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北烟云》故事　第四十四回　共产主义作理想　困难时期参加党

本文发布时间：2007-07-29 19:35　点击数：350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四十四回　　共产主义作理想　　困难时期参加党　   前面的故事里已经讲过，在以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毛泽东时代，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和培养下，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的年轻一代人，在政治上积极追求进步，把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已的理想，是很自然的事。 政治上要进步，首先就要积极争取加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共青团是共产党的后备军。经过团组织的教育和培养出来的共青团员，如果再争取入党，那就要比一般青年容易多了。但是，在毛泽东时代，青年人要入团那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要想加入共产党的组织，那就可想而知了。 你只要认真读一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知道，中国共产党自公元1921年7月1日，在上海秘密建立以来，特别是经过1927的“4.12”，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政府对共产党展开的大屠杀，以后又进行多次“围剿”，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再是经过艰苦的“八年抗日战争”和接着进行的解放战争，最后才终于夺得了全国的政权，建立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你只有了解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段血与火的艰苦奋斗的历史，你才可能理解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解放后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要始终“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事事处处都要“讲阶级路线”的道理。 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他们所追求的是由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恩格斯创建，以及后来俄国和苏联的列宁、斯大林继承和发展的马列主义思想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们提出了一个在当时意义十分重大而极其深远的著名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联合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和一切爱国者，由“工、农、兵、学、商”共同掌握自已命运，由“各尽所能，按劳取酬”；最后达到消灭一切剥削，消灭阶级，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天下大同”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也是当时中国最广大的工农群众和革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新一代的中国青年所积极追求的理想社会。 所以，在当时大家都把为了实现这个理想而奋斗的共产党员和跟着共产党一起闹革命的人，亲切地通称为“同志”，即是“同一个志向”的意思。而把共产党以外的其他所谓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则通称为“先生”。 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当时还提出了一个老幼皆知的口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每一个共产党员，无论职位高低、权利大小，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不能享有特权，更不能贪污腐化、行贿受贿，等等。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人物毛泽东主席等，才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极其崇高的威望。那怕是他们在工作中犯了错误，甚至对国家和人民群众造成了伤害和损害，或者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一旦纠正过来，其受害者仍然能够表示理解和忍受，而且没有什么怨言。这在现时代的有些人看来，简直有点像是一个神话，可能无法理解。但在当时看来，则是十分平常和极其自然的事。在当时，就是这些思想和现实对我的深刻影响，成了我积极追求政治进步，积极争取入团和入党的巨大动力。并且，终于经过当时城关二小校长、党支部书记张才伦和教导主任李乾玉，这两位作风正派、为人正直、廉洁奉公的同志的介绍，在生活严重困难时期的1961年11月底，被正式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党员。>>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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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北烟云》故事　第四十三回　公共食堂垮了台　小锅小灶重新来　

本文发布时间：2007-07-26 18:03　点击数：341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四十三回　　公共食堂垮了台 　小锅小灶重新来   1960年底，按照上级通知要求，各地都先后撤消了公共食堂，让农民自已分户开锅吃饭。 我们一家人，也因此从办公共食堂的庄房，搬回了原来住在窰湾里的、幸好未折毁而剩下的其中三间老房子里。而其余的两间住房则被大队无偿地安排给了外队一户无房户居住。窑湾口在大跃进中修建的那个“万猪场”，则划分给原在那里被拆毁了住房的各户社员居住。小锅小灶，又在各家各户的破破烂烂的房子里，重新搭建了起来。 人民公社终于甩掉了“公共食堂”这个沉重的包袱。虽然公社社员们的小锅里没有多少煮的粮食，小灶里更缺少煮饭用的柴禾，吃的仍然像猪、狗之食一类的清汤寡水，但是他们的心里却比在公共食堂吃饭时要舒坦的多了。 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也由原来的大队下放到了生产队。各生产队按地域和人口多少，由大队统一划分了集体原有的土地和山坡，实行集体生产和统一管理分配。后来，还给每个农民划了三厘自留地，并允许少量饲养除耕牛、生猪等以外的小家畜和小家禽。 粮食的分配，当时则采取基本口粮加奖劢的办法，即是按人口年龄大小，每人每年定量分配一定数量（如150－200斤）的基本口粮外，其余的粮食，则按各户当年所挣工分（即投劳）和投肥（干肥折合工分、水肥折款）多少，统一计算分配的数量。即是所谓的“奖劢”。以此鼓劢大家积极投工、投肥。也是保证了年轻力壮的人，能够分配得到较多的口粮。少年儿童也有了最低的口粮保证。虽然还是不够完善，但是比原来的大锅饭要好得多了。 与此同时，那在前几年集体兴办的“盐业社”，则因为燃料涨价和管理不善，也同时破产倒闭了。父亲苦心经营了半辈子的盐井，也一下子化为乌有，真是“倾家荡产”了。 “食堂下户”虽然给大家带来了一阵子欣喜，但是接踵而来的却是仍然十分艰难的日子。为了给小锅里的清汤寡水增加一点粮食，让一家老小度过劫难，本地不少农民把家里现有的衣物和布票等物，拿到人少地多的苍溪、广元等地山区，换取一些包谷、小麦、红苕干之类的五谷杂粮回来吃。为了一家几口人的生存，父亲也拖着已经患上了支气管炎和水肿病的瘦弱的身体，同他的堂侄、我的堂哥杨自东等人一起，几次上苍溪、广元等地山区农村，走村串户换粮。饿了时，啃几口身上在家里走时炕的“干煸子馍馍”；渴了时，到农民家里找碗冷水喝。再加上经历了不少的湿热，虚弱的肠胃承受不了，又拉上了肚子。背上还要背着辛辛苦苦换来的几十斤粮食，步行一、二百里山路，才能回到家里，养活一家老小六口人。 父亲虽然那样辛苦劳累，他却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说过什么不耐烦的话，只是把一切烦脑都埋藏在他的心里。也从不对任何外人诉说。家庭生活虽然那么艰苦，却好像从来没有向我开口要过一次零用钱。他一身好像只知道“承受――承受――再承受。” 在那时，还不准农民私人养猪。但是可以养些少量的鸡、鸭、兔。他们将卖鸡鸭蛋的钱用来买盐、称油；养的兔子可以自已吃肉。我母亲凭着自已一双勤劳的手，分派担任了生产队的集体生猪饲养员。父亲开始在外面看见有人养兔，便也花钱买了一对小兔回来饲养。他利用参加集体生产干农活外的休息时间，在外面扯些野草回来，利用自已的圈房养兔。但是过了三、四个月之后，却不见长大的兔子下儿。原来是卖兔子的人哄了他。将两只公兔说成是一公一母。后来请教了别人之后，才学会了通过翻小兔屁股上的外生殖器来识别公母。终于买到一对小兔回来饲养。 又过了三、四个月之后，母兔开始在圈房内的地上打洞，并将它胸脯上的绒毛扯下来给小兔做窝。然后用土把洞口堵住。生下小兔后，母兔每天又几次用前脚刨开洞口，身子全部钻进洞去给小兔喂奶，出来后再将洞用土堵死。大约经过十多二十天左右，八、九个毛绒绒的小兔便大胆地钻出洞来玩耍了。 生下的小兔满月之后不久，父亲便把部分小兔成对捉到场街市口卖钱做零花。留下的一部分小兔养大后，按一公两母配对。其余的公兔杀了吃肉。 就这样，既有了钱花，又有了肉吃。尽管还不是很多。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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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北烟云》故事　第四十二回　喇叺叫喊不准走　情急智生巧脱身

本文发布时间：2007-07-22 22:34　点击数：275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四十二回　　　喇叭叫喊不准走　　情急生智巧脱身 　 当天下午两点左右，公共食堂统一开饭时，大队安装在我当时住地对门太洪观山上的高音喇叭里，传出了公社党委Y副书记的叫喊声：“现在通知：九生产队的杨队长，叫杨自才今天不要走。今天晚上要他在群众会上把有些问题当众说清楚！” 我想，这位Y副书记在大喇叭上公开这样喊的目的，就是要让全大队的干部、社员都知道：当天晚上要干什么事。当我听到他的叫喊声后，感到事情可能有些不妙。从我过去从当地群众那里听到的情况判断：按照惯例，十有八九就是通知大家，当天晚上要开群众批判斗争大会。而且肯定要组织一批所谓的“积极分子”，准备动手打人的。 我既不能给他们说出有哪些人曾经向我反映过什么问题，也更不能等着挨他们的黑打。于是，我决定立即给南部县委组织部写了一封求救的“紧急信”。并暗地给我当时还在金兴小学读书的弟弟交待说：“你赶紧把信送到城关二小张校长那里，并请他立刻转交县委组织部领导。说金兴公社把我扣住不准走。今晚要开斗争大会，专门整我向县委领导反映情况的问题。”年仅十二岁的小弟，带着紧急信件，悄悄从后门出发了。但我心里总有些不踏实，害怕信件在中途耽误了时间。 我决定独自一人贸然离家，来到二里外的公社办公室，想在这里直接给县委机关领导打电话告急。当时的公社办公室已经专门安装了接通各大队办公室的电话总机房。不料，这时办公室的值班人员F发现了我的意图，立即上前阻止说：“这个电话不能打！”并迅速拉下了几个闸刀，切断了线路。我见状只有作罢。出得公社大门后，我越来越觉得事态严重。我当即决定，不能再回到家里去了，应该立即离开金兴公社，走路回城里去。可是，当我向南部县城方向走了大约一百多米，还未走出金兴场口时，就被后面追来的办公室值班人员F挡住说：“C书记说了，你今天不能走！”我见此情形，心想：“看来今天是真得走不了啦！”但在此时又无别的办法可想，无奈只好转身回到家里，等待着事态的发展。 为了不让父母亲为我当时的危急情况操心，我什么话也没有告诉他们。我只是叫母亲照样热了水，洗了手脸和脚，穿好了鞋袜和衣服，等待着小弟从县城回来的消息。 时间在表面上显得十分平静的状态下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猜想，在另一边可能正在紧张地筹备着今晚的批判斗争大会，只等黑夜的到来。而我这里却在期盼着黎明的曙光呢！ 也可能是老天怜闵我这个在当时敢为老百姓讲几句真话的文弱书生，帮我消灾免受皮肉之苦吧！当时钟轮转到下午快五点钟时，我住地对门的公路上忽然传来喊叫声说：“喊九生产队通知杨自才，马上到公社办公室去接电话！”我听见这个消息立即如获重释地兴奋起来。我当时估计，十之八九可能是县上已经收到了小弟送去的紧急信，来电话了。要知道，那可是在星期天，机关都未上班呢！ 我赶忙离家，来到金兴公社办公室里接电话。这时，中午在大队高音喇叭上喊话的那位公社党委Y副书记和值班人员F，都已经等在那里。他们在表面上显然都没有了不久以前对我的那种凶气。而登门骂我的那位“C老爷”可能是下大队还未回来，所以他不在场。但是很有可能，他已经从公社通往大队的电话中知道县上来电话的内容了。 当我赶忙拿起电话后，便听电话那头的人说：“我是县委组织部。你是杨自才吗？”回答说：“我是。”电话里说：“你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现在，你立即同公社的Y副书记同路一起进城，直接到县委组织部来。”并叫在场的Y副书记亲自接电话，当面作了交待。由于当时既无现在这样随时都有路过的客车，更无什么出租车和公共汽车，所以我只有在这位公社党委Y副书记的陪同下一起步行，相互之间一直默不作声地向着十余里外的南部县城走去。至于公社在大队准备好的那场批判斗争大会，由于出了这个意外，缺了被斗争的对象，当然在后来也就只有夭折了。 当我们二人一起，在从金兴公社通往县城的公路上互不搭理地走过一半路程的五里店时，我老远看见先前进城送信的小弟，从县城那头的公路上迎面向着我们走了过来。当我正在为小弟耽心，有可能被这位Y副书记认出来，将来对他进行报复时，只见那头的小弟，显然已经看见我们两人走在一起的情景，很快便离开公路，走上旁边当时全是水稻田的的田坎小路，躲开了我们。我不由得为小弟的勇敢和机智暗自高兴起来。 我们走进县委机关大院来到县委组织部的办公楼下时，县委机关的人已经要吃晚饭了。但在此时，县委组织部的王部长还专门等在那里。他首先毫不客气地将同我一路来的这位金兴公社Y副书记批评了一通。然后，叫他留下来写捡讨。我当时感到，现在把Y副书记一人作为批评的主要对象，有些冤枉了他。于是，我便想为他开脱几句。我对王部长说：“这件事，主要还是公社党委C书记的责任。”但王部长对此没有表态，只是对我说：“现在，你没事了。可以回学校去了。”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当即离开县委组织部，如获重釋地走出县委机关大门，回到了当时在县城西门外的城关二小。“C老爷”后面有何故事，我就不得而知了。只是后来听公社的老百姓说：“自从那件事后，C老爷萎了。”“金兴公社再也没有像原来那样经常登报‘出名’受表扬了。”>>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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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北烟云》故事　第四十一回　队长食堂发脾气　书记上门来骂人

本文发布时间：2007-07-15 20:28　点击数：336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四十一回  　队长食堂发脾气　书记上门来骂人　   1960年秋冬之际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从南部县城关二小回到里家搬迁在公共食堂的临时住处看望父母亲。 第二天早上九点左右，全生产队的男女老少在公共食堂集中开饭时，我在屋里忽然听到公共食堂中传出了生产队长的大吼大叫声说：“我们生产队里出了个杨自才。他向县委写信，反映说公社弄虚作假，工作有问题。你们哪些向他反映的情况，要自己负责。”我当时在屋里听了后，不以为然，并未感到问题有什么严重性。     事隔不过一个小时左右，忽然从公共食堂的坎下传话来说：“公社C书记来了!要找杨自才下来问话！” 我早巳听人说过：这位被当地群众称为“C老爷”的公社党委书记“凶得很”。连地委在这里驻队搞点，向上反映了真实问题的干部，他都要“安泡子”，说别人“生活搞特殊，多吃多占”，并且弄来开会进行“斗争”。所以，公社的大小干部没有不怕他的。当地的干部和社员只要老远听说“C老爷”来了时，都像“老鼠见到猫儿”，走的走，藏的藏，躲得无影无踪。但我当时想：“我又没说假话。既不是你管的干部，又不是这里的社员，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理直气壮地出去面见这位听说是大人娃儿个个都害怕的“官老爷”。我独自一人走出公共食堂的大门，来到离大路不远的菜园地边时，只见一位年方三十岁左右，面皮白净，中等身材，身着时髦中山装，略带斯文书生气，但是面色铁青的干部模样的人，站在前面等着我走过去见他。我推断，他就是骂人远近闻名、大家都敬而远之的“C老爷”吧！面对强者，我准备只有等着挨骂。     当“C老爷”看见向他迎面缓缓走来的，并非叼钻古怪之人，而是一位年仅二十余岁、身体瘐长、个头同他相当的白面书生时，似乎有些不敢相信来到自已面前的，就是使他在全县丢了脸面，甚至怄得有些六神无主，早就下决心要“好好收拾”整治的冤家对头。 “C老爷”似乎有些惊讶。他大声武气地问我：“你就是杨自才？”我用一个字回答：“是！”他又问：“你是干啥子的？”我答：“当老师的。”他再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我猜想，他是想要拿党的组织原则来给我一个当头棒。要开始训我了。我回答说：“我是共青团员！” 问到这里，他已经全部摸清了我的“底细”。接着下来他便要大耍老爷的威风，像平时对待他统辖范围内的社队干部和老百姓那样，连吼带骂地训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敢摸他的“老虎屁股”的“教老壳儿”来了。他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顿时脸红脖子粗地对着我连骂带训地吼叫起来：“你他妈个‘教老壳儿’！有啥子了不起！我金兴公社又不是‘阎王殿’和‘鬼门关’！你有问题，为啥不首先向我公社说？偏偏要往县上告？……”     面对“C老爷”劈雷式地叫骂，我只有报之以不那么自在的苦笑。既不回答，也不辩解，一声不响地来个“冷水烫猪”――不来气。于是，他又接着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企图逼我作出回答：“你说我金兴公社有这样问题，有那样问题，你今天当面给我说出来，是哪个给你讲的？有啥子根据？”“你敢不敢找他当面对质？”我想：看来，他今天不仅是要“收拾”我，还要刨根问底，“收拾”在他管辖下的、那些敢于说他“不是”的干部和农民。我当时想，他提得那些问题，我既说不清，也根本不能说。所以只是始终不开口。看你把我怎么办！ “C老爷”见我还是不开口，照样凶神恶熬地骂个不停。我却照样面带苦笑把它当作耳边风。所以，后来连他骂些什么话，我都没有什么印象了。当他把胸中的气愤发泄得差不多了，而且感觉有些疲乏时，才不甘罢休地对我宣布说：“现在你不开腔，那就准备另外找个时间，当着群众说清楚！”说完后便离开这里，向附近通往八家沟上面的大路走去了。 我从他的说话中感觉到：这件事情并未就此了结。但一时也猜不出他的葫卢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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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北烟云》故事　第四十回　两次写信给县委　实事求是讲真话

本文发布时间：2007-07-13 11:17　点击数：360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四十回　　两次写信给县委    实事求事讲真话　       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我认为，关健在于它有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这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基本内容。     毛泽东思想这个词汇，在现时代的人们，特别是在现在的青年一代人，有可能将会越来越陌生了。虽然在共产党的机关报或是代表大会上，以及中央领导干部的讲话里，偶而还可以看到这类文字。但是，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我的青年时期，在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的新中国的土地上，无论男女老幼，时时处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和听到这样的声音。真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特别是在那个时代从学校培养出来的青少年学生，他们满脑子装的都是毛泽东时代的新东西。但在社会上，由于人们接受教育的情况不同，再加上旧社会遗老遗少们，以及外部环境的思想影响，其他人的思想当然就不那么单纯了。我想，这也可能是实行“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中，特别是已经成为执政党内掌握了大小权力的很多人，在社会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离谱”的行为的原因了吧! 前面说的1958年“大跃进”时期，砸了饭锅炼钢铁，组织学生到水稻田里“放卫星”等等，浮夸虚报、弄虚作假之风，总是不会绝迹，必然要经常变换手法，在不同时期的社会生活中，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我在1959年底回家养病和以后平时回家时，总是在同乡亲们的无意接触间，不时会听到他们对不正之风发出的抱怨声。 我感到这些东西是同当时党的政策和毛泽东思想完全不相符的错误行为。可能是出于对身受其害的乡亲们的同情，和对那些严重违背党的政策的基层官员们的不满，以及对党的上级部门领导的高度信任，我终于下了决心，在1960年期间，先后两次以书面的形式，署真名向中共南部县委领导写信，反映了当时的公社干部，诸如搞大粮仓做假现场；修万猪场报假数字；大屋窖烂红苕克扣农民口粮等等情况。在我当时看来，这本来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它却在后来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据当时县委书记齐仕勋的通讯员，后来的县委办公室秘书摆谈说：当县委办公室收到我给县委领导的两次来信后，随及派他同另外一人，绕过公社的干部，直接从老鸦方向的黑水塘进入公社的大队、生产队，最后才到公社附近的四大队（即太洪村）等处。他们以捡查生产的名义，对照我在信中所反映的问题，直接找老百姓进行座谈调查。结果发现，我在给县委领导的信中所反映的问题都是事实。 据说，当他们将情况给县委书记齐仕勋汇报后，齐对此十分气愤。后来，齐在一次全县的区、社党委书记会上点名批评了公社干部弄虚作假的问题，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后来听说，公社的领导干部们，当时在受到县委书记齐仕勋的批评后，并未认真捡讨认识自已的错误，在工作中加以改进，反而在召开的全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会上，层层排队追查向县委反映情况的怀疑对象，准备进行打击报复。当有人怀疑到可能是我向县委反映的情况以后，便立即召开大队、生产队干部会，安排部署了如何“收拾”整治我的办法。但是，这些情况我当时全然不知，完全蒙在鼓里。一场奇幻般的惊险游戏，正在幕后导演着。而我这个“文弱书生”却要充当主角。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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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北烟云》故事　第三十九回　朱德探亲过南部　二小迁出西门外

本文发布时间：2007-07-10 16:44　点击数：322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三十九回   朱德探亲过南部　　二小迁出西门外　   1959年底，我请假回家养病，大约经过了20多天的调养后，身体健康有了很快的恢复，便又回到了学校工作。 第二年春天到来的时侯，学校便开始组织教师学习“南泥湾精神”，自已购买了锄头、夹背等生产工具，利用星期天动手将学校院墙外的两块约一亩多面积的空操坝开挖出来，种上了南瓜、丝瓜、甘兰和牛皮菜，实行生产自救，慢慢地使生活条件有了一些改善。 1960年来，中央对各地继“共产风”之后出现的严重的浮夸虚报之风有了更多的察觉。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和掌握基层的真实情况，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让主要领导分别采取回乡探亲的办法，到各地接触基层干部和普通老百姓，从而调查了解到了许多使人震惊的严重问题。 开国元勋之一的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元帅，就是在这一年的春天经过南部县城回仪陇马鞍场的。朱老总来南部县城的那天，轻车简从，没带好多随从人员。不像现在有些地方，省市领导下去，大车、小车都要跟一大串。 那时南部县城的人本来也不太多。加上那时不准农民赶场上街，路上也没有多少行人，但还是组织公安人员和地方干部，在车子经过的西街和正街站了岗，不准人员通行。后听当时在场的原县委机关通讯员杨光直说，朱总和他的夫人康克清等一行人，在那天上午抵达南部县城后，在县委机关食堂吃的午饭。饭菜很普通。其中有从乡下找来的嫩碗豆和用红苕油炸的“苕泥”，是专门请了饮食服务公司当时的著名厨师做的。为了饮食的安全，朱总的通讯员先用筷子亲口尝了之后，其他的人才入内进攴的。午饭后，稍事休息，并与南部县委领导和机关接待的人员合了影，便出发经过盘龙、楠木到了朱总的老家仪陇县。 当时，原南部城关二小就在县委机关隔壁的现人武部里面。为了保证朱总一行人的安全和休息，县委通知城关学校，那天中午从十一点起，一律安排学生连续进行课堂自习，不准出声，也不下课出教室活动，以避免学生吵闹喧哗。直到下午两点多，朱总一行人离开县城后，才通知学校放午学。 也可能就是因为这次中央领导来南部县城后，县委领导认为城关二小离县委机关太近的原因吧，所以从1960年秋季开学起，便把学校迁出这里，搬到了与此隔河相望的西门外公路边原做县委招待所的地方。也就是现在的城关二小的驻地。 我不清楚，这里是否就是解放前的建南中学的老房子。因为那里面的房屋布局，完全就是一所学校所需要的。原来临近公路，以状元桥为界，东北两个方向均是状元溪，南至西门桥，西南角至扎花厂（现为县教育教学研究室和瑞安路），后面为农村新华四社的水稻田（现为状元桥市场）的好大一块地方，作为当时城关二小的规模，已是同原来的校址差不多。只是房屋虽然也都是老式平房，但没有原来的历史悠久和结实。但因其所居地理位置原在一土台上，依势而建。前面朝东边的围墙外，是一块位置最低的水田，后来平整为学校的操场。现在这里已经是学校的大门和大街门市部了。 进入校门之后，当时有一块空地，由东向西的修建了中间高两边低的共四排一十二个平房教室。在西面最高处是前后两排教学办公室、老师寝室、厨房、食堂和吊脚楼木板厕所。我第一次在这里正中靠北的位置，住上了一个约有六平方米大小的单间平房。 学校迁出西门外后，原来的地方改做了县委党校，种菜的土地没有了。我们只好到北门外的红岩子嘉陵江边的荒沙滩，以及炮台山、晓霞观山上，找荒空地方种瓜菜和堆堆红苕。同时，利用那里原有的猪圈，学校伙食团开始自已养猪。又利用厕所里的人畜粪尿，同金兴黑水塘的农民换取蔬菜。再加上由国家通过北门蔬菜大队分配供应的一些蔬菜和食品公司每人每月供应的一斤猪肉等副食品，大家的肚子要比前几年吃得饱多了。学校教师的身体健康状况逐渐好转起来。我和那些从未经过煅练的年轻老师一起，在星期天用学校统一购买的较小的粪桶，把厕所里的水糞，从西门外的学校，一直挑到二三里外的晓霞观山上和红岩子河坝去浇菜了。原城关二小迁至西门外的新址后，学校领导对我的教学工作也作了一些调整，安排我作科任教师，教政治、常识、自然、体育、唱歌、图画和珠算等课程，基本上都是一些没有什么作业批改负担的课程。同时，负责担任学校少年先锋队的大队辅导员，相对减轻了一些负担。因此，整个身体的建康状况也越来越好。>>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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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北烟云》故事　第三十八回　谷仓里头装糠壳　干部做假骗全国

本文发布时间：2007-07-10 16:37　点击数：316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三十八回　　谷仓里头装糠壳　　干部做假骗全国　   1959年的冬天，在我回家养病的日子里，有一天忽然听到院子里面的人大声地喊叫说：“你们看那对面的马路上，哪儿来的那么多的大客车呀？” 当时，房子周围原来茂密的竹林和树木都已经基本上被砍光，用来作了公共食堂煮饭时的烧柴。我站在屋子里朝南的小木窗前，便可以看见300多米外的公路上，从未有过地停放着十多辆大小客车，以及像蚂蚁牵线般地人流，走向对门狮子嘴山下公路附近那个名叫转角湾儿的生产队。后经打听，方传说：“是全国粮食现场会的人，来那里参观公社的粮食仓库。”过后，又听有人背地议论说：“那转角湾儿里用来让人参观的满仓冒漩（即用围席做成的粮屯）的稻谷全是假的。除了面上盖的一层稻谷，底下装的全部是糠壳。”这些当干部的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能有那么大的胆子吗？当时，我有些不敢相信这些话是真的。听说，当时公社还是上了《人民日报》的“全国红旗先进单位”呀！ 后来，我在假日和假期回家时，常听当地对干部弄虚作假不满的农民摆“龙门阵”说：金兴公社所以全国出名，原来他们有很多的“新招”。 这新招之一，是一律不准农民各家各户私人养猪，由各大队（即村）普遍集中修建所谓的“万猪场”，统一养猪。也许当时其他地方都是这样干的，其实并不算什么新招。公社的示范万猪场就修建在我老家所住的窑湾里。那是将农民原有的一套大院的房子强行拆除后，改建而成的长约40多米，宽10多米，有地圈30余间的大型养猪场。湾内20多亩好地，全部用作饲料地，种了白菜、萝卜、南瓜、冬瓜和牛皮菜等青饲料。并从大队提留了足够的猪饲料粮。看这准备工作，不要说真的能养上万头猪，养上大小三、五百头猪，还是可能的。 有一次，当我抱着好奇的心里跑到这远近有名的“万猪场”里参观时，看到的却是冷冷清清的场面：不但那多数的猪圈都空着没有养猪，少数几间猪圈里总共也只有几十头的猪，除了骨瘦如柴的母猪，就是毛长肉少的“老膘货”。我不知道这里究竟养出了多少“肥猪”。当我奇怪地打听：“有那么多的饲料，为啥养不好猪”时，听到的是十分不满而又风趣地回答：“那些东西都叫‘秃尾巴儿猪’吃了！” 我把这话思考了老半天才回过神来，觉得实在有些好笑，不由得又想听个究竟。最后我终于弄明白了。原来，在那公共食堂开办之初，大家都是“敞开肚皮吃饭”，结果不到一年时间，大队仓库里的粮食很快就被吃光了。当公共食堂里面的饭吃浠了时，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就经常偷偷地跑到这个所谓的“万猪场”里来，找到饲养员把提留的饲料粮拿出来煮饭吃。那地里的蔬菜也经常被本地和附近挨饿的人偷盗。这样一来，真正用来喂猪的东西就越来越少，猪怎么能长得好呢?但是，为了掩人耳目，每逢上面要派人来捡查或组织参观时，公社和大队干部只好弄虚作假，提前把附近大队养猪场的猪集中到这个“万猪场”里来。等上面来捡查和参观的人走了之后，再送回原处。不过，这些情况当地的老百姓都看在眼里，只是瞒着上面来的“钦差大臣”们一帮人罢了。 干部们的新招之二是修建红苕大屋窖。公社化后，集体土地所产粮食全部集中在大队统一管理。以生产队为单位成立的公共食堂所需的粮食，完全由大队分配。除了稻谷、小麦和包谷外，红苕就是当地农民的主食和养猪的主要饲料。这里的农村有红苕半年粮之说。但是，由于红苕所含水分很重，保管不好很容易腐烂。农民们过去一般采取挖小型地窖的办法进行保存。 当时公社的领导干部们，为了把红苕的分配权也集中到大队统一掌握，便想出了要修建像装其他粮食那样的大粮仓――即大屋窖，用来装红苕。于是，他们组织群众在地面修建起了号称可装几万斤的“万斤大屋窖”。结果，由于装满红苕以后，不易通气散热，产生的高温、高湿很快便使窖内大量的红苕发生腐烂变质，无法食用，导致严重缺粮。 为了向上隐瞒事实，保住“全国红旗单位”称号，少数干部又采取高压的办法，千方百计堵住农民的口，不准任何人向上反映真实情况。所以各个公共食堂只有靠给农民吃烂红苕、苕皮、苕叶等东西煮的浠汤饭过日子。由于吃不饱肚子，干活没劲不说，不久还造成不少人也得了严重营养不良的水肿病。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61年，中央决定将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由公社下放到大队、生产队，并撤消公共食堂以后，才逐渐有所好转。   注释：南部在线：陵江博客2006年12月评为“精品”文章。       第三十九回   朱德探亲过南部　　二小迁出西门外　   1959年底，我请假回家养病，大约经过了20多天的调养后，身体健康有了很快的恢复，便又回到了学校工作。 第二年春天到来的时侯，学校便开始组织教师学习“南泥湾精神”，自已购买了锄头、夹背等生产工具，利用星期天动手将学校院墙外的两块约一亩多面积的空操坝开挖出来，种上了南瓜、丝瓜、甘兰和牛皮菜，实行生产自救，慢慢地使生活条件有了一些改善。 1960年来，中央对各地继“共产风”之后出现的严重的浮夸虚报之风有了更多的察觉。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和掌握基层的真实情况，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让主要领导分别采取回乡探亲的办法，到各地接触基层干部和普通老百姓，从而调查了解到了许多使人震惊的严重问题。 开国元勋之一的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元帅，就是在这一年的春天经过南部县城回仪陇马鞍场的。朱老总来南部县城的那天，轻车简从，没带好多随从人员。不像现在有些地方，省市领导下去，大车、小车都要跟一大串。 那时南部县城的人本来也不太多。加上那时不准农民赶场上街，路上也没有多少行人，但还是组织公安人员和地方干部，在车子经过的西街和正街站了岗，不准人员通行。后听当时在场的原县委机关通讯员杨光直说，朱总和他的夫人康克清等一行人，在那天上午抵达南部县城后，在县委机关食堂吃的午饭。饭菜很普通。其中有从乡下找来的嫩碗豆和用红苕油炸的“苕泥”，是专门请了饮食服务公司当时的著名厨师做的。为了饮食的安全，朱总的通讯员先用筷子亲口尝了之后，其他的人才入内进攴的。午饭后，稍事休息，并与南部县委领导和机关接待的人员合了影，便出发经过盘龙、楠木到了朱总的老家仪陇县。 当时，原南部城关二小就在县委机关...>>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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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北烟云》第三十八回　谷仓里头装糠壳　干部做假骗全国

本文发布时间：2007-07-07 21:25　点击数：504

　　第三十八回　　谷仓里头装糠壳　　干部做假骗全国 　　1959年的冬天，在我回家养病的日子里，有一天忽然听到院子里面的人大声地喊叫说：“你们看那对面的马路上，哪儿来的那么多的大客车呀？” 　　当时，房子周围原来茂密的竹林和树木都已经基本上被砍光，用来作了公共食堂煮饭时的烧柴。我站在屋子里朝南的小木窗前，便可以看见300多米外的公路上，从未有过地停放着十多辆大小客车，以及像蚂蚁牵线般地人流，走向对门狮子嘴山下公路附近那个名叫转角湾儿的生产队。后经打听，方传说：“是全国粮食现场会的人，来那里参观公社的粮食仓库。”过后，又听有人背地议论说：“那转角湾儿里用来让人参观的满仓冒漩（即用围席做成的粮屯）的稻谷全是假的。除了面上盖的一层稻谷，底下装的全部是糠壳。”这些当干部的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能有那么大的胆子吗？当时，我有些不敢相信这些话是真的。听说，当时公社还是上了《人民日报》的“全国红旗先进单位”呀！ 　　后来，我在假日和假期回家时，常听当地对干部弄虚作假不满的农民摆“龙门阵”说：金兴公社所以全国出名，原来他们有很多的“新招”。 　　这新招之一，是一律不准农民各家各户私人养猪，由各大队（即村）普遍集中修建所谓的“万猪场”，统一养猪。也许当时其他地方都是这样干的，其实并不算什么新招。公社的示范万猪场就修建在我老家所住的窑湾里。那是将农民原有的一套大院的房子强行拆除后，改建而成的长约40多米，宽10多米，有地圈30余间的大型养猪场。湾内20多亩好地，全部用作饲料地，种了白菜、萝卜、南瓜、冬瓜和牛皮菜等青饲料。并从大队提留了足够的猪饲料粮。看这准备工作，不要说真的能养上万头猪，养上大小三、五百头猪，还是可能的。 　　有一次，当我抱着好奇的心里跑到这远近有名的“万猪场”里参观时，看到的却是冷冷清清的场面：不但那多数的猪圈都空着没有养猪，少数几间猪圈里总共也只有几十头的猪，除了骨瘦如柴的母猪，就是毛长肉少的“老膘货”。我不知道这里究竟养出了多少“肥猪”。当我奇怪地打听：“有那么多的饲料，为啥养不好猪”时，听到的是十分不满而又风趣地回答：“那些东西都叫‘秃尾巴儿猪’吃了！” 　　我把这话思考了老半天才回过神来，觉得实在有些好笑，不由得又想听个究竟。最后我终于弄明白了。原来，在那公共食堂开办之初，大家都是“敞开肚皮吃饭”，结果不到一年时间，大队仓库里的粮食很快就被吃光了。当公共食堂里面的饭吃浠了时，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就经常偷偷地跑到这个所谓的“万猪场”里来，找到饲养员把提留的饲料粮拿出来煮饭吃。那地里的蔬菜也经常被本地和附近挨饿的人偷盗。这样一来，真正用来喂猪的东西就越来越少，猪怎么能长得好呢？但是，为了掩人耳目，每逢上面要派人来捡查或组织参观时，公社和大队干部只好弄虚作假，提前把附近大队养猪场的猪集中到这个“万猪场”里来。等上面来捡查和参观的人走了之后，再送回原处。不过，这些情况当地的老百姓都看在眼里，只是瞒着上面来的“钦差大臣”们一帮人罢了。 　　干部们的新招之二是修建红苕大屋窖。公社化后，集体土地所产粮食全部集中在大队统一管理。以生产队为单位成立的公共食堂所需的粮食，完全由大队分配。除了稻谷、小麦和包谷外，红苕就是当地农民的主食和养猪的主要饲料。这里的农村有红苕半年粮之说。但是，由于红苕所含水分很重，保管不好很容易腐烂。农民们过去一般采取挖小型地窖的办法进行保存。 　　当时公社的领导干部们，为了把红苕的分配权也集中到大队统一掌握，便想出了要修建像装其他粮食那样的大粮仓――即大屋窖，用来装红苕。于是，他们组织群众在地面修建起了号称可装几万斤的“万斤大屋窖”。结果，由于装满红苕以后，不易通气散热，产生的高温、高湿很快便使窖内大量的红苕发生腐烂变质，无法食用，导致严重缺粮。 　　为了向上隐瞒事实，保住“全国红旗单位”称号，少数干部又采取高压的办法，千方百计堵住农民的口，不准任何人向上反映真实情况。所以各个公共食堂只有靠给农民吃烂红苕、苕皮、苕叶等东西煮的浠汤饭过日子。由于吃不饱肚子，干活没劲不说，不久还造成不少人也得了严重营养不良的水肿病。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61年，中央决定将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由公社下放到大队、生产队，并撤消公共食堂以后，才逐渐有所好转。>>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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