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北烟云》第三十七回　请假回家治水肿　大朝门外摔下岩

本文发布时间：2007-06-26 10:11　点击数：537

　　时间到了1959年的十一月以后，南部县城关镇各单位的水肿病人都　在不断地增加。为了让大家在粮食定量供应标准不能增加的情况下能够吃得“饱”一些，有很多人都在开动脑筋想办法。于是，在当时很快便有了不少新的发明创造： 　　有的单位试验成功了所谓“大米增量法”。他们的先进办法是，把每个人由国家供应的十分有限的大米，先煮成半生半熟的“鸭儿米”，随即把米汤滤去，然后晒干成“阴米”；待需要食用时，再用来先煮后蒸。这样就可以用同样数量的大米煮出体积数量较多的米饭来，以减少肚子的饥饿感。但它对人所需的营养物质却一点也未增加。 　　还有的可能是学习日本人喝人尿的经验，试验成功了利用人尿培养“小球藻”，用以增加营养物质。但是，人吃得不好，那尿里的的肥气也自然不多，培养出来的所谓’“小球藻”，既看不见有多少绿色物质，吃进肚子里也感觉不出来有多少帮助。因此，普遍不受欢迎。 　　三是普遍提倡利用“代食品”。即是过去用来喂养牲畜的饲料，如细米糠、麦肤皮、大豆饼、棉籽枯和野菜等等。这些粮食加工后剩下的物质，本来就是营养丰富的好东西。只是在过去的正常年景下，人们不用吃它罢了。不过，因为粮食遭灾减产，这些东西自然也就大大减少，同样变成稀有紧缺　计划分配物资了。所以，这些所谓的“代食品”，也不是大家都能随便购买和吃到的了。因为，这些东西已经列入了特殊分配供应物资。一般情况下，只有“水肿病人”才能根据医生处方开出的证明，特别享受三到五斤的“营养物质”。其他人要想吃到口，只有靠通私人关系，找主管部门的头儿开白条才能买到了。当然，一般农民是很难买到的了。 　　农民们也有他们传统的自救方法。我在农村的父母亲和叔伯婶娘们，便想起了丙子、丁丑年（公元1936年、37年）时的办法：凡是平时猪可以吃的东西，人都可以吃。于是，除了地里长的，如红苕叶、南瓜叶、南瓜花、豇豆叶等可以吃外；还有野生的，如麻头、榆树皮、槐树叶等这些几乎被那时的人们吃绝了种的植物身上的东西，都可以用来充饥填肚子的。但是，由于森林资源的严重破坏，这些本来就很稀少的树木和植物也很少见。只是在四、五十年代房前屋后大力栽植的洋槐树还有不少。不过，那树叶要是喂牛、喂免子吃倒还可以，人要是吃它就很难吞下去了。 　　大约到了1959年的12月初，我的身体因为长时间的饥饿和高度紧张的工作的过度消耗，已经骨瘦如柴，眼睛和脸部也开始浮肿。并且形成高度神经衰弱。只要你一开口说话，头脑就嗡嗡作响，口腔咽喉与耳膜发生共鸣，就连自已也很难分清楚自已口里说的是什么了。我实在无法再继续“勒紧裤带”把教学工作坚持下去了。当母亲知道我生病进城来看我的时侯，不觉眼泪直流泣不成声地说：“这完全是饿起的病。只要浆养得好些，自已就会好的。”听了母亲的话后，我只好向学校领导提出：“请假回金兴乡下老家，休息治病。” 　　我现在还记得，是父亲借了一辆架子车，在傍晚时集体收工后进城，摸黑把我从城里拉回乡下家里去的。 　　这时，我家除大妹清秀，已在前一年由公社统一组织到成都参加市政工程队当工人外，父母亲和其余三个弟妹，都已经由老家搬迁到了当时的公共食堂所在地“庄房”里面居住。我回家后，父母亲和弟妹们到紧挨的小柴楼上铺了地铺，把原来睡的一间小床让给了我。当时，母亲和三个弟妹都在公共食堂舀大锅饭，吃的尽是稀汤簸浪的红苕酸菜，很难找到几颗大米。 　　幸好，父亲在前两年参加了盐业社当工人后，按照重体力劳动的标准，每月由国家供应45斤大米。虽然他也在盐业伙食团集体吃饭，但他有时也把每人每攴半斤大米煮的干稀饭端回家里，一起掺在从公共食堂舀的大锅饭里，让一家人都能多吃一些大米饭。自从父亲把我从学校接回家里后，他便在盐业伙食团里停了伙，把配给他那每天一斤半的大米退回家里来，用一个小麻罐，在临时砌的小土灶上，为我单独煮小孩和病人最喜欢吃的、又绒又香的罐子饭。同时，还四处设法买回一些难找的鸡、鸭蛋、白糖和化猪油，加上净米汤，专门为我蒸蛋花儿吃。而他自已则同家里的人一起，吃那从公共食堂里舀回来的稀汤簸浪的红苕酸菜，并照样同别人一起在盐业社干重活。 　　在我回到家里不久，自已感到精神稍好些的的一天早饭后，我提着母亲准备的一个装着火碳用来取暖的烘笼，走到公共食堂所在的庄房朝门子大门外，向远处眺望。由于身体实在虚弱，遇上迎面吹来的冷风，脑壳突然一昏，身子不由自主地向前一倾，一个倒栽葱，连人带烘笼朝石梯左侧高约两米多的石坎下栽去。当时，我自已只觉得脑子一热，心想这下子可能完了。 　　在庄房的院坝里，有人听见大门外“扑嗵！”响了一大声，赶忙跑出来看。当发现是我摔在了坎下时，立即叫来家里正在吃饭的父母亲，把我扶起来。这时发现，我的鼻子、口里流出来不少的鲜血。但是，幸好我的头部正好好撞在一块石头侧边的松土上，直把那泥土撞下去一个小土坑。身体的其他部位也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这可真是应了我小时算命时，那算命先生说我“命大”的话吧！要不然，稍微偏一点的话，那头部正好撞在那块有棱有角的石头上，不是命归黄泉，也得落个终身残疾，改变我一生的命运了。 　　后来经过几天的继续护理，也未吃什么药物，只是因为有了那些好东西吃，身体健康状况就一天天好起来了，而且没有发现有其他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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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北烟云》故事　第三十六回　勒紧裤带搞教学　不觉患上水肿病

本文发布时间：2007-06-19 16:49　点击数：345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三十六回　　勒紧裤带搞教学　　不觉患上水肿病　   一九五九年秋，我从阆中师范毕业分配到南部城关二小后，当时分配担任五年级一班的班主任，并担任语文、算术的教学任务。除了上正课，还要负责守早晚自习和组织　课外活动。 那时，在每天早上五点多钟天还未亮时，我们就起床带领学生跑操，然后上完一节课的早自习才放学，让学生回家吃早饭。上完一天的课程后，经过晚饭后的短暂的休息，三年级以上的小学生都要到校上晚自习。作为班主任老师，在每天晚上必须到教室辅导学生的晚自习以后，才能回到办公室里批改作业和备课，写好第二天的教案。在那时，虽然每个班的学生人数一般只限定在50人左右，但是每个学生每天交齐的语文、算术作业本，必须在当天晚上由教师亲自改完，好在第二天一早发下去。此外，还要批改间周一次的作文。虽然每门课程都有教学参考书，但是对于新老师来说都是新内容，必须花费更多的时间熟悉它以后，才能下笔写出教案来。工作效率自然要比老教师慢得多。这样一来，每天晚上都要熬到十一、二点钟才能下班。     这种情况，要是放在现在来说，对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每人每天早上只有二两米的浠饭；中午吃二两米的干饭和一碗盐醋开水；晚饭吃二两粮的面条，此外没有一点疏菜，只有不限量的白开水。每天要上十几个小时的班，明明是已经感到肚皮饿得不得了，只有悄悄地“勒紧裤带”，而嘴里却还要硬说;“不饿!不饿！不饿！”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如果当时还有像现代社会中那么多的肥胖者，坚持每攴只吃二两粮，其他一无所有，那样吃上一、二个月的“限量”伙食，还有多少超重的脂肪降不下来呢！     我们在师范学校读书时，每人每月按计划分配供应的粮食标准是30斤。而且每个班都有自已开荒种的蔬菜地，还有利用伙食团的下脚料搞得养猪场。加上国家供应的猪肉等副食品，每个星期至少要打两次“牙蔡”。所以，不但吃得饱，而且吃得好。毕业离校时，个个身体都长得很好。但是，到城关学校后不久，却立即碰上了极其严重的困难生活条件，再加上繁重的教学任务，很快就把健康的身体拖垮了。 虽然大家的嘴上仍然都没有公开说“饿”的话。但是，物质的能量转换规律，却静悄悄地始终紧跟着饿着肚子上班，和空着肚皮上床睡觉的活生生的每一个人。特别是我们当时那些大多数从小长大基本上都没有挨过饿的年轻人。 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两个多月之后，由于较长时间对体力和健康的透支，我的体重不断减轻，青年人脸上的红润巳不再现。每天不断增加的只有疲备不堪。再加上当时的小学生家里，也都是全部在居民委员会的“公共食堂”里吃饭，生活困难的程度和我们学校差不多。小小的年纪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就碰上了饿肚子的年代。所以，随着他们的体质的下降，学习的精力也就不可能集中了。到了上午最后一节课时，有的学生肚子饿得难耐，便提前逃走，跑回“公共食堂”里边去，守着饭锅等开饭了。因此造成学生学习成绩下降，课堂纪律松驰。同时，也增加了我的精神负担。 时间一长，体力的消耗也越来越大，加上精神高度紧张，造成严重神经衰弱。最后发展到，人一走进课堂，就表现出思维反应迟缓，不仅耳鸣心跳，口齿不清，甚至连自已口里说的什么话，自已的耳朵都听不清。在板书时把想定的字错写成了另外的什么字，当着学生的面闹笑话。下课后出教室，似乎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一次在大石板院坝里行走时，脚下不知是碰上个小坑洼，或是个小土包，结果把人绊倒在地，头上戴的帽子也被甩到了老远，弄得周围的学生和老师一片哗然，不知何事。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我才突然想起可能应该去医院找医生看看。当医生叫我把双腿的裤脚拉起来捡查，用手指按小腿和脚背的皮肤时，便明显地留下一个个凹进去的肉坑，经久不散。医生说：“你这是严重缺乏营养造成的水肿病。”我是学校当时出现的第一例“水肿病人”。这以后，教师中又陆续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程度不同的水肿病人。再后来，听说在城市和农村的很多地方，水肿病人像瘟疫似的蔓延开来。由于当时严重缺乏根治这种“瘟疫”的特效“药物”――粮食，结果造成不少男女老少命丧黄泉，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没有享受到他们日夜盼望的幸福生活。>>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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祚《川北烟云》故事　第十六回

本文发布时间：2007-06-12 11:06　点击数：329

第十六回　　堂屋神龛点香腊　  离家上学敬祖先 　　 　　古时中国农村的人家，不管是贫穷还是富有，在建房时都要首先考虑在正房的位置上规划留建一间做堂屋。 在堂屋后墙正中的位置上，要专门建造一个供奉天、地、君、亲、师和列祖列宗牌位的神龛。这神龛上的牌位可不是自已随便找什么人随便写随便贴的。而一般都是要用香樟等珍贵木材做成神祖牌后，再请佛会的老师等一类人员，举行点祖的仪式写好后，再供奉到神龛上去的。同时，那神龛上还要放置能插香腊的香炉和能敲打出清脆悦耳的声音的古典乐器铜罄。每家每户，每天早晚都要给灶屋（即厨房）里面的灶神和堂屋神龛上的祖先神位烧香、作揖和磕头。如逢节日或杀年猪，则要增加香腊、纸竹和水果、油炸食品等供品，表示虔诚和敬意，以求得神灵和先人的保护。 在那时的农村，一般每天给祖先烧香的事都由当家的男人或儿子、小孙子来做。所以，农村的人家的媳妇如果生了儿子，才算有了传宗接代续“香火”的人。或者说是有了“香烟后代”，后继有人。如果那家的媳妇结婚后只生女，不生儿，膝下无子，则要至少留一女赘婿上门，婿改女姓，让其子女跟母姓氏；如果全无生育时，则要抱进养子，以续香火。这是中国的旧社会几千年来留下的传统习俗。也是当时家庭生活中养儿育女延续宗族，以及供养老人的需要。否则，这个家庭将在历史上成为绝户。甚至遭人骂为“断子绝孙”。 　　在我还是小孩子时，虽然满清封建王朝的统治已经结束了三十多年，但旧中国凡千年来形成的封建习俗仍然在我国农村十分盛行。一个家庭如果不生养孩子，在社会上是被人视为不孝和不受人尊敬的。所以，敬奉祖先和尊敬、供养老人，成为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中的重要内容。这也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大约自我发蒙进学校读书的第一天起，婆婆和父母亲，首先就要求我在洗干净了手脸后，进堂屋在神龛上的香炉内给写有祖先名字的牌位烧香腊，然后再敲罄，并站在堂屋中间恭敬地向神龛作揖，或磕头。同时在心中默默地祈求祖先：“保佑在学校读好书”。这以后，每天早晚放学回家吃饭前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先用清水洗净双手，接着给灶神和堂屋神龛上的祖先牌位烧香，然后再吃饭。 　　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这种传统习惯仍然没有什么改变。所以，在1951年春我正式上南部中学的时侯，记得仍然是在婆婆和父母亲的安排下，洗干净了手脸和双脚后，诚心诚意地走进堂屋，在神龛上的香炉内点好香腊，又作了揖，磕了头，敬了祖先之后，才上学的。接着后来的几年内，由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农村广泛开展了土地改革和反对封建迷信的政治运动，使过去的很多传统习惯都发生了改变。到了1956年，我上阆中师范的时侯是否还是先敬过祖先再上学，就没有什么印象了。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后来在五十年代末实行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又称“三面红旗”）的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普遍兴办公共食堂，并提倡农村居民集中居住等，农民的生活习俗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家里的老人过世后在堂屋的神龛上立牌位的做法，再后来逐渐被挂遗像代替。     自公元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农村住房的逐渐改造和人口的大量增加，堂屋的格式也逐渐被客厅所代替。各家各户每天给祖先烧香的传统习惯，也就渐渐被淡忘了。只是至今还被人们普遍保留着，在阴历每年的七月半（十四日）和春节前的大年三十日的下午，各家各户忘不了还要为过世的亲人和祖先，点上香腊，摆上刀头、水果、水酒、水饭等供品，同时还要为其烧化纸钱、放鞭炮，以及在每年的清明节前为祖坟扫墓、挂清明纸的等习俗，年年如此。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大批海外华侨回乡扫墓祭坟，认祖归宗，又引发了国内不少人士积极续修家谱的热潮。从而使中华民族敬奉祖先，继承和发扬祖辈艰苦创业、爱国爱家的光荣传统的宗亲文化得到了发扬光大。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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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北烟云》故事　第三十五回　人祸天灾齐降临　一日三餐六两米

本文发布时间：2007-06-01 18:39　点击数：305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三十五回　　人祸天灾齐降临　一日三攴六两米　   这次同我一起分配到南部城关二小的李耀坤、罗申和城关一小的苏兴荣、何腕欣（后调入南充地区文工团作演员）等另外四个新老师，都是当年从南充师范学校毕业分配来的外县人。当时，有好几个家在县城的和县城附近的同学却分配到了外地。也可能是由于我的家就住在县城附近的金兴乡，或者是其他什么偶然的原因把我分配到了城关镇的第二小学吧。 但是，你别忙着为我高兴！因为在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分在城头的学校工作，并不是什么好事情。 南部城关二小当时的校长是张才伦，教导主任是李乾玉。虽然是城关的学校，可住宿的条件却很差。添的三个人都没房子住。只好同别的男老师打伙，两人共住一间房。我被安排在中间靠西临河坎的一幢一楼一底的小木楼里，同另一位速成师范毕业的年轻老师杨建华住一起。不过，当时屋内除了两架木床、一张课桌、一条长板凳、一个洗脸架，此外再无他物。所以也能住得下来了。 　　学校原有的教师中，他们虽然工作业绩都较好，但是从专业学校毕业出来的不多。所以，我和另外两个从南充师范学校毕业的新老师，都被分配分别担任了小学五、六年级的课程和班主任。学校领导把重担压在了我们新老师的肩上，这说明学校领导对我们的高度信任和希望。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却忽略了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新老师虽然有较多的专业知识和很高的工作热情，但是都缺乏实际工作的经验。特别是在当时已经面临的越来越差的社会生活环境，对我们已经构成了严重的考验和威胁。 按照当时国家对教师的政策规定，我们这些刚参加工作的中师毕业生，试用工资定为行政24级。每月工资金额为28元。这个数目为我们在师范读书时每月四元伙食费用的七倍。由于当时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一切生活日用品，都是执行国家物价部门规定的价格。比如，由国家计划供应的大米，每市斤才八分钱。猪肉每斤二角多。棉布每尺一角多。大城市的公共汽车每站二分钱。从南部到南充100公里路的客车车票也才二元六角钱。这些都只有现在的十分之一至二十分之一左右。只是大部分工业品的价格要比现在的实际价值高。例如，一只国产的上海牌手表定价120元；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定价150元；一台电子管的收音机定价200多元。约为我们当时每月工资的四至八倍。如果比起当时农村的农民来，他们每个劳动日的价值一般才一角多钱，最低的还只有几分钱。我们就要高出好几十倍了。 这种摸彷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受到了新的挑战。在全国经历了1957年的整风反右以后，在干部中不知道是谁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就是大家都要“争做党的驯服工具”，“党叫干啥就干啥”。因此，普遍出现了一种讨好上级领导“顺杆爬”的怪现象。一时间，为了实现“大跃进”的要求，说大话、说假话、搞形式主义，弄虚作假，浮报虚夸之风盛行之极。 随着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以及城乡私营企业通过“公私合营”被全部兼并的结果，原来的所有制关系被彻底打乱。事事都讲“一大二公”，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全部“砸烂一切小锅小灶”，男女老少一律进入“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大锅钣。在农村集体生产经营管理混乱，出工一窝蜂，“遍地红旗，满山歌”，打人海战术；收工评分，只讲数量，不讲质量，人人头上一点红；禁止私人养殖生猪、牛、羊、鸡、鸭、鹅等家禽、家畜。虽然“宰了资本主义的尾巴”，不仅断了农民私人的财路，也断了集体农业生产所需肥料的重要来源。不准劳动力外出做工或做私人生意，不准赶场上街进行自由贸易，实际上是把“人民公社”变成了变相囚禁农民的“集中营”。如此等等令人发笑的愚蠢做法，在当时却无人敢讲半个“不”字。否则将会戴上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右派”或“右倾”言论这顶政治帽子，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其结果是导致人们的劳动生产和工作积极性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工作效率大大降低， 古人说:“福不双降，祸不单行”。在此同时,恰好又碰上了严重的“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全国范围内的粮食大面积严重减产。真乃是坐吃山空。一场粮荒正在向中国大地席卷而来。 1959年9月，我们刚参加工作时，每人每月的粮食供应标准，同国家机关干部一样，为大米24斤。可是，到了10月份时，县上开会布置说：“由于遭受自然灾害，粮食减产。每个干部每月要为国家节约四斤粮食。”大概过了个把月，县上又提出“每人还要节约两斤”。这样一来，每人每月就只有18斤，平均每天6两，每攴2两净大米了。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在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市场有丰富的各种副食产品和蔬菜。那时，农村的土地全部由集体安排耕种。农民也没有什么自留地。集体种植的蔬菜还不够农民自已吃。既无市场，也无人卖什么蔬菜和副食品。每个干部每月按计划由国家供应的大约两斤黄豆、半斤粉条、一斤菜油、一斤白糖和一斤猪肉等副食品，都是分别由国家粮站、糖酒公司、食品公司等凭票供应。进饭馆吃饭，或买糕点，也得给粮票才行。走到那里都一样，你不挨饿行吗？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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