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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二部艰苦的岁月第二十九回　　五年计划刚开始　　有幸跨进阆师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期，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束和国内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兴起，国内的工农业生产得到了很快的恢复和发展。按照国家过渡时期的“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要求，学习苏联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建设模式，从1955年开始制订并实行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其中，大力发展国民教育事业被重新列为一个重要的内容。要发展教育必须要首先发展师范教育，以解决师资问题。所以便有了阆中师范这个专门培养中小学教师的中等专业学校的诞生。阆中中等师范专业学校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不久就开始建修的。它位于川北地区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古城阆中县的东北郊外巴巴寺南面附近的荒山包上。在1956年的上年，基本建成了一幢一楼一底可开设十二个班的教学大楼、可容六、七百人的学生宿舍和大食堂，以及教师办公用的教研室、办公室和教师伙食团等主要建筑设施。为在1956年秋季开始招收新生创造了条件。我自1853年底在南部中学初八班一组毕业后，回到农村家里的两年多时间里，基本上把全部时间投入了农村的体力劳动，除了间或读一点《三国志》之类的古典小说，完全没有安排时间看什么功课方面的书。当1956年夏天在南部中学参加升学考试时，我自已是怎么考的也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只是在填报升学志愿时，考虑当时家里的经济情况如果要供我读高中、上大学可能比较困难，所以选择了读中师。困为读师范的学生不仅毕业后可以安排工作，读书期间国家还要供给全部伙食费。自已只缴数量很少的学杂费和书籍费。所以，我没有同父母商量便自作主张地填报了阆中师范学校。也可能是由于当时师范扩大招生的数量很大，加上考生来源数量不多，而且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的原因，我当时并未感到费多大功夫，便很顺利地被录取到了阆中师范学校，再一次有了进学校读书的机会。这次同我一起考进阆中师范的，还有本村同我一起读小学和初中时的同班同学杨自水。所以在当年秋季入学时，我又有了同路的伙伴。全家人都为我能考上吃饭不要钱，将来还要安排工作、当老师的学校而高兴。当年一起上小学，而今因为各种原因辍学在家务农的同乡伙伴，以及他们的长辈们，都经常在我的父母面前称赞他们说：“你们真有福气！养了个有出息的儿子！”所以，父母亲都为我能再次上学读书而高兴不巳。开学前，父亲特地带我进城买回一口用牛皮做面料的箱子，专门用来装到学校后换洗的衣服和生活日用品。九月一日开学的前一天，我约了族兄杨自水在第二天凌晨二点左右出发，各自背着铺盖卷儿和装衣服等生活日用品的箱子，提着煤油灯笼，摸黑抄小路走过邓家湾、陈家垭、徐家山、青龙嘴等十多里山区小路后，才到达老鸦乡望水垭附近由南部县通往阆中的公路上。接着，又走公路经老鸦场、流杯桥、界牌垭进入阆中境内。再冒着黎明前的黑暗，壮着胆子走过两边高山森林遮天、前面沟深雾气笼罩，传说中是过去的“棒老二”经常出没拦路抢人的银金桥。最后，还要在天蒙蒙亮以前转过两道山湾，才能走出山沟地带，进入平坦的彭城坝口。到这时，已经离家三十多里，但是离阆中大约还有一半稍多的路程呢!才开始走这一段路时，虽然是摸黑，可用得是毛气力，所以还算走得快。等到进入彭城坝以后，虽然天也亮了，路也好走了，可是感觉肩上背的东西却越来越重，人的两只腿也越来越不那么听使唤，前行的速度也因此越来越慢了。等走到十多里外的双龙场，吃过饭并稍微休息之后，时钟已经指向了十一点了。从双龙场经七里坝到达可以看见阆中县城的嘉陵江边的渡口马尿溪时，虽然只有二十多里平坦笔直的公路，却整整花去了四个多小时才走完。再等过渡后走到阆中县城东北郊外巴巴寺附近的师范学校住地时，已经是太阳西钭的下午五时左右了。就这样，经过一个整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完成了我的人生中第二次跨进校门和由农民到学生的旅途。从此，开始了我的新的学校生活。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　第二部艰苦的岁月　目　录　　　第29回　　五年计划开始搞　　有幸跨进阆师门　　　　　　　　62页　　第30回　　阆师建校五六年　　勤工俭学出人才　　　　　　　　63页　　第31回　　大鸣大放划右派学生灭鼠么麻雀　　　　　　　　64页　　第32回　　苏联卫星飞上天　　学生稻田放卫星　　　　　　　　67页　　第33回　　毕业之前入了团　　飞行学员却无缘　　　　　　　　68页　　第34回　　阆师毕业分南部　　城关二小当教师　　　　　　　　70页　　第35回　　严重灾害闹饥慌　　每人一天六两米　　　　　　　　71页　　第36回　　勒紧裤带搞教学　　不觉患上水肿病　　　　　　　　73页　　第37回　　请假回家治水肿　　大朝门外摔下坎　　　　　　　　75页　　第38回　　干部做假骗全国　　谷仓里头装糠壳　　　　　　　　76页　　第39回　　朱德探亲过南部　　二小迁出西门外　　　　　　　　78页　　第40回　　实事求事讲真话　　两次写信给县委　　　　　　80页　　　第41回　　队长食堂发脾气　　书记登门来训人　　　　　　　　82页　　第42回　　喇叭叫喊不准走　　情急生智巧脱身　　　　　　　83页　　第43回　　公共食堂垮了台　　小锅小灶重新来　　　　　　　　85页　　第44回　　共产主义作理想　　困难时期参加党　　　　　　　　87页　　第45回　　初恋失败调一小父母为我择婚忙　　　　　　　　88页　　第46回　　选择农村择佳偶昔日婚嫁好闹热　　　　　　　　90页　　第47回　　婚事简办少请客　　父病严重走年底　　　　　　92页　　第48回　　城关民中去负责　　关心教师面貌新　　　　　　　　95页　　第49回　　调入县委办公室　　机关值班守电话　　　　　　　　97页　　第50回　　县委书记字难认　　领导名字弄不清　　　　　　　　 99页　　第51回　　坚持写稿终登报　　宣传部门当通干　　　　　　　100页　　第52回　　参加社教先遣队　　新闻报道震南充　　　　　　　102页　　第53回　　社教部署作调整　　转战南充与广安　　　　　　　103页>>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二十八回　祖母一生多和善　　贤达聪慧勤持家我的祖母，也就是我们现在普遍叫的婆婆，在我少年儿童时期留下的完美印象，成了我终身学习的楷模。从我小的时候起，在我心目中祖母就是一个出身于富裕家庭，虽不识字，但却以仁慈和有教养而远近闻名，受人称赞和尊敬的人。公元1956年，最怜我疼我的祖母，因为她的右大腿上害的“阴疮”（可能是属于现在叫的肿瘤或囊肿之类的东西）发炎化脓，数月不能痊愈，进而引起肠胃消化不良，身体衰败，于当年夏天过世。享年六十四岁。祖母去世后葬于金兴乡太洪观对门窰湾老家住宅南侧附近祖坟地的前沿正中位置。从人们现在的年龄看起来，一般到了六十岁以上的人都算不上称什么“老”，更看不出有多少的“老像”。现代社会中，人们还把六十五岁以上至七十五岁的老人称为“初老”。要活到七十五岁以上的人才能算“老”。但在我的印像中，祖母在我七岁发蒙上学读书，也就是在她上了五十多岁时，已经完全是一位老婆婆了。婆婆姓吴，在旧社会按女性通称“吴氏”。但因婆婆信奉佛教，所以取了个佛名叫吴性转。婆婆的娘家住在南部县城嘉陵江东岸偏北的满福坝中坝一家富裕农民家庭。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曾祖父名叫吴洪应。在我已经知事时的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曾经跟着父亲一道，从红岩子渡口坐木船过河，经元坝井儿，到满福坝中间的外曾祖父家里，给他磕头做生日。第一次见到了身材高大外表严肃的外曾祖父，和个子瘦弱裹着小脚的外曾祖母。由于是第一次走外曾祖父家，所以那里和那时的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最为深刻和难忘的第一印象。外曾祖家里当时的房子座西向东，也就是背靠上坝，面向下坝。房屋的整体结构是三正两厢的马蹄形。可能是出于防洪的原因，整个房屋的地基砌得要高出地面约一米多。阶檐和院坝全部用从几里外运来的条石和石板铺成。一楼一底的穿逗古式瓦房，用的木料粗大浑园。堂屋和两边厢房的木格窗子上全部都有木雕的人物、花鸟、虫鱼等古典装饰。除了有待客的堂屋、宽大的厨房和歇屋（即卧室）之外，还有一间四周装了木板专门用来装粮食的仓房。在院坝边上栽有几排柑桔之类的果树。紧接着便是一块块平坦的菜园。我在小时侯听婆婆说：“壬寅、癸卯年（即公元1902年至1903年婆婆才十岁至十一岁时）涨大水，淹到了屋里的二楼上。坐在楼上的窗子口可以洗脚。房子四周都是一片汪洋。附近不少矮小的房子都被冲走了。” 外曾祖父和外曾祖母家的地产可能是祖传下来的祖业。听婆婆在我小时侯儿摆“龙门阵”时说：“1833年，楠木、碑院、洪山一带嘈‘乌老二’（即闹红军）时，‘雅’（即婆婆平时对她的父亲的叫法）曾同家里的人一起逃难，过河（即嘉陵江）来到我们双桥子的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可见婆婆小时的家里还是比较富裕的。婆婆小时虽然没有念过书，但是从小就受过比较严格的中国封建式家庭的教育。她有满清时代所有的中国女性一样的不幸遭遇。在几岁的时侯，外曾祖母就像她的父辈对她那样，强行用布条把她的一双稚嫩的正在发育的双脚，紧紧裹缠得如“三寸金莲”一般大小，不让长大。我小时侯，总爱新奇地看婆婆洗她那双被裹缠得变成畸形的尖尖脚。婆婆在每次洗脚时，总是要细心地先一层层解开那紧紧地绑扎在双脚上的、一卷卷长长的白色裹脚布。等用热水把双脚泡洗干净指甲变软后，再用那把专门用来修剪脚指甲的尖尖剪刀，把变成畸形甚至扎进肉里的指甲慢慢地一点一点地修剪干净。然后再用干净的裹脚布重新一层又一层地裹缠起来，穿上一双薄薄的软底布鞋，最后在外面再套穿一双走路用的绣花的尖尖小布鞋。我幼小时因为弟妹多，晚上就一直同婆婆睡在一起。并且一般都睡在婆婆的脚头。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才开始睡下被盖还未暖和时，就用双手紧紧搂抱着婆婆的那双裹着脚布的小脚，直到熟睡过去。我有时翻身掀开了铺盖或身子未盖严使婆婆那双小脚感受到了凉气时，她便立即用那双小脚将铺盖挑起来，重新把我的身子盖得严严实实。仅菅婆婆的小脚一直缠着裹脚布睡觉，但我一直未感到有什么难闻的脚气味。真正感受到的而是难忘的祖孙之间的慈爱和亲情。在我的记忆里，婆婆除了经常把自已的一身衣服穿得整整洁洁之外，每天早上起床后，除了照样洗脸、扫地外，便紧接着用水把家里吃饭的桌子、板凳和门窗，以及厨房里的案板、灶头等处，擦洗的干干净净。同时，还要手拉手地教我和弟妹等一帮孙儿、孙女们如何把手脸和两只耳朵里外，以及前后颈窝等处的垢甲洗干净；把头发洗净、梳光；把衣服、鞋袜穿得整整洁洁。总之，绝不能使外人看起来脏浠浠的。免得让人笑话。农忙时，每天早上起来，母亲总要出门干地里的农活。农事闲了时，又要出门上山割草喂牛。婆婆则自然要担当起家里煮饭和经佑孙儿们起床、穿衣、洗脸等一系列的家务。所以，每天早晨起来，婆婆总是忙个不停，很少有空闲的时侯。后来，盐井灶上雇请了两三个搬水和烧盐工人，要供他们吃饭以后，实在忙不过来，才雇请了一个本房名叫胡儿么姑的侄女煮饭、洗衣做小工。但婆婆仍然每天照样忙个不停地做事，从未摆过什么主人的架子。她对同湾、同院子居住的堂侄儿、媳和堂侄孙、媳之间，也总是和睦相处，从未听见同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争吵。甚至连“红脸话”都很少说过。在儿子、媳妇和孙儿、孙女们面前，更是从未听她开口说过什么骂人的脏话。在婆婆的良好形像和榜样的影响下，我很少发现父母亲之间发生有吵嘴闹架的事。因此，我们兄弟姊妹也从小养成了不同别的小孩打架、骂人的习惯。同时，婆婆还经常同母亲一起，教我们兄弟、姊妹几个：“要尊敬长辈。”“要嘴巴放甜些。要肯喊人。”“要大胆出众，学大方些；不要学‘夹尾巴狗’，见了人不敢吭声，梭边边角角。”她们这些朴素的教诲，在我一生成长的过程中，总是经常回响在我的耳边，使我受益终身。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二十七回　长江水利招干部　　到了重庆又回家我在家当农民这两年时间里，曾先后有两次外出工作的机会，但不是擦肩而过，就是半途而归。第一次是在1954年。政府对当地的私营盐业灶户准备实行统一建帐制度。凡是私营盐业户都规定由政府统一委派会计人员建立开支收入帐户。会计人员则由政府招收当时毕业回农村的初中毕业生进行统一培训后，分配到各盐业井灶担任会计工作。我事后知道，本乡的同班同学中有杨大俊和杨仑基等人，都被抽中参加培训，后来当上了盐井会计。而我却因为父亲是盐井灶户，未被列入选招的名单，失去了参加这次盐井会计的工作机会。第二次是在1955年。国家选招一批回乡的初中毕业生，到开始筹建的武汉长江水利建设规划委员会办公室工作。这次，我有幸同本村二房湾的同班同学杨大俊一起被县上选中后，统一乘坐当时少有的长途客车，送到了设在重庆市两路口的长江水利规划人员招收办公室。准备再由重庆乘船，经水路出三峡，达武汉市。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第一次乘坐汽车。当在县汽车站上车时，心里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看到汽车启动开始向前走，而街道两边的房屋慢慢向后退时，只觉得脑子里一热，混身上下的血液立即沸腾起来。同时，感到人有些发晕。我本能地把身子挪动到汽车稍前面的地方，并把眼睛死盯着道路的前方，这样才慢慢适应起来。那时由南部到重庆的公路不但十分窄小，而且巅簸不平，湾道很多。汽车走起来非常缓慢。早上六点多钟从南部县城出发，经过两个多小时才能赶到六十多里外的建兴场。在建兴场吃过早饭之后，还要经过四、五个小时的巅簸，直到下午的四、五点钟左右才能抵达南充。当晚要在南充住宿。第二天一早乘车，沿着嘉陵江边陡峭窄小，而且照样弯弯曲曲巅簸不平的公路往南行走。并分别在武胜的一个小场和合川吃过早饭和午饭之后，直到傍晚上灯的时侯，才能到达重庆市中区。这也是我第一次离开父母，走得最远的一次。当天晚上，在重庆市两路口下面的大田湾电影院看电影时，我虽然人在电影院里，但心却老是想着远离家里的父母亲。加上接连几天坐车巅簸的疲劳，竟然不知不觉地在坐位上进入了梦乡。直到电影快要散场时，嘈杂的人声才把我从梦中惊醒过来。我记得，当时是住在重庆市两路口窄小街道靠山脚的一家旅店里。我们十多人一起住在一间大屋子里。我感到最不习惯地是那天棚上的电灯一直通夜地亮着不关，使我通夜都蒙蒙懂懂地没有睡熟。晚上醒来了好多次才等到天亮。我奇怪地想：“那电灯通夜不关地一直亮着，不是要浪费好多的电吗！”因为那时的电是很珍贵的东西。特别是在南部县这样的小城市，当时只有前街一个小小的烧煤的火力发电厂发电。只有县委、政府机关单位才有电来照明或开收音机。街上的路灯不但很少，而且一到晚上十二点就要准时关灯。一般的居民家里都是点的桐油灯，或者照的煤油灯。连当时的学校教室晚上自习和县川剧团舞台晚上演戏照明，都得用“煤汽灯”。当时用电就好比现在用奢侈品一样。在重庆市住了大约三天之后，招工办公室对各地来的人员组织进行了一次体格捡查。最后通知，说我 “心脏有杂音。不能去武汉了”。并决定把我用车送回南部县来。好在我当时对去武汉那么遥远的地方工作本来就没有多少兴趣，所以并未觉得是件很伤心的坏事。可是，当我乘坐一辆货车返回南部途中，由于车子的剧烈巅簸而发生晕车，并不断地呕吐不止的时侯，真想下车走路，一辈子也不愿再坐汽车了。幸好同车有一位不知道姓名的回南部的解放军战士，在一路上十分关心地照顾我。我一直精神幌惚地倒在他的怀里，在汽车不断地巅簸中无可奈何地期待着早日回到家里。我不知道这位当年的解放军战士他现在住在那里？他是否还健康和幸福地地生活着？　当汽车抵达离南部县城还有十来里路的金兴场时，我便下了车，极其狼狈地回到了家里。这以后，整整地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口里的汽油味和头晕的感觉才基本上消失。我人生中第二次美好的梦，刚好只做了个开头，就这样戏剧性在一瞬间结束了。而那个因为早婚严重影响了身体健康的同班同学，反而顺利地到了设在武汉市的长江水利规划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后来他同当年还在读书时就早婚的妻子离了婚，在武汉市安了新家。再后来还成了一名高级工程师。听说在几年前他已经去世了。有人说：“人的一生本来就是一个解不开的谜。”这是真的吗？也可能这确实就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现代科学至今还无法解释的人的所谓“命运”所致。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第二十六回　升学不成留家里　　四面八方修堰塘命运使我失去了在1954年的秋天继续上学的宝贵机会。刚满十六岁的我从此逐渐变成了家庭的主要劳动力，过上了真正的农民生活。在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以美国侵略者为一方的失败，在朝鲜板门店签订停战协定而告终。我国的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简称“一五计划”）也很快就要开始了。农村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农业水利建设逐步掀起了热潮。那时的所谓水利工程主要就是修筑山弯堰塘和扎河堰。据我所知，在金兴场附近所有的小山弯里，当时都规划了要建筑拦蓄山洪的小型水利工程山弯堰塘。而当时的农业生产完全靠耕牛和人的体力进行手工劳动。生产工具主要就是锄头、扁担、撮箕、夹背，以及石匠用的锤子和钻子等。不但没有，而且从未听说过有什么现代用的挖土机、推土机和压路机。而要在任何一个小山弯里完全用人工修筑起一个小小的山弯堰塘，一般条件下至少都要修筑一条底宽和高分别达十米以上，顶宽二到三米、至少长三十米以上的大土坝，需要挖掘、搬运、填筑、夯实成千上万立方米优质粘土，耗费劳动用工数万个。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如果仅靠本地的水利受益户来修建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刚刚经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锻炼的各级领导干部，于是把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办法用到了农村兴修水利工程上来。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那时，我已经是有三个弟妹的兄长，加上父母亲和祖母，就是七口之家。而这时还只有父母亲两个成年的劳动力。我虽巳年满十六岁，也有些气力，但是毕竟还未成年。常言说“骨头还真的嫩了点儿。”由于父亲当时的主要精力是放在经营盐井上，母亲除了成天忙家务，还要忙农活。大妹虽然由于受旧社会重男轻女的思想影响没有上学，但也在家里忙着割草喂牛和帮助照顾弟妹。祖母已经年过六十，又是一双“三寸金莲”的小脚，注定只能在家带孙儿，还要抽空进灶屋，帮助母亲架柴烧锅煮饭。所以，乡村当时规定每家每户必须出一个主要劳动力，到外社、外村集中力量统一修建山弯堰塘的艰巨任务，自然而然地就落在了我的肩上了。修建山弯堰塘的活路，做起来并不需要多少技术，而需要的是力气。比如，开始挖塘基时，水田放干后再把田里的浠泥一点一点地全部清除干净，直到挖出老底为止。接着是挖筑“核心墙”（即防渗墙）和筑大坝。到了工地时，身强力壮的男人，或自愿报名，或统一抽调人力组成四个人一组的打夯队，专门负责“打夯”，把重新面上的新土打紧夯实。其余的男人和女人，或按小组，或自愿组合，或单人作战，负责挖运优质粘土到坝上去面堰仑。凡背土到了堰仑指定地点者，有专人按数量多少发给竹签计数。最后，按背土的背数多少或按被挖走的实际土方来折算工分，作为每户投入的基建任务工分。并在本社参加年终分配。我除了与别人打伙挖土或背土统一分摊工分外，有时也参加抬石打夯，跟大家一起有节奏地呼喊着“哟！＿合荷！哟＿荷咳耶！”“咳！＿耶！___左咧！”和“咳！＿呀！＿左荷！”的打夯号子。开始时虽然感到有些吃力和枯燥难耐，但同时也好像从中得到了一些别有情趣的快乐和享受。从天不亮时就吃“早早饭”后到工地，干到上午十一点左右肚子感到有些饥饿时，母亲或大妹总是按习惯像各家各户那样，准时送来一大碗面条“打么台”。下午二至三点时的午饭，也是由专人送到工地上来吃。开始时，在本村附近地方修堰塘送饭的路程还不怎么算远。可在后来，发展到去外村修堰时，一般都有两三公里，最远的地方有四公里左右。所以，当有我一人上工地劳动时，还有母亲和大妹两人在整天忙着为我煮饭、送饭呢！每当我这样狠狠地干上一天后拖着疲备的身体回家时，总是感到腰酸背痛，走起路来两支小腿直“打闪闪”。但又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只好硬着头皮撑下去。干了一天又一天，修好一口修二口。据我回忆，自1954年下年起，至五56 年秋天上阆中师范时止的两年时间里，先后参加完成了本村的转角弯、蹇家弯、元家弯、任家弯、华家弯、二房弯、邓家弯、陈家弯和附近双桥子村的六家弯、大垭弯；洪庙子村的李家弯、杨家弯；大垭村的宋家弯、大垭口弯；三清奄村的杨家弯、三清奄弯；海会奄村的海会奄弯；八家沟村的庙子嘴等七村十八处的山湾堰的修建任务。在这两年的时间里，除了参加各处修建大小近二十处水利工程外，在农忙时我还跟着父亲和其他人学着扶犁耕地、打窝下种、割麦子、打联枷、刨苕厢、栽红苕等旱地活，以及戽水车水、平田撒种、栽秧薅秧、割谷（指水稻）绑草等水田活路。基本上掌握了大部分农活的操作技术，变成了一个道地的农民。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二十五回　春季开始不招生　回到农村当知青 1953年底，我在南部中学顺利完成了初中阶段的学业。　可能是命运的安排吧！我头年冬天初中毕业后，恰好在我就要进入高中阶段学习的时候，刚好赶上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开始了第一次教育招生制度的改革：第二年就实行春季不招生。由过去的一年春秋两季两次招生，改为每年只在秋季搞一次招生。虽然当时我的年龄刚满十五岁，个儿不怎么高，身体也不怎么好，但还是只有回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和盐业劳动。当上了新中国的第一代农村知青。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刚好全部解放了中国大陆，因为美国接着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眼看就要把战争的祸水引向刚刚建立的新中国，所以在毛泽东主席的英明决策和领导下，中国人民及时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但是也因此消耗了新中国的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它同时给中国教育事业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压缩招生”，减少开支。这还导致了南部中学高中在1954年的秋季都停止了招生。当年秋季招生时，南部、仪陇、阆中、苍溪等四县，仅有阆中中学一个学校的高中才招生。所以四县的考生都只好集中到阆中县城统一进行升学考试。因此，大多数考生都自然落榜了。我在1953年底初中毕业回家后，由于得不到外面的消息，也根本未作什么复习，除了帮助家里的父母亲做些家务劳动外和农活外，就是玩耍。所以，直到第二年秋天在阆中集中统一考试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才相约去阆中报考高中，参加升学考试。并考取了阆中中学高中的“备取生”。那通过邮局用信封寄到我手上的录取通知书说：“等正取生的名额出现空缺时，由学校通知备取生依次入学递补。”但不幸的是，我老老实实地在家等待了一个秋天，却再也没有什么递补入学的通知书送到家里来。从此，就一个心眼儿地投入了农村的艰苦劳动，当上了地地道道的我国第一代农村知青。事隔多年之后，我从当年在这次统考中考取了阆中中学高中的同班同学中得知：在那次考试中，凡是考取了“备取”的同学，只要开学时到学校去了要求上学的，全部都进入了学校读书，根本用不着等什么学校再发候补入学通知书。现在看来，这可能是命运的再次安排，使我错过了一次宝贵的入学机会。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二十四回南部中学多奇事校长主任判死刑在南部中学读书的时候，我第一次看见了踢足球。还有在足球场南边的两个兰球场和跳高、跳远的沙坑。大概是在第二期的一天下午课外活动的时候，我和另外一个同学跑到沙坑边学跳高。由于没有掌握跳高的要求，当我跳下沙坑的时候，左手反杵下去造成手腕脱臼。当我看到手腕骨向外突出成一个丁字形时，大声向在旁边的同学呼叫说：“快点！快点！我的手腕杵断了！”说时迟，那时快。当我还处在手部完全麻木没有感到疼痛时，旁边那位男同学快步跑到我的跟前，握着我脱臼的左手掌，用力往前几拉，竟把手腕骨一下子拉复了原位。在我立即赶往医务室找当时的校医李尚铭医生治疗时，他竟不相信我的左手真的发生过手腕脱臼的事。当他看了我的手腕部位没有什么异样后，还以为我是跟他闹着玩的。于是，只用了一些樟脑酒精棉花将我的左手手腕部位擦了几下，便叫我离开。他也下班了。我当时也并不知道这样的伤究竟该怎样处理才对。但是，当我回到寝室准备去拿碗筷吃饭时，才发觉那整个左手的五个手指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不要说拿那个不重的洋瓷碗，就连一双筷子也拿不动了。我第一次用一只手把饭吃完后，又马上到医务室找李医生。这一次，李医生仔细捡查受伤的手腕部位后，用樟脑酒加药棉给我敷住了整个左手手腕，最后在两边加上竹夹板，再用纱布捆了个扎扎实实。好像当时没有给我吃什么止痛消炎的药，所以当天晚上把我痛得一整夜没有睡觉。过了一个星期以后才慢慢好起来。那个时候，“打摆子”的疾病流行比较普遍。由于得了这种疾病的病人，在发病时的主要症状是每隔十天或半个月左右就要发一次高烧。当病人发高烧时，不但精神晃惚神志不清，而且感到全身冷得发抖，走起路来头重脚轻东摇西摆站立不稳。说话时连牙齿也抖得“嗑、嗑、嗑”地不断发出响声。所以当时人们习惯地叫这种奇怪的疾病为“打摆子”。这种病一般在夏季和秋季发生，而且还会相互传染。当时在农村，如果有人“打摆子”时，因为根本找不到什么特效药，所以往往把它同无知的“迷信”联在一起，说是有什么专门找人害“打摆子”这种病的“摆子鬼”。当预料到下次可能发病之前，便让病人带着巫师画的据说可以“辟邪”的神符跑到外面去“躲摆子”。当然，这样“躲病”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了。所以，“打摆子”这种病在当时成了人人害怕的瘟疫。但倒霉的是我在南部中学读书的时候，偏偏就得上了“打摆子”这种怪病。幸好当时学校已经有了治疗“打摆子”的特效药奎宁。可是，我在吃奎宁这种金黄色的小药片时，却闹了个大笑话，至今不忘。原来，我正发“打摆子”病时被高烧的连路都走不稳，头脑也不怎么清醒了。当我从医务室拿到金黄色的奎宁片后，赶忙从学校的保温桶中倒来一盅开水。同时，按照平时一样先把药片放进嘴里，接着再喝开水。不料那开水却滚烫的不能下吞，只好将水吐了出来，而味道极苦的奎宁药丸却一直包在口里，直等到开水稍凉之后才敢再喝进口，将药丸一齐吞下去。可谁也没有料到还有更糟糕的事，就是那奎宁丸的金黄色趁在口中时通过泪腺窜进了我的眼睛，把一双白眼球染成了金黄色，久久不能消失。你说，这样的事能忘得了吗？还有一件令人难忘的事，就是当时南部中学校长尹绍伊和教导主任都成了反革命分子，而遭到了枪决。大约就是在我进校不久，在社会上开展的“镇反”运动中，先说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解放后南部中学第一任校长尹绍伊，后来又说是个“叛徒”和“反革命分子”。同时被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还有学校的教导主任敬继书和历史科任教员林特民等人。由于“镇反”运动是在学校教职工中开展，学生不知道什么具体的情况，所以只是在参加县上在原人民会场(现为柳林公园)召开的“公判大会”把尹绍伊和敬继书、林特民等三人押上大会审判台前，一个个地进行公开揭发和审判时，才知道他们是“反革命分子”。当三人一齐宣判为死刑，并立即执行枪决时，那尹绍伊还开口大叫：“我冤枉”。并高呼：“毛主席万岁！”我和同学们一起坐在广场的坝子里看到这种场面时，开始都感到十分惊讶和有些疑惑不解，但在后来听台上有人厉声大喊：“不准反革命分子尹绍伊蒙敝群众！”我们也都信以为真了。事过三十多年之后，从政府部门里传出一个同样令人惊讶的消息：“给尹绍伊平反了！”据说是“找到了尹绍伊在解放前参加地下党时的介绍人。证明他不是所谓的叛徒”。呜呼！一个在解放前的“白色恐怖”条件下冒死加入当时还处于“地下活动”的共产党秘密组织的高级知识分子，在革命已经取得全国性胜利后的日子里，却遭此不白之冤，真是令人惋惜不巳！我终于弄明白了：为什么尹绍伊当时在宣判为死刑后，一面喊“冤枉”，一面还要高呼：“毛主席万岁！”原来他在被冤枉而死的时候，也没有放弃对共产党的领袖毛主席的信赖。他算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一个伟大的人。如果当时我们的执法机关人员学习中国古人那样，大凡在执行“死刑”时，在“罪犯”有喊“冤枉”不服判决的时候，都要“暂缓执行”，重新核实“罪证”，另行判决。那样也就可能不会枉杀一个对革命既有功又有用的人了。>>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二十三回　凌云洞下建学府当年学子忆少年　　　在南部老县城的正北面，紧紧靠着一座状若彩虹，形似蛟龙的凌云山。位于凌云山东北方向，现凌云公园“听涛居”南侧的半山腰间，有个天然形成的约高五米，宽十多米，深达数十米的凌云古洞。听说过去有人为了试探洞的深浅，曾经将作了记号的鸭子放入洞中，结果发现鸭子竟然从嘉陵江上游十多里外的老鸦岩作坊湾水下钻出来。传说在古时候，“八大仙人”之一的呂洞宾就曾经在这个凌云古洞中修过道。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又在洞中塑了不少的佛像。并在洞外东侧修建了部分房屋作道观的寺庙。每逢年节或佛事会期，很多信男信女都要来此焚香祈求菩萨的保佑，热闹非凡。所以，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南部县解放以前，它还是南部县城附近历史上有名的“八大景” 之一。在凌云古洞的下面山坪上，就是出名的南部县最高学府――南部中学。据资料记载，现在南部县中学是在公元1950年春，由当时凌云洞下面的女子中学和县城原设在文庙里面的私立民宜中学合?愣伞Ｄ喜恐醒У那吧碜钤缡恰傲樵剖樵骸薄Ｊ樵褐缡⒂谒危彼纬跄辏喜肯鼐驮俺率希ㄒ③拧⒁⒆簟⒁⒆桑┤丛倍琶笔薄Ｎ煨绫浞ê螅峡凭伲搜茫骞庑�30年（1904年）将灵云书院改制为“南部县公立灵云高等小学堂”；1912年更校名为“南部县高等小学堂”；1924年在“五四”新文化的推动下，定名为“南部公立初级中学校”；193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一部挺进南部县嘉陵江以东，建立苏维埃政权时，国民党第29军军长田颂尧部屯兵南中校址，阻止红军过江，南中停办；1936年南中改办为“南部县立农业职业学校”；1939年恢复原初级中学；1945年南中开始增设高中班；1948年更名为“四川省南部县立中学”；1949年12月24日，南部县城解放后，南部县解放委员会成立，随及接管了南中；1950年初，南中与县立私立女子中学和县立民宜初级中学合并，定名为“四川省南部县南部中学”。在公元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初，从南部县城到南部中学出北街时，要经过一条虽然不宽，但以卖满福坝的炒花生出名而很闹热的小街＿＿花生市街（即现在的凌云路口）。然后经过因买卖和储存嘉陵江上的大河木船所用的桅杆而知名的桅杆湾口。靠左边山嘴有一条陡峭崎岖的山坡小道可通学校后门；靠右，则是从半山坡砍出的一条长约五百公尺通往学校校门口的大路。对于我们这些家在农村来县城上学的十二、三岁的孩子，第一眼看见那虽不如南部中学现在的校门那样高大豪华，但是却很有点像古典院落式的八字形朝门楼阁、耳房和双扇大木门，以及那匾额处用毛笔书写的“南部中学”四个大字，以及那校门里面整齐排列浓郁参天的大树、宽大的操场，以及那优美安静的环境，俨然感觉到似乎有些神秘：自已现在就要进入的学校，是一座与过去的乡村小学显然不同的高等学府。当时的南部中学，校园的范围远没有现在这么宽大。也就是现在的老操场以上至凌云洞山下的范围。跨进校门口，两边的耳房分别是值班室和传达室。经过约二十米由青石板铺成的林荫大道，再踏着三十来步石梯拾级而上，则到了第二道校门。这门的两边都是由石条砌成高约五米左右的保坎，左边直达教师伙食团和女生院；右边直达操场南尽头的学生伙食团。进入第二道校门，则见一道宽十米长十五米左右，地面铺着青石板的长方形天井坝。左右两边大约各是五、六间供学校老师和职工居住的平房。再往前走，又是一道近两米的石坎。爬上中间的石梯，经过中间的厅堂，终于来到了后面靠山的学校办公室教导处。在教导处报了名后，拿着缴费通知单，再到下边天井坝右上角的学校总务处办理缴纳学杂费和伙食费的手续。最后再到教导处注册编班，并分配学生寝室。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深刻体会：当你在儿童和青少年时代，第一次到一个新的地方时，首先印入你的眼帘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第一印象，它留给你的记忆是最牢靠的，也可能是最美好的。特别是当你在经过了数十年的生活艰辛之后，闲暇之余再来回味它时，那滋味儿真是“只能意会无法言传”。这也许可能是无论任何人，无论他一生中走到了多么远的外地工作，或者是安家落户，到老来时还总是忘不了，在他那少儿时留给他印象最深的家乡。那怕它是穷乡僻壤，也照样感觉：“还是家乡好！”而且很少有人嫌弃它。可能很多人对母校的感情也是这样。　　当时，学校教导处的前面紧连着大厅走廊。在两边又是两个小天井。靠左的东北方小天井，通过一道椭园形的木门进入使人感到有些神秘的女生院。靠右的一道小天井则直通靠山的一道约五十米的长天井两边的二十多间男生宿舍。我当时被分配到了初八班一组。并由教导处的一位职员，亲自把我领到了长天井靠山中间的一间，里面摆着四架上下床的寝室。在长天井和东面操场之间矮一坎的地方，分别是两排四间高年级的教室。我们这些初中新生的教室，则安排在当时就有的一楼一底、楼上两边带有木栏杆的木板长排楼。长排楼的最南端则是学生伙食团。长排楼和操场之间的边坎上是临时搭建的草棚作学生食堂。　　当时学校的老房子，现在除洞口右侧靠山的一幢三间一楼一底的小木扳楼外，其余全都折完改建成新的高楼了。在那时，从凌云洞口出来，有一条小路经过小木楼前边，从树林中穿过，拾级而下，便通到了学校“女生院”的后门。后门外有一小道，沿着院墙可通到学校大门口外的大道上去。这也是老百姓到凌云洞烧香观景游玩的必经之道。　　刚刚解放后不久的南部县城，原有的私立中学都停办了。只有一所位于凌云洞的公办的南部中学招生。可能是受解放前夕物价飞涨的影响，那时的学生入学都是缴纳稻谷作为学杂费和伙食费。学校专门修建了一座粮仓作为装稻谷和将稻谷加工出来的大米用。家在城内和学校附近居住的同学，在家吃饭和住宿的，称为通食生和通宿生。个别家庭贫困缴不起伙食费的同学，也有在附近农民家里或者在北门一带的小饭馆里面包伙食的。我当时被编入初八班一组，开始了我的中学学生生活。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我当时住在靠山崖的男生寝室时是双人木板床上铺。垫床用的是学校向当地农民订做的用稻草打制的草卷。被盖、�...>>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二十二回　民间验方显神奇　母亲年老眼不花　　　　从我只有七、八岁的时候起，母亲的眼睛一着凉就见风流泪。后来发展到只要着凉就红肿发炎。一夜之间眼球上就长满了蒙皮，疼痛难忍，摸门难出。連一般的家务劳动也只有请人帮忙。　　为了治好母亲的眼病，父亲在忙着经营盐井的同时，也花了不少功夫四处求医问药。只要听说哪里有能治眼病的医生，总是亲自带着母亲去捡查治疗。在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以前，中国农村的人们生了病，普遍都是请中医、吃中药。在南部县城，也只有南街原“福音堂”（现县人民医院）内有一家英国传教士办得“洋医院”。大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西药。在那时的农村，中医行医的方式与现在有所不同。所谓的“行医”，就是同请医生的人一道，背上装满中药称做药联的大包袱，走上病家的门，直接为病人诊脉、处方。同时挂起有数十个布口袋装满各类中药的药联，当场扎药治病。现在叫出诊的医生，一般只处方，喊你自已到药店去买药。只有在县城，才有坐在自已家里开的药铺等人上门看病的坐堂医生（座医）。为了治好母亲的病，当时金兴场附近的有名中医，如场上的李绪田，蹇家弯的杨友国，八家沟口的杨树圃，梁家沟的梁正荣等都请遍了，但都是吃了药时就好一些，再一着凉就又复发如初。父亲后来听说，县城里后街有个名叫严进光的眼科中医生，便请人用自家的马扎凉椅绑成的滑杆，把母亲抬进城里的严医生家里治疗。那严医生诊断说：“眼睛经常发炎是因为眼睑毛向眼晴里面倒，扎坏了的。所以要一边吃中药，一边经常用铁夹子把向眼内倒的眼睑毛拔掉。同时，要作手术把眼皮提起来。” 严医生作手术的方法，是采用中医传统的最古老，也可能是最原始的方法。听父亲回来说：“他叫病人先闭着双眼，然后将口中包着的一口冷水，突然喷向病人的眼睛，再用事先准备好的两根大针，将病人的上眼皮的肉皮夹起一块，再把大针的两头用细丝线牢牢地扎紧。要通过十天半月之后，活生生地把上眼皮夹脱一块，这样才能把上眼皮提起来，让眼睑毛不再扎着眼球引起发炎。”因为那时没有麻药，中医也从来不用麻药，所以这下可把母亲疼惨了，抬回家里后一直痛得接连叫了好几天。最后，终于将眼皮上的肉活生生地硬夹下一块来。谁都知道，这种小手术现在连美容店都可以做，算不了什么。因为只要医生在手术前给你打上很少一点麻药，你就什么疼痛的感觉也没有了。既然挨了疼，如果能够治好病，倒也算好。可是，母亲的眼睑毛还是照样往眼睛里面扎。就这样，母亲的眼睛还是经常发病。到了解放后的1951年，母亲的眼睛又一次严重发炎，一双眼球被厚厚的蒙皮蒙的严严实实，连放在面前的灯光都不能分辨清楚，只觉眼前有一层模糊的亮光，连吃饭都是将碗端到她的手上，用手摸着筷子吃，俨然成了一个瞎子。父亲急得团团转，四处打听能治眼病的地方。最后听说保宁（即阆中)医院治眼病好。父亲下决心请了两个二十多岁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自已用竹子绑扎好一架川北地区特有的带遮阳风蓬的滑杆，三人一道轮换着用滑杆把母亲抬到了七十里外的保宁城里医院治眼睛。我记得，好像那次是医生用手术刀将眼内的蒙皮割除的。但是，后来着凉时那蒙皮照样重新长出来，一直没能得到彻底根治。时间到了1952年，按照当地的俗话说，也可能是母亲因为眼病而受的磨难该到头了。我记不清是什么人告诉父亲一个消息，说南部县城锅铺岭街（现新三元街）有个开除籽棉绞坊的老板，名叫梁天和，本人虽然没有正式行医，但用祖传的秘方草药包治眼病，治好后才收钱。这果真算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但一开始，父母亲都有些不敢相信真的会有这种好事。因为母亲的眼病，在前几年四面八方的医生都看交了，还没有一处医生敢说：“包治好了后才收钱的”。但又觉得天底下既然有这种好事，不防大胆到那里去试一试。反正不会白花钱。后来听母亲说：“这个梁医生看病，与以往其他的医生看病都不同”。原来，这个梁医生用得是临时到野外去采集的，不让任何人看见的几种草药，回来用舂窝冲绒调好后才说明用药方法交给你。原来这是一种用中草药做成的有些像加了南瓜瓤的浆糊似的外用药。没有开吃的中药。它的具体用法是：病人回家后，在晚上睡觉前，用剪刀将后脑处的头发剪去一块，然后用涝糟水将药调匀，再将它均匀地摊糊到三块二寸左右大小的青布块上。最后，再将二块较小的青布药块分别蒙在两只眼睛上，将一块较大的青布药块蒙在后脑至颈部的地方。最后用一根当时农村常用的长布帕子，将贴上药的两只眼睛和后脑包扎起来，然后睡觉。等到第二天早上起床后，再将药物一齐取掉。到了第二天晚上同，再另外照样如此换药。这样连续用药半个月之后，母亲的眼病竟奇迹般地完全好了。不但视力恢复的很好，能穿针引线，而且再未复发。　　母亲的眼睛治好后，按照事先的约定，大概是付给了梁天和“两包”花盐的钱（注：一头驮牛驮一次为“一包”，每包为100公斤。当时价值约为人民币40元）。梁天和用草药治好母亲的老眼病的消息传出后，先后又有十多起患眼病的人，直接打听到我们家里来，托父亲介绍到梁天和那里治好了眼病。在我家附近小河西南不远的蹇家弯，有个专门看猪牛的老中医名叫杨友国，听到我母亲的老眼病被人用中草药包治好了后，专门来到我家打听治疗情况。原来杨友国同梁天和两人还是打的“老庚儿”（即同年庚出生的拜把兄弟）。当他听到那草药中有像南瓜瓤的东西后，便决心到梁天和家里看个究竟。可谁知道，那梁天和对“老庚儿”也不讲情面，对他那包治眼病药到病除的祖传秘方，仍然是守口如瓶，一个字也不肯透露给他。杨友国还是不肯死心。他趁梁天和不在意时，从木梯子上爬到梁家的木板楼楼门口处，仔细往里面看时，果真看见那楼里面堆了好大一堆黄南瓜。杨友国终于明白了：原来他这不给人情的“老庚儿”治眼病的祖传秘方里，确实用了南瓜瓤。我后来也专门找到了一本中药的药书来看。原来那古中药书上就明明写到：“南瓜，瓜瓤性温，能清心明目，治眼疾；瓜籽生吃，能驱小儿蛔虫。”但那从野外扯回来的草药又是些什么，“老庚儿”永远也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听说，过去的中国的古人，为了使自已拥有的祖传秘方的专利权，并且一代又一代的永远在自�...>>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二十一回　灶户合建盐业社　经营不善全搞垮　　　　　　　公元1949年底南部县解放后，由于当时共产党的政策鼓励发展民族工业生产，所以南部县的盐业很快恢复了生产。我父亲一手经营发展起来的井灶，也有了更快的发展。　　在土改中，我家因为划成上中农后，被当时的工作组长错误地征收了几亩田地，复查纠错时又放弃没有收回来。家里少了几亩土地耕种，虽然减少了一些粮食收入，但也恰好给父亲多出了一些时间去经营盐井生产。　　1953年底我在南部中学初中毕业后，因为从第二年初起，学校一律停止春季招生，没有上学。秋季招生时，国家又压缩招生人数，南部县内高中停止招收新生。南部、仪陇、苍溪、阆中四县考生，集中一起到阆中中学报名参考。后来，阆中中学发来高中新生备取通知后，又一直老实地呆在家中等待学校通知，结果失去了继续上学的机会，只好留在家里参加农业劳动。　　　　　我留在家里参加劳动期间，父亲又着手在盐灶房外的大路边，与人互调换了一块约二分面积的菜园地，用来修建新式的晒盐水的“枝条架”。又叫晒盐架。这是当时一种先进的节能设备。因为那时还没有使用现在这样的水泥，所以它是就地取材，利用砖头瓦块、炭碴、石灰等材料，混合砍制成类似现在的水泥地板这种所谓“三合土”地面，用来做成利用阳光和风晒盐水的晒水坝。同时，为了扩大晒水和风干的面积，还要在晒坝中间搭建起一个高约六、七米，宽二米多的木架。然后，在木架上从下到上一层层地捆绑上手指般粗大、枝干连着枝条的小班竹，做成“枝条架”。再把浓度较低的盐水抽压到这个高六、七米的枝条架顶端，然后再均匀地洒在枝条架上，让它在阳光的照射和风的流动中慢慢地流淌下来，使水分得到蒸发，以提高盐水的浓度。这样，在熬盐时不但可以节约燃料少烧煤炭，而且还可以大大缩短时间，降低成本。在那时，既没有现在的抽水机，也没有用电。但是，聪明的本地木工匠人，已经学会利用活塞杠杆和吸筒的科学原理，创造发明了完全用木材做成的“按水机”。在晒水坝位置较低的一角，埋上一个直径一米、深一米左右用来装盐水的木横桶。再在木横桶内安装好“按水机”和用当地的竹子制成的出水吸筒，便可以用人力把横桶内的盐水“按上”六、七米高的晒水枝条架上的小木桶里去。然后，通过安装在小木桶底部两边钻有很多小孔的放水竹筒，把盐水均匀地喷洒在两边的枝条架上，让它不断循环地风吹日晒。这样就使大量浓度较低的淡盐水很快地被晒成了高浓度的咸盐水，可以很快地熬出我们食用的高级雪花盐来了。大约过了一年，父亲又在紧挨老枝条架的大路边新建了第二个枝条晒盐架。到了1955年，由于盐业生产十分红火，父亲对盐业的经营简直有点像着了迷一样，连家里还住着的茅草房都没有考虑去改建一下，却在别人的鼓动下，把赚来的钱去我家山后的华家弯口佃租了李家的一处盐灶房。并接着在附近大路边买了一块土地，修建了第三处晒盐架。可是好景不长，就在父亲的盐业井灶搞得红红火火的时候，在城市的私营工商业开始进行所谓“社会主义改造”，一律强制实行公私合营，所有的大小工商业私人老板，全部变成了新成立的各种公司的职员。在农村的私营盐井业，则在原来统一建账的基础上，把凡有盐井的灶户组织起来，将各户原有的井灶和其他资产全部折价入股，以村为单位统一建立集体性质的盐业合作社。原来经营井灶的灶户老板和盐工，一律成为集体盐业社的工人。并且由县上主管部门指派干部和专业会计人员管理财务开支。原有灶户老板和盐业工人一样，一律按月评定和统一发放工资。不久，南部县也和全国一样，普遍在农村以乡为单位建立所谓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盐业社也纳入了公社统一管理。在后来的“大跃进”中，由于公社统一“吃大锅饭”，盐业井灶资产折价入社时，按规定应该每年年底定期分红，但一次也未兑现，实际上等于没收充公。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经营管理上严重混乱，严重挫伤了盐业生产工人的积极性，最后很快导致了南部盐业的全面破产和彻底毁灭。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二十回　农业实行合作化　富裕中农后参加　　农村实行土地改革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起来，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我家虽然少了几块田地，但是由于父亲经营盐井，剩下的土地也还是基本够种。农忙时活路减少，反而少了一些麻烦事。在我上南部中学读书期间，农村又兴起了农业互助组。农忙时，互助组里的农民之间相互帮工，解决大型农活集中用工较多的困难问题。我家由于父亲从事盐业生产，没法与别人换工，所以也不能参加互助组。过忙时，只能等别人种完了自已的庄稼以后，再请那些家里农活少劳力强的邻居来帮忙种地。凡来帮忙的人除要一天“三顿干”供他们吃饱饭食外，早午饭之间歇气时，每人还要 “打么台”吃一大碗面条。天黑收工，晚上还要吃肉、喝酒“打牙祭”。在当时的川北农村，一般农民平时一天只能吃两顿红苕酸菜浠饭，或者是红苕酸菜玉米糊，只有过忙时才安排吃三顿较干一些的饭。吃肉喝酒得要看日子，所以大家称做：“打牙祭”。掺和着一半红苕和酸菜的大米干饭，只能在栽秧打谷子（即收割水稻）或逢年过节时才能吃到。在当时人们的生活中，如果每天能有三顿饭吃，就算是很幸运的事了。所以，人们一见面时都很关心地相互先问对方：“吃了没有？”或者问：“你吃饭了没有？”这句深深打上了昔日劳苦大众贫穷生活烙印的习惯性地问话，到了十多亿中国人吃饭已经不成问题的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在农村和城市的不少人群中，还能够经常听到它。农村实行土改以后，在推广这种相互帮助的互助组的基础上，不久又开始建立以耕牛、农具折价和土地入股的农业合作社。入社的农民，无论男女都要按规定参加集体安排的农业劳动和副业生产，不得随便离开集体私自出外打零工，或者做买卖挣现钱。参加集体生产的男女劳动力，每天按照劳力等级和农活的轻重评工记分;投入的各类种子和农家肥料，分别按等级定价作为投资，年底按总收入和投资、投劳的多少，以及所入股份，按比例分红，分配粮食和现金。在开始建农业社时，有不少农民却还抱着怀疑的态度不愿参加呢!他们认为：“入了农业社搞集体生产，还不如自已一家一户搞单干自由”。但在当时，农村大力宣传跟共产党走集体化道路最光荣。如果把谁家留在社外搞单干是感到很不光彩的事。可能是为了体现共产党在农村主要是依靠贫下中农的阶级路线的政治待遇，以及农业社集体生产的优越性，鼓励农民的积极入社的原因，开始建社时只有贫农、下中农才能批准优先入社。一般中农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只有本人积极要求参加，而且不说农业社的坏话的，以后才能入社。上中农，也就是像我们家这样的富裕中农，听说当时有政策规定，要放在农业合作社外面经过长期考验后才能批准入社。至于地主、富农的家庭，那就要让他们长期留在社外继续单干。当然，那时的单干户可不像现在农村一家一户的生产这样。在那个年代当单干户，不但在政治上感到不光彩，在购买国家组织由各级供销社供应的有关农用物资上，处处都是要受卡的。更不要说在农忙时，请不到人帮你干活耽误季节了。我家由于父母亲平时和周围的左邻右舍关系都很好，所以在农忙时，还是照样可以请到熟人帮忙种地，基本上没有耽误过农事季节。1955年全国实现农业合作化时，所有的农民全都参加到了农业社里来了。不久，又接着把小社合起来办成联社和高级社。到了1958年的“大跃进”期间，则又将每个乡办成一个所谓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并且大力宣传中国将很快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社会过渡了。注释：南部在线网站:陵江博客2006年11月评为“精品”文章。博客评论：红苕酸菜浠饭。杨老，我在外面很多年了，但是红苕酸菜浠饭真的很好吃！　　　　　　　　　　　　　　　南部陵江博客　　忆乡人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十九回　动员中农交田地　工作组长受处罚按照当时“土改”的政策规定，是要将划出来的“地主”多余的土地，无偿地收归国家所有，然后按照当地农民平均占有土地的多少，无偿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如果还有大量的成片土地剩余时，如当时的黄家坝、满福坝等处，则由国家用来兴办国营农场或国营苗圃。如不够分时，则只有降低标准分配。当时，属于金兴乡的大垭村划出来的地主户数较多，没收的田地面积也很多，除分配给大垭村和双桥子村的农民外，还有剩余田土数百亩，由国家用来兴办国营农场。我家所处的太洪村，由于只有四、五户地主，而且没收的田地也不多，但是贫困人口却很多，所以田土不够农民分。当时的土改工作组长为了满足部份缺地的农民急于多分田地的要求，竟擅作主张，在本村部份土地面积较多的中农身上打主意。他们为了掩盖自已的错误做法，采取召开这些富裕中农参加开会，动员他们：“要自觉自愿地、主动地交出一些”所谓“多余的土地”来，给缺地的农民分配。直到答应之后，才“散会”放人回家。迫于当时土改中对富裕中农形成的巨大的社会压力，在被工作组先后两次叫去参加的这种所谓“动员会”上，我父亲和其他一些人，最终都答应了“愿意拿出部份田地来”。并且按照工作组的要求，当场报了：“同意自愿拿出”在金兴场原衡家住房侧，从公路边至南面小河沟止，原准备自家将来修房子用的两大块，以及往东五十米公路边的一小块，共两亩左右的水旱田。还有黄家嘴小河沟东边一亩多的冻包田。据我所知，这些都是我们家里当时地理位置、土壤和水利等各方面条件最好的上等田地。现在，父亲在被人逼到的情况下硬把它极不情愿地交出去，真好比有人硬要从他的心子上割下一块肉一样地钻心般地痛。在父亲第二次被人叫去开会的大半天时间里，全家老小都怀着十分焦急，甚至有些恐惧的心里等待着，直到他安全地回到家里后才放下心来。虽然从此失去了几块家里最好的田地，但是大家终于还是感到松了一口气。这次土改工作基本结束时，当时任川北行署主任的胡耀邦，亲自带工作组来南部县，在县城北门住了好长的时间，专门捡查土改工作完成情况。当派来金兴乡的土改复查工作组，捡查发现太洪村原土改工作组擅自征收部份中农土地问题后，立即指出：“这样做是违背党的土改政策，是错误的”。随后便召开原来被工作组逼到拿了土地出来的中农开会，由原驻村的土改工作组长当面捡讨承认错误，并征求处理意见。但是，原来动员所谓中农们“自愿拿出来的”那些土地，已经早巳划分配落实到了农民手里，要想重新收回来，看来巳是不可能的事了。我后来曾听父亲在婆婆和母亲面前说，他自已表态说：“那些田地自然已经交出去，让别人分都分了，就不打算再收回来了。”但他自已和一家人的心里，却仍然是极不情愿的。那是因为他想不通：“自已毕竟不是所谓的地主富农。马路边的那些最好的田地，是自已的祖宗分家时留下来的，而到了自已手里，却这样说一句话就把它丢了”。再说，那黄家嘴紧靠小河沟的好大一块冻包田，也是他自已早年丧父当家以后，起五更睡半夜的同家里人一起，不知花了多少心血挣来一点钱买下的。也怎么就这样被拿出去“共产”了呢？但是，父亲生来就是一个性格内向、胆小怕事、极守本份，而且远近闻名的老实人。所以，就从此把这件事一直闷在心里，再也不向任何人提起它。但是，他的这个心结，却一直没有被人打开过.>>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十八回　土地改革斗地主　阶级成分家家划　　我看见现代社会的年轻人在玩牌时有个节目，叫做“斗地主”。但我估计，他们中有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在五十年前时说“斗地主”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初，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村，特别是在中国广大的新解放区，除去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在普遍开展清匪反霸和减租退压以后，都接着开展了土地改革斗地主的政治运动。中国农村几千年来的土地制度都是私人所有制。在古代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推翻了旧的王朝统治者以后，新掌权的统治者将从失败者手中夺取来的大量胜利果实，主要是土地，重新分封给战功卓著的部将和士兵所有。在距今三百多年前的清王朝初期的四川省，据说因为发生了“八大王”（即张献忠等）造反，清朝派大军剿四川，不但残酷地彻底镇压了起义造反的农民军，还大量屠杀了当地支持过张献忠的城乡居民，结果造成农村大片田地荒芜无人耕种。后来，只有采取所谓“湖广填四川”的办法，强行从省外向四川移民。凡省外移民来到四川分配的地区以后，只要看见那里有荒芜的土地，便可将写有自已名字的竹签插在那里，从此这块土地的所有权便归自已所有。叫做“插拈为业”。我的入川始祖杨党，可能就是在那个时期从湖北省当时的麻城县，迁到南部县南隆镇双桥子村一带“插拈为业”安家落户的。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把消灭所谓“人剥削人”的生产资料个人所有的私有制，实行国家和集体所有的“全民所有制”，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目标。但是，中国共产党自公元1921年成立以来，几经挫折后，特别是1927年以后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之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以后，在以毛泽东为领导的江西农村革命根据地中，为了取得广大贫苦农民群众对共产党领导建立的工农红色政权的热烈支持，就开始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政策。后来，在三十年代初以来开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以及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革命根据地和东北等老解放区，都先后成功地实行了以“没收地主多余的土地，分给无地或缺地的农民”的政策，得到了当地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对解放战争的大力支持，迅速赢得了全国大陆解放的最后胜利。　　南部县在1949年底解放后，在1950年首先开展了清匪反霸打击地方恶势力的基础上，1951年开始进行“减租退压”。因为，过去在农村中普遍实行的是：地主将自已的土地租给农民耕种时，佃农要事先付给地主一定的“压金”，以防止佃方失约。地租的付法，一般都是实行或“二、八成”、或“三、七成”、或“四、六成”分成。也就是在租地的农民开始收割粮食作物时，请地主本人或指派专人到田地边监督收割，并就地按照实际收打粮食或作物的多少，按事先双方约定的地主分“二、三、四”成；佃农分“八、七、六”成的比例分取实物。实行减租，就是要将地主分成比例高的，如四成、三成的，减为三成或二成。退压就是要将过去佃农交给地主的压金退还农民。通过“减租退压”减轻了佃农的负担，减少了地主的不合理的“剥削收入”，使广大的贫苦农民进一步站到了共产党一边，为下一步进行土地改革打好了群众基础。所谓“土地改革”(简称“土改 ”)，它的主要内容就是要将地主“多余的土地”实行“没收”的政策，即无偿地拿出来，然后又“无偿地分给无地或缺少土地耕种的雇农和贫农所有”。当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就要分清楚那些人算是“地主”，那些人算是“贫雇农”。所以，就才有了划分阶级成份的问题。从我后来的学习中知道，当时划分阶级成份的标准是：凡是拥有大量土地而主要靠出租或雇请两个以上长工耕种土地，家庭主要成员很少或根本不从农业劳动，主要生活经济来源靠地租和农业生产收入养活者，划为“地主阶级”即“敌对阶级”（又称剥削阶级）。其家庭主要成员，凡在此条件下生活三年以上者，则划为“地主阶级份子”（又称剥削阶级份子）。并将其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的性质定为敌我矛盾，称其为“阶级敌人”。并取消其选民资格和外出行动自由，管制生产。对于拥有较多数量土地，其家庭主要成员自已虽然常年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但要常年雇请两个以下长工和雇请季节性零工专门为其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或出租少量土地者，定为享有一定剥削收入的“富农阶级”，或者“小土地出租”。凡在此家庭中享受此生活三年以上的成年者，划为“富农份子”。定为“专政对象”，并取消选民资格。　　对于自已拥有一定数量土地，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齐全，主要靠自已耕种，农忙时需雇请少量零工，有所谓“轻微剥削收入”者，划为中农。定为“团结对象”。　自已拥有少量土地或部份耕牛、农具，土地不够自已耕种，平时或农忙要为别人打工，才能养活自已和家庭人口者，划为贫农；自已完全没有土地，完全靠给人打长工或短工来养活自已和家庭人口者，划为雇农。定为共产党在农村的依靠对象。后来，为了扩大农村的“依靠面”，又将中农划分为“上、中、下”三种：土地较多，农忙时要请些零工，收入较好，家庭生活比较富裕者，划为“富裕中农”；土地和耕牛、农具较少，收入和家庭生活较差者，划为“下中农”，同贫雇农一样作为共产党在农村中的主要依靠和扶持对象。　　在城市中，则将自已私人拥有大量固定资产，如工厂、矿山、船舶、车辆、码头、公路、铁路、学校、银行、商店、饭店、医院、等等，主要依靠雇请大量工人和管理人员操作经营，从中获取利益而生活者，叫做不劳而获，划为“资本家”，又称“资产阶级”。其业主和家庭主要成员，划为“资产阶级份子”。并同农村中的“地主阶级”一起被统称为“剥削阶级”，作为“人民民主专政”，后来又称为“无产阶级专政”r的对象。　　将私人拥有少量固定资产，雇请少量工人，自已参加一定劳动，获取较少利润的小业主，划为“小资产阶级”。同农村中的“中农”一样对待，作为“团结对象”。　　将国家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学校教师、医生等依靠工资收入维持自已和家庭成员生活者，划为“职员”，视为“依靠对象”。　　凡是自已没有...>>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十七回　　　清匪反霸建农会　杀人偿命敲沙罐　　公元1949年，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彻底打垮了蒋介石的数百万军队，推翻了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以后，为了安定地方社会秩序，使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1950年首先在农村通过普遍开展了清匪反霸的斗争，打击了地方恶霸势力和土匪的嚣张气焰，消除了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热烈拥护，为建立新的地方政权扫清了障碍。　　当时，我还在金兴小学六年级读书，但那召开批判斗争大会和公开审判大会，当场对死刑犯执行枪决的激烈紧张场面，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公审大会的会场，当时就设在场口公路边的操场坝里。据说，经过县、区派出的工作组，通过在群众中进行调查属实的土匪、恶霸中，凡是有迫害致死或杀人等血债的，只要区一级的工作组组长批准，就可以判处死刑杀人。我记得，当时太洪村在金兴场以恶霸、土匪或其他罪名受到镇压(即处死)的就有两人：一个是旧时的国民党县参议员、金兴乡乡长、仁字袍哥大爷杨观德；另一个传说是在南部县三十年代闹红军时期，曾经参加过镇压发生的“升保暴动”，“用刀子割了一串参加暴动的人的耳朵”的杨禹门。还有八家沟上面严家山的严意成，以土匪的罪名处死。在枪决他们这些人以前，都在金兴场的操场坝子里面召开了有数千人参加的公开审判大会。一般都是在会场开会的群众基本到齐以后，才把犯人从县城里押解过来。在大会开始前，金兴场周围的几处小山包上，全都布置了带枪的解放军战士。据说是为了防止可能有人抢劫杀场。　　公审大会开始时，一般都是先让受害的苦主，一个接一个上台当众愤怒控诉罪犯们昔日凭着手中的权力，犯下的一桩桩、一件件逼迫致人于死地的血醒事件，自然激起了台下群众一阵阵愤怒的吼声和同情的痛哭声，使你感到这些人罪恶滔天，民愤极大。接着由区人民法庭对犯人进行公开审判。对罪行较轻的，先行判决。有的定为管制份子，交群众管制生产，限制行动自由；有的实行集中劳动教育；罪行较重者则判徒刑，交公安部门关班房或进行劳动改造。罪行严重，民愤很大，且有血债者，一般则要判为死刑，放在最后宣判，立即就地执行枪决。　　我小时曾听大人们说，过去满清时代杀人兴砍头。南部县城杀人是在西门桥外的西门坝儿。凡是判了死刑的犯人，都要先穿上囚衣，插上标帜，并由刽子手在犯人口里按颗椒麻丸子，避免犯人喊冤。在要杀人时，那刽子手先用右手将杀人的大马刀背在身后，刀口向外，刀背靠在右手的倒拐（肘）子上。当时辰一到要杀人时，刽子手用左手将犯人的颈子一拍，那犯人很自然地将脖子一伸，刽子手立即顺势将背后右手中的大刀刀口朝着犯人的脖子上往左前方一拖，那人头一下子就被割下来了。这次清匪反霸中杀人时，则是采用枪决的方式。也就是由两名自卫队员将罪犯架到审判台附近的空地处面向小河边跪着，一名公安执行人员用当时的现代武器步枪，瞄准死刑犯的脑袋或心窝子后，扣动板机，将死囚犯打死。当时普遍用的方法是用枪打穿死囚的脑袋，所以老百姓都十分形象地叫做：“敲沙罐”。比喻像打烂沙罐一样把死囚的脑袋打破致死。以拉有血债的土匪罪名判死刑的八家沟严家山的严义成，在金兴场操坝边执行时，就是我生来看见的第一个执行死刑的人。当我听见枪声一响时，便见那跪着的犯人一个跟头向前栽了下去。等人散尽之后，我好奇地跑到那执行的地方去看时，只见死尸巳被抬起走了，只剩下一滩乌黑的血渍。通过在农村开展“清匪反霸”的斗争以后，普通农民对过去地方上的恶霸势力的畏惧心理基本上消失了。对共产党派下来的工作组逐渐敢于靠近了。工作组依靠最穷的贫苦农民，相互串联逐渐发动起来了更多的农民，然后采用给被选举人背后放着的土饭碗里面“投豆子”的办法，选举成立了当地的乡村农民协会和手持梭标红樱枪的农民自卫队。它实际上就是当时农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的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它为后来在农村开展普选，成立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乡村政权，进行土地改革打下了基础。>>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十六回　　堂屋神龛点香腊　离家上学敬祖先　　　　　　　　　　古时中国农村的人家，不管是贫穷还是富有，在建房时都要首先考虑在正房的位置上规划留建一间做堂屋。在堂屋后墙正中的位置上，要专门建造一个供奉天、地、君、亲、师和列祖列宗牌位的神龛。这神龛上的牌位可不是自已随便找什么人随便写随便贴的。而一般都是要用香樟等珍贵木材做成神祖牌后，再请佛会的老师等一类人员，举行点祖的仪式写好后，再供奉到神龛上去的。同时，那神龛上还要放置能插香腊的香炉和能敲打出清脆悦耳的声音的古典乐器铜罄。每家每户，每天早晚都要给灶屋（即厨房）里面的灶神和堂屋神龛上的祖先神位烧香、作揖和磕头。如逢节日或杀年猪，则要增加香腊、纸竹和水果、油炸食品等供品，表示虔诚和敬意，以求得神灵和先人的保护。在那时的农村，一般每天给祖先烧香的事都由当家的男人或儿子、小孙子来做。所以，农村的人家的媳妇如果生了儿子，才算有了传宗接代续“香火”的人。或者说是有了“香烟后代”，后继有人。如果那家的媳妇结婚后只生女，不生儿，膝下无子，则要至少留一女赘婿上门，婿改女姓，让其子女跟母姓氏；如果全无生育时，则要抱进养子，以续香火。这是中国的旧社会几千年来留下的传统习俗。也是当时家庭生活中养儿育女延续宗族，以及供养老人的需要。否则，这个家庭将在历史上成为绝户。甚至遭人骂为“断子绝孙”。　　在我还是小孩子时，虽然满清封建王朝的统治已经结束了三十多年，但旧中国凡千年来形成的封建习俗仍然在我国农村十分盛行。一个家庭如果不生养孩子，在社会上是被人视为不孝和不受人尊敬的。所以，敬奉祖先和尊敬、供养老人，成为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中的重要内容。这也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大约自我发蒙进学校读书的第一天起，婆婆和父母亲，首先就要求我在洗干净了手脸后，进堂屋在神龛上的香炉内给写有祖先名字的牌位烧香腊，然后再敲罄，并站在堂屋中间恭敬地向神龛作揖，或磕头。同时在心中默默地祈求祖先：“保佑在学校读好书”。这以后，每天早晚放学回家吃饭前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先用清水洗净双手，接着给灶神和堂屋神龛上的祖先牌位烧香，然后再吃饭。　　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这种传统习惯仍然没有什么改变。所以，在1951年春我正式上南部中学的时侯，记得仍然是在婆婆和父母亲的安排下，洗干净了手脸和双脚后，诚心诚意地走进堂屋，在神龛上的香炉内点好香腊，又作了揖，磕了头，敬了祖先之后，才上学的。接着后来的几年内，由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农村广泛开展了土地改革和反对封建迷信的政治运动，使过去的很多传统习惯都发生了改变。到了1956年，我上阆中师范的时侯是否还是先敬过祖先再上学，就没有什么印象了。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后来在五十年代末实行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又称“三面红旗”）的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普遍兴办公共食堂，并提倡农村居民集中居住等，农民的生活习俗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家里的老人过世后在堂屋的神龛上立牌位的做法，再后来逐渐被挂遗像代替。自公元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农村住房的逐渐改造和人口的大量增加，堂屋的格式也逐渐被客厅所代替。各家各户每天给祖先烧香的传统习惯，也就渐渐被淡忘了。只是至今还被人们普遍保留着，在阴历每年的七月半（十四日）和春节前的大年三十日的下午，各家各户忘不了还要为过世的亲人和祖先，点上香腊，摆上刀头、水果、水酒、水饭等供品，同时还要为其烧化纸钱、放鞭炮，以及在每年的清明节前为祖坟扫墓、挂清明纸的等习俗，年年如此。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大批海外华侨回乡扫墓祭坟，认祖归宗，又引发了国内不少人士积极续修家谱的热潮。从而使中华民族敬奉祖先，继承和发扬祖辈艰苦创业、爱国爱家的光荣传统的宗亲文化得到了发扬光大。>>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十五回　　两次参考上县城　南部中学读初中在公元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的南部县城，人口虽然可能只有一万多，但是由于它位于川北地区嘉陵江中段和唐巴公路交汇处的重要水陆交通运输中心，再加上它有川北出名而且比较丰富的雪花盐和棉花等工业原料，使它的经济十分活跃。虽然也有个阴历逢“三、六、九”才当街的习惯，但在实际上它是个“白日场”，也就是一年365天，天天都逢场。在当时，南部县除了有嘉陵江特别繁忙的内河航运，上可达广元，下可抵南充和重庆外，还有东至仪陇、巴中，西至盐亭、三台、绵和成都；南至南充，北至阆中的公路交通，使南部县城在川北地区处于十分优越的地理位置，从而也促进了它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当时一个小小的南部县城就有了三所中学：一是公办的位于凌云洞山下的南部中学；二是私立的位于文庙街原考棚（现人武部）内的民宜中学和西门桥外（现瑞安路处）的建南中学。 1949年12月24日南部县城解放后，民宜和建南两所私立的中学停办。因此，因此第二年春天只有公办的南部中学恢复上课，并开始招收新生。这时，我还只是在金兴乡读完五年级的小学生。 1950年初的一天，我在家玩耍时突然听人说，父亲在送盐到县城盐店街卖时，听到南部中学招生的消息便立即托人带信回来说，叫大全爸把我引到南部县凌云洞，参加南部中学的升学考试。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我当时被立即喊回家里。婆婆和母亲早已为我烧好了洗脚的热水。他们为我很快地洗干净了沾满了灰尘的双脚后，穿上了干净的新袜、布鞋和新衣。然后，同我的堂叔杨大全一起步行了十多里，来到了县城北门外凌云洞下的南部中学。估计，我到达南部中学时，巳是上午十点多钟了。考试巳经开始进行。我被带到学校教导处报名后，被当时的教导主任刘启扑亲自带到了附近的考场，并为我找来一支用过的旧毛笔和砚台，安排到一个空位上。我立即按照写在黑板上的题目用毛笔答起卷子来。考试的内容主要是作文和算术两类。除了有一道十分有有趣的算术题，我至今还记得外，其余考的什么内容，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了。那题目是问:“一棵树上有10只鸟，用枪打死了一只鸟，树上还有几只鸟?”我当时自然很有把握地答成：“树上还有九只鸟”。当大家走出教室后，还为此进行了一场热烈地争论。过后不久，当我们来到原南部中学的校门外查看贴在外面围墙上用毛笔写得新生录取榜示时，那榜上竟然写着我的名字。我第一次被南部中学录取了。但是，由于当时的南部县刚刚解放不?X，社会上谣言很多。加上当时我还未念完小学，所以父亲决定让我继续读完小学后，再上南部中学。 1950年春起，我仍然在金兴乡联立小学念六年级。解放后的金兴小学已经由过去的私立联办改为公办。不过，原来的教员还暂时没有多少变动。除了原来的《公民》课本外，其他的教材好像也没有多少变化。只是取消了过去的董事会，也另换了张忠显来当校长。当年底，我在金兴小学毕业。 1951年春，我同在金兴小学毕业的很多同学一起，再次考取了南部中学，进校后被分配到了初八班一组。那时，各级学校都是一年春秋两季招生。前面已有解放后1950年春秋两季招的初六班和初七班，好像还有解放前招的几个初中斑，和一些高中班。这时的南部中学大约只有六、七个初中班和两三个高中班，每班大约也只有二、三十或四、五十人。全校师生总共大约也就四、五百人左右。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受社会发展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上学读书，特别是能够上中学读书的人不是很多。单纯从事农业生产家庭的孩子读书的就更少了。当然，到我初中毕业的时侯，学校师生的人数就可能增加到八、九百人左右了。但从现在来看，这个数量还是很少很少的了。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十四回　　共军驻守金兴场　我逗小猴遭猴咬　　随着“猪毛”(国民党统治区的老百姓当时对毛泽东、朱德的称呼)领导下的解放军大部队开过以后，县城和金兴场上都留有一部份解放军部队的士兵驻扎下来。刚刚解放过后的金兴场，因受打仗的影响，办在小场包围之中的原文庙里面的金兴小学已经提前放假。现在又正好成了解放军部队的临时驻地。过去每逢农历“一、四、七”隔两天一次十分拥挤的当场天，因为有些胆小怕事的人们还在观望等待，刚开场时也显得有些冷清。但仍然有不少人来赶场买卖东西了。我在家里闲着无事。恰逢一个晴朗的当场天，出于好奇，我便趁机来到小场上看玩艺儿。当我沿着公路走到场口附近的操场坝子里时，看见从小学老场那边走过来一个当兵的中年人，肩膀上爬着一个带着铁链的小猴儿。听见有人把他喊“医官！” 我老远看去，这个解放军的医官对人的态度十分和气。当他走到操场坝子中间时，便把那小猴儿从肩膀上面放了下来，随着让它在地上由周围赶场的人给它喂橘子吃，逗了玩耍。我当时手里正拿着未吃完的半个橘子。看见别的大们人拿橘子喂那小猴吃着很好玩儿。于是，我也拿着一辨橘子大胆地走近那小猴儿，逗它来吃。但使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猴儿可能见我是个小孩儿，不仅不吃我喂它的橘子，反而在走拢我的时候，突然用两只前爪一下子抱住我的左腿，同时一口将我的脚后跟的踝骨处死死咬住不放。我一时被这猴儿的反常行动吓得惊叫起来，但又不敢移动双脚，只好原地不动的站在那里等待那医官解救。这时，周围一下子围拢来好多的人看热闹，直到那医官亲手将猴儿的嘴解开，我才松了一口气。但一看那被猴儿咬伤的地方竟然留下了两排深深的带血的牙齿印呢！那医官看到这种情形，立即拿出身上带着的药水，给我涂在伤口的地方。幸好后来这伤口没有红肿化脓，很快也就好了。　　但那个医官对人和蔼的态度，却在我的记忆中永时不忘，直到今天。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第十三回　狮子嘴上机枪响　国军败退逃定水自从国民党胡宗南的部队在南部县城附近一带防守驻扎后，我家住的金兴场一带地方的人们，好像一下子都被囚禁在了自已的家里一样，很少有人外出活动了。事实上，青壮年男人们大都躲兵走了，剩下的妇女、老人和小孩们，本来也没有多少外出活动的能力。所以，他们只有躲在家里等待命运的安排。幸好，在我所住的地方附近，还未听见有“兵打扮儿”奸淫妇女之类的事情发生。但听到传说，在前些天县坝里已经有个女人被国军的几个“兵打扮儿”轮奸了。所以，妇女们心里一直紧紧地绷着的那根神经，就一直没有松驰过。他们不知道，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到底要过多久才能够煞出头。国军在这里驻扎了几天之后，突然一天的后半夜里，听大人们在偷偷地议论说：“当兵的都在打铺盖卷儿，喊准备集合，可能要撤走了”。由于我们住的那个院子里没有驻兵，所以我对撤退时的场面没有什印像。等到天快亮我还未睡醒时，听见外面的人们在大声地说：“走了！走了！全部都走光了！”等我赶快穿上衣服，跑到外面看时，那早上的晨雾还未散去，原来住在我们后院堂屋里的军官也没踪没影儿了！接着又有人传来一个吓人的消息说：“不得了啦，前面院子里有人被当兵的‘拉夫’弄起走啰！”后来才知道是我的两个三十多的岁堂叔杨大康和杨大林，在国军撤退时被强行拉去给当官的挑行李，当脚夫了。家里的婆娘娃儿还在喊天叫地哭着呢！过了一会儿，又传来一个我们这些小娃儿们听了马上害怕得发抖的事情：“前边院子里的驻扎的国军，在撤退时有个当兵的躲在后边开小差逃走，结果被当官的发现，抓住后已经枪毙在下边的漕口滩河边上了。” 天已经大亮了。晨雾也慢慢散得差不多了。小河对面太洪观山脚下的公路上，还不断传来国军的队伍在往西撤退时吵吵嚷嚷的嘈杂声。　不一会儿功夫，突然从小河对面不远的狮子嘴山顶上，连续不断的响起了“咯！咯！咯！--咯！咯！咯”地机关枪声。而就在山下不远通往定水、建兴成都的六垭子公路上，还可以看见大队拥挤不堪的国军队伍，在慌忙向西逃窜。后来听说，这狮子嘴山顶上的机关枪声，原来是共军的先遣队朝天打的。由于共军主力部队未到，先遣队只在狮子嘴山顶上打了一阵子机关枪吓唬国军，并未继续追击。下面不远的公路上正在逃窜的国军队伍只顾逃命，也并未抵抗还击一枪。过后不久，又听说当狮子嘴山顶上的机关枪打响后，在金兴场附近的桥后山和我家住的窑弯口左侧的庄房里面驻扎的国军，由于来不及撤退，一起躲在山上的几个大土坑里，只好乖乖地放下武器，当了共军的俘虏。到了当天下午两三点钟人们正在吃午饭的时侯，共军的大队伍从东边的南部县城方向沿着公路开过来了。他们一边走一边朝着天空打出光芒耀眼的花花绿绿的信号弹。这时，胆子比较大的中老年人和娃儿们，都跑出来站在比较显眼的地方，看那从未见过的共军队伍打出来的各种彩色信号弹。当他们在金兴场上朝着西北方天空打的一发信号弹，落在了侧边对门山腰的一户人家的草房上后，顿时着了火。由于寒冬季节干旱少雨空气干燥，附近又缺少水源，将接连的几间草房一起烧了起来。火势越烧越大，加上风助火势，盖草房用的竹子在烈火高温中发出的“噼！噼！啪！啪！嘣！嘣！嘣”的爆竹声响个不停。由于这户人家里是开店卖布匹的生意人，屋里存放了不少布匹。房子着火烧起来后，存放的布匹未抡出来，后来便随同草房一起燃烧起来。那燃烧的布匹随同冲天的火焰一起，大块大块地被卷入空中，然后化为灰烬。房子下面不远的小河沟里，虽然也有不少的人在忙着担水救火，但是由于火势太大无济于事。我和几个大人们一起拥挤着站在弯口的小土梁上，一边观看那远处燃烧着的熊熊大火，一边又注意那公路上共军队伍里，仍然不时地继续向着西方天空打出的一发又一发耀眼的彩色信号弹。我们都为被那无情的大火烧毁的布匹感到可惜。但是，也有人好像有点幸灾乐祸地说：“可能是他家里过去做生意时把别人的冤枉钱赚多了，所以这次才遭劫”。接着却又有人担心地说:“我们弯里的人，住的也都是麦草盖的房子。万一碰到天上没有燃完的信号弹，落在了我们弯里人的草房子上又啷个办？”于是，大家都立刻动脑筋想起办法来。有人很快就提出了一个大家都认为比较好的办法说：“大家可以先准备好一个长竹杆。在竹杆上绑一个扫地的扫把。如果看到万一没燃完的信号弹落在了草房子上，就立刻用长竹杆上的扫把把它扫下来。这样，就可以很快把火灭熄。”我不知道这个办法是否有效，但我和大家担心事，终究没有再发生。也可能是共军当官的知道了前面打的信号弹烧了老百姓的房子这个事后，提醒了大家的缘故吧! 当我们看到后面共军的大队人马从南部县城方向沿着公路开过来时，发现他们与过去见过的国军队伍有些不同。最先发觉的是他们没有国军那样的大汽车，而是只有几匹马套在一起拉的装着汽车轮子的大马车。有的马驮着武器：有的马车拉着大炮；有的马车装载着粮食和弹药。那共军的士兵们穿的军装，也不像国军那种浅黄色，而是一种深灰色，而且差不多都好像染上了一层乌黑发亮的油污，脏得好像从来没有下水洗过似的。一队接一队由东向西整齐行进的共军大队人马，还不时地唱着：“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迎着冬天下午两三点钟时暖人的太阳，不紧不慢地前进着。人们老远望去，那士兵们身上穿的乌黑的军装和八角形帽子上红色的五角星，在冬日的阳光下一起闪闪发光。　　在共军的队伍开始到来时，在当地老百姓中没有出现国民党军队开进时的那种四处逃散喊天哭地的恐惧场面。但是，无论是站在远处还是近处观望的当地老百姓，他们好像对面前新来的这支共军队伍也没有表现出很多的热情。这可能是因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听过不少关于共产党的谣言的缘故。随着那一队队秋毫无犯的大队人马的不断走过，当地老百姓心中的疑虑也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男女老少走出家门，观看着共军的大队人马，源源不断地沿着公路由东向西向成都方向开去。据说，就在1949年12月24日，即阴历的冬月初五的凌晨，华野的一八一师在南部县境内的嘉...>>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十二回　国军驻扎修工事　男的逃难女的躲　　近日从网站查到的一篇“战三台”的历史资料中知道：1949年12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进军大西南中，原华北野战军的十八兵团和二野的一部份飞越秦岭、巴山后，兵分两路：一路是“华野”的六十一军总部向广元、绵阳方向神速推进；六十一军的一八一师则担任从巴中一线出发，沿着唐巴公路，经仪陇、南部向三台、成都方向推进的任务。前些天从成都方向经南部县开往巴中、仪陇和阆中驻守的，原来是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所属的十七军和七十六军。　　1949年12月下旬，正值隆冬季节的一天上午十点钟左右，我像前几天一样，看着对门公路上一队队身背着长枪由东向西行军的国军士兵。他们突然停止了前进，在公路两边的田地里列队，听侯着当官的在说些什么。开始时，这些变化并未引起周围的老百姓注意。但接着下来，这些队伍的士兵一分开队形后，就分头向公路附近两边农民住家的各个院子里开动。并有几路人向着我家住的方向开过来。由于我家与公路之间的坎下边有条小河隔着，不熟悉当地情况的国民党士兵找不着过河的地方在那里，正在四处打探，一时半会儿还过不来。看到这里，我所住的窑弯里的一弯人，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男男女女都顿时惊慌地喊叫起来。我父亲和其他男人们，则不约而同地背起事先准备好的粮食和衣物，飞快地沿着山后的小路朝着北方的八家沟竹子岭山上跑去。母亲和其他女人们则慌忙地叫喊着自已的孩子快点回家，并跑进屋里，紧张地把房门全部关起来。四处充满着恐怖的哭喊和惊叫声，一霎时真好像要天塌地陷似的。　　我当时正在弯口边的大路上看小河对面马路上过兵。当我清楚地看到那些兵散开队形，正在找寻开过小河这边来的小路时，我突然想到：“他们有可能会抓我这样正好十二、三岁的小娃儿去当勤务兵”。于是，我也想立即像大人们那样赶紧朝弯里的山坡上跑起来。但是，由于思想过度紧张，两条腿却不听我的使唤，好像被人拖住似的，跑起来还不如走的快。还未等到我跑回家里的房子边时，有些兵已经开进我住的窑弯里来了。幸好，那些当兵的选择先驻扎在了弯口的那套大院子里。我家位于后面的被高大的慈竹掩盖着的院子，面积要小些，所以后来只在堂屋里面住进了一个听说是连长的官和他的勤务兵。听说这里驻扎的是国军的一个连部。那些当兵的一放下随身带的家伙，有一部分人马上跑步上山，去挖工事；另有几个当兵的，则拿着麻袋挨门逐户要粮食。由于还未采取强行搜抢，在家未跑的人们，也只好硬着头皮把家里留在外面自已吃的米、面或稻谷、玉米、小麦拿出一些给他们。于是，那些当兵的又把农民的牛牵出来，并帮他们架起碾子和大石磨，把稻谷碾成米，把玉米和小麦磨成面粉，解决那些当兵的伙食问题。我记得，就在那些家里的女人们的眼泪未干，仍然十分害怕就住在身边的“兵打扮儿”们，随时有可能会对他们无礼施暴而在屋里躲着的时侯，我却忘记了先前的恐惧，好奇地和其他的几个小娃儿们大胆地跑到弯口的大院子里，听两个老兵摆龙门阵。只见那两个面目和善约有四十岁左右的老兵，要了一条长木板凳，打伙坐在一起。一个老兵从怀里拿出叶子烟锅和散叶子烟，自已一边卷着烟叶，一边向旁边的小娃儿和老人们说：“国军这次要准备在这儿扎下来。可能要同共军打一仗”。听了他们这些话后，大人们和小娃儿们更感到茫然不知所措。　　在屋后的山梁子和大山顶上的土坪里，则能看到有更多的兵在忙着用力挖工事了。看样子，国军真的要准备在这里打仗了。>>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十一回　一九四九内战急　国军调动百姓慌　　公元1949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年。　　在这一年里，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取得全国决定性胜利的基础上，于当年的十月一日在北京建立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百万大军横渡长江，进军华南和大西南，基本上完成了解放全国的任务。　　1949年的冬天，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军大西南的云、贵、川等省时，当时仍属国民党统治区的四川省南部县各地民众，巳逐渐感到一场改朝换代的急风暴雨就要来临了。对于还在儿时的我，当时留下印象比较深的是国民党的乡、保、甲长带一伙人，在深更半夜时到处强行拉壮丁，强迫青壮年农民到国民党的军队中去当兵，以补充在战争中大量消耗的兵力。特别是有兄弟几人的家庭，全家人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终日不得安宁。我的一个年青的堂叔杨大满，就在一个深夜里被他们突然围抓时，被赶得从屋后十多米高的悬岩上摔了下来后，又连夜逃走，跑到广元上头的宝轮院帮人挖了几年煤炭，连封家信都不敢写，直到解放后才敢回家。还有一个堂叔杨大顺，也是因为逃避兵役，被逼外出流浪多年不敢回家，直到四十多岁时回到家里时还是光棍一条，身无分文。当时在表面上仍然十分繁荣的市场上，虽然三天一场的当场天，当地双桥子场上赶场的人员仍然十分拥挤，但因即将倒台的国民政府滥发纸币，佰元卷、仟元卷、万元卷、十万元卷、百万元卷、银元卷、金元卷等大面额的纸币，一个接一个地像雪片似地飞来。货币的快速严重贬质，造成物价飞涨，人心惶惶不安。各种社会传闻和政治谣言四起，有的甚至传说“共军要吃小娃娃”等等，真是骇人听闻，弄得大人小孩感到十分恐惧。当地学校仍然在坚持上课。只是偶而在课堂上，听到有的青年教师小心地透露一点“共军巳经打到湖南、贵州和四川三省边境的秀山等地”的消息直到一九四九年底，成南公路出现川流不息的国军车队，由成都方向从公路上向南部、仪陇、巴中方向开去的时侯，学校才自动放假停课。那次国军由西往东的大调动，一直连续进行了三天三夜。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军队大调动。这次国民党军队的大调动，很快在老百姓中引起了一些不安和恐慌。在他们中飞快地传递着：“这次真的要打仗了”的最新消息。但是，由于他们中谁也没有亲自看见过打仗是什么样子，所以也只有像个无头的苍蝇那样，拿不出来一个什么应付打仗的好主意。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前几天向东开动准备同共军打仗的大批国民党军队，没有听说在什么地方打仗，就反过来由东向西往成都方向回开。这一下子，山村的老百姓就像把水倒进了煎的滚烫的油锅里，噼哩啪啦地马上炸开了。进城的人不断地带回一个又一个使人感到恐怖的新消息： “国军在城里的各条街道路口到处拉壮丁啦！” “城口的金渔桥坝里有个妇女被几个当兵的轮流强奸了啦！” “扎在城口附近农村的国军在挨家挨户抡搜粮食和猪肉啦！” “有当兵的在炮台山儿、塔子山儿上挖工事啦！”等等。一时间，这些最新消息成了男人和女人们成天议论的主题。他们马上要做的事，首先就是要把家里准备过年还未宰杀的肥猪和大架子猪立即悄悄地杀了，把猪肉和粮食分别藏起来，千万莫让国军给搜去了。我家的过年肥猪刚杀过不久，父亲担心猪圈里还有一头未肥的小架子猪被国民党当兵的来了后抡走，也临时请了个人来，一起在猪圈茅坑的糞耳子外边，用一把并非用来杀猪用的小尖刀，生拉活扯地把这头小架子猪硬给杀了。除收拾了一大夹背米、面和猪肉，准备背到十多里外的八家沟竹子岭山上躲兵时吃外，其余的猪肉和粮食全部用瓦缸和瓦坛子装了，分别藏埋在屋后拖铺里面的干粪堆和柴草堆里。年轻的小媳妇女们则三个一堆，五个一群地聚集在一起，商量如何对付国民党军队的“兵打扮儿”（即当兵的）来了后，可能对女人们轮流进行的强暴行为。还是少年时代的我，当时也怀着既恐惧又好奇的心情和母亲一起，站在一旁听她们议论些什么。使我至今仍然记忆尤新，但在当时并未听懂的主要内容是说：“几天前，县城边上有个女的被几个‘兵打扮儿’一起轮奸了。后来，那女的肚子账得像个鼓一样，只好让两个人用赶面仗压在肚子上来回地赶压，将肚子里的‘东西’赶压出来。要不然，只得被活活地账死。”最后，听有个在城里见过些世面的婶娘出主意说：“大家可以提前在自已的小肚子上紧紧地拴上一根布腰带。这样就可以避免造成严重后果了”。就在人们慌乱地忙着埋藏粮食、猪肉等生活必须品和其他贵重物资，策划着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一场不可预测的战祸时，这股祸水终于很快从天而降了。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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