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六十七回 中央下了红十条 四川两派搞对立
1967年6月,中共中央下达了十条“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即所谓“红十条”)。“文革”前在宜宾地区因犯严重错误而被处分,并关进了“班房”、全川出名的“两个好干部”:刘吉挺、张西挺夫妇二人(简称“二挺”),一齐被“结合”进入了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领导小组。并且分别担任了副组长等重要职务,掌握了四川党、政、财、文的实权。
四川“二挺”上台以后,奉行了一条“亲一派,疏一派”,甚至“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路线,因而十分自然地被“川大‘8.26’”派的人员,当作他们在省上的最大靠山。因此,他们认为只有他们自已才是“四川的‘革命左派’,应该独揽大权;其他群众组织都是‘老保’,不但一律不于承认,而且应该彻底搞垮”。从此,在全省开始形成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之间,造成了更大的对立情绪。
同一时期,在成都的“川大‘8.26’”和“产业军”之间;在重庆的重大“8.15”和“反到底”之间;在南充的“临联”和“反逆流指挥部”之间,都先后发生了规模大小不同的各类武斗事件。
南部县城在两派群众组织之间不断发生的严重冲突,以及外地发生的武斗事件的相互影响下,相互猜疑,互相戒备的武斗气氛越来越浓。一派传说:“据指挥部内部人士消息,最近航管大楼里来了几个从成都来的外地人,在帮助策划准备武斗”;另一派谣传:“对方可能在最近想要挑起武斗,……”等等。
随着县城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辩论和争斗愈演愈烈,因为有人在争论问题时出口骂人,相互动手你指我撮的过激行为不断发生。而有的则发展成动手打人致伤事件。随着这种过激行动的不断增加,两派不同观点群众相互之间的对立情绪也越来越大。有时,甚至连“支左”和公安人员也很难“解交”,主持公正。因为,如果你若是不支持他的言论或行为,则有可能立即遭到围攻和漫骂。同时,县人武部“支左领导小组”和公安部门,在经过“3.13”镇反“先抓后放”,一直遭到“临时指挥部”人员攻击的情况下,他们从此似乎也有些胆小怕事起来。因此,对于发生的严重打人事件,他们也很难下手抓人。
到了八月上旬,南部县城里的武斗紧张空气越来越浓。一时间,过去建筑工人才用的安全滕帽、钢钎、和军用铝水壶等日常生产和生活用品,都被购买一空。甚至连农村兴修水利和公路用来开山放炮的普通炸药和雷管等违禁物资,也被个别胆大玩命的人,用来制作炸药包和爆炸瓶。机关单位里面不少干部职工,则悄声回到了乡下农村家里,躲避可能发生的武斗;部份明显倾向于“临时指挥部”派性观点的人,干脆躲到县城航管大楼和东城的后街、新后街一带“临时指挥部”观点人员占优势的地方,寻求安全保护。
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伤害事件出现,党政群系统“革联”的人员,也商定由过去分散住宿,改为集中到县委、县人委的两幢大楼上面居住。同时,讨论制定了如果发生对立方面的武斗人员“攻入”县委、县府机关大院里面时的应急方案。具体安排把县人委大楼的楼梯处,迅速用木料和抓钉封闭起来,只留一道很窄的出入口。同时,在楼上准备好一些石灰和棍棒之类的防身之物,以及足够数量的粮食、副食品和手电、腊烛等物。防止对立方人员强行上楼造成伤害,等等。使人感到有了一种好像两派之间的“战争”马上就要降临的恐怖气氛。过去好端端的一座县城,俨然变成了两个严重对峙的“敌对山头”。
南部县“临时指挥部”自年初成立以来,由于有专门的指挥班子负责组织下属群众组织的统一行动,虽然其人数在县城单位和居民中占少数,但是它却表现出很强的活动能力。而同它派性观点不同的另一方,虽然在县城和农村的人口中占多数,但是他们的所谓“造反精神”确实不如对方。直至1967年的8月上旬,虽然各系统已经成立了联合组织,但是在县城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机构,所以十分松散。
随着武斗形势的迅速发展,县城各系统相同观点的群众组织,终于在紧急状态下,通过相互协商,于8月10日,在县城当铺街的原县商业局楼上,宣布成立了名为“南部县红色革命联合造反总部”(简称“红革总部”)的统一组织。当时,大家推选出的“总部”的主要负责人,为县商业局从军队转业的营职干部、“红色造反军”的主要勤务员罗永政和县农业银行南隆区营业所的军队转业干部李光汉,以及“汽运敢闯大队”的主要勤务员李涛等人。我当时作为“革联”推选的代表,安排设在县商业局二楼的“总部”的办公室,负责参加收集整理有关资料的工作。
自6月份以来,县“临时指挥部”已经在其驻地航运大楼,安装了几个对着全城成天不停地广播其派性观点的高音大喇叭。为了与其对峙,抵消其舆论影响,以鼓舞相同观点群众的“士气”,前几日已经在县商业局大楼的屋顶上安装起了相同的几个高音大喇叭。并由南隆区“贫联”介绍了一名广播员,每天按时对着全城广播,同“临时指挥部”的大喇叭,唱起了对台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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