他们很自然地对“无辜被抓入狱”感到怨气难消。因而他们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休整以后，又开始同他们一起受了委曲的群众组织的的人们一起，高喊“揩干身上的血迹，擦干脸上的泪水”，再次上街张贴和刷写大小字报。公开攻击县公安局的群众组织“政法兵”是“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并强烈要求彻底平反。于是，在县城冷了一段时间的争论，又开始升温起来。反对“临时指挥部”观点、支持“镇反”抓人的一派的人们，当时似乎有些既安慰自已，又警告对方似的说：“公安局现在全部放人，是因为他们这些人，现在好比还像农民家里养的‘架子猪’，出槽宰杀不够秤。等再过些时侯，把它们养肥到够交国家屠宰标准时，政府一定会再把他们重新抓起来的。”

到了1967年的4月21日，南部中学原“红司”的学生仗其是年幼的“红卫兵”小将，可以不爱法律约束，公安部门不便拿他问罪，于是便组织了数十名“红司”学生，擅自闯入已经宣布实行“军管”的县公安局大院内，连续“静坐、绝食”，强烈要求公安局给“3.13”所谓镇反中穿被抓释放的县指挥部头头们平反。

在此时，县“临时指挥部”则发动下属其他群众组织人员，运用“大字报”和大小幅标语，在社会上发动强大舆论攻势，“大力支持‘红司’学生静坐、绝食的革命行动”。经过县人武部的“支左”人员多次反复、耐心细致的劝说，仍未奏效。街上和县委、县人委机关大院里，参与辩论“静坐、绝食”问题的群众越来越多。双方争论的程度也越来越激烈，空气越来越紧张。参与“静坐、绝食”的学生中，有的已经发生脱水、晕倒现象。但是，他们在“临时指挥部”众多组织人员的“坚决支持下”，仍然不肯放弃。后来，直到县公安局给所谓“镇反”中被抓人员出了全部平反的通告才收场。

此后，指挥部派人员又逐渐地把矛头公开指向了 “县支左领导小组”组长、县人武部部长岳元龙，并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打倒岳元龙！揪出‘军内一小撮’”。但是，他们这条口号一提出来，就使更多的干部群众，对“指挥部”观点的人更加不满。甚至说他们是“反军派”。也进一步加深了两派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和人们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情绪。

为了进一步显示我们也有所谓的“革命造反精神”，不在社会上被对立的另一方攻击为“老保”，于是便专门组织动员县委机关“反修战斗团”的成员，认真联系实际，撰写了一批揭发批判原南部县委书记QSX、ZUT和副书记GYC、LA等县委主要领导人的材料。并把它打印出来，先后连续刊发了二十多期《反修简报》，大量向县城和城郊各地散发。为其他群众组织在各种场合揭发批判南部县的所谓“走资派”提供了“炮弹”。

为寻找更多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修正主义言论”，我们又抛开了“反修”成立的“宣言”中所公开声明的“立场”和“行动原则”。开始从“临时指挥部”的人那里学习所谓“造反精神”，先后组织公开查抄了县委副书记GYC、LD，以及 县妇联主任ZJY等人的家。并在后来把他们分别集中到原县委机关领导吃饭的“机关小食堂”等处集中居住，长期限制了他们的人身自由。

我们当时还抓住从LD家里的皮箱底层里搜出的一只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用的双筒望远镜，以及一张撕掉了像片的日本特务证件，便肯定地说他是“日本特务”；从原县妇联主任ZJY家庭是地主成份，便大造舆论说他是“混进党内的地主、资产阶级小姐”；从县委副书记GYC家里搜出的有关讲话材料中，找出一些讲“物质奖励”和强调抓生产的言论，便给他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政治帽子，等等。并将LD等人家里搜出来的“罪证”，在县委机关内进行展览。从此，在机关里和社会上逐渐赢得了更多的人对我们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