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北烟云》故事 第五十一回 坚持写稿终见报 宣传部门当通干本文发布时间：2007-08-30 19:47 点击数：268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五十一回 坚持写稿终见报 宣传部门当通干
1964年5月12日，中共四川省委的机关报《四川日报》第三版头条综合新闻：“我省各地机关团体开展大唱革命歌曲的活动，《活跃革命文化生活促进人的革命化》，五一前后，许多城镇举办群众性的革命歌曲演唱大会”一稿中，第一次选用了我在县委办公室值班期间，利用收集和掌握的县委机关单位，在五一节前开展大唱革命歌曲活动情况，向川报投稿的内容。
“南部县级机关‘五一’革命歌曲演唱会举行以前，县委、县人委领导同志利用业余时间和同志们一起练唱；县商业局原没人教唱，这次由局长亲自组织、选派积极分子到外单位去学了回来教，很快就掀起了唱革命歌曲的热潮。”
“南部县各级机关干部互教互学，大唱革命歌曲，使业余生活出现了新的面貌；而且这一活动现已扩及附城的工厂、公社和城区居民，他们也积极参加了唱革命歌曲的热潮。”
这次被《四川日报》综合新闻选用的虽然只有150多字，并未单独署名，但它却给了我练习新闻写作的极大鼓午，而且从此影响了我在一生中与新闻报导和写作结下了不解之缘。自此以后，我对新闻写作的激情有如嘉陵江之水，日夜奔流不上，勇往直前。直至30多年后退休时，抵达“大海”，方才止息。
说起写作，好像这本来并不是我的爱好，也不是我原来的特长。在我读初中的时侯，曾经喜欢过画画和唱歌。但是后来却没有得到发挥的机会。当时，为了想同班上的女同学们唱一样高的音，结果使我吼破了嗓子，留下了个一辈子的“沙喉咙”，再也与唱歌无缘。要说其他学科的学习情况，语文、数学、物理、化学似乎都差不多，没有什么好冒尖的。但是也没有什么最差的学科。但凡遇到教师上作文课，或考试做作文题时，感觉好像是最难熬的事。
要讲性格，我最初还有些内向。在课堂上回答老师的问题时，有时还有些紧张，甚至脸上发烧，身上流汗，十分腼腆。毕业时到小学实习，开始给学生讲课时，那一关过得确实有些不容易。参加工作后，在教师集体学习时，虽然下了最大决心不落人后，鼓起最大勇气带头发言，但内心确实仍然十分紧张，说起话来有些词不达意。几分钟的发言结束后，往往是浑身汗水长流，头上直冒热气。
从学校来到机关后，看别人写材料如同家常便饭，不但经常要做，而且非做好不可。这可能是我从学校调入机关后碰到的最大的难题。但是，面对困难和难题，我从未想过要退缩。这次的自我感觉也一样。我想，这很可能是从我的父母亲，甚至是从祖辈那里遗传，或者说是再加上自已过去从困难的实践中亲身感受得来的的宝贵财富吧！
所以，面对困难我首先想到的是：“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好在当时县委办公室的几个老同志，对我这个什么都不懂的新手十分热情。在他们每次下乡捡查或调研回来写材料时，总是推选一人执笔。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先扯出一个汇报提纲来。然后共同思考，将调查得来的素材提炼上升成为一个总的概念。再选用最典型的事例，去说明自已或大家要表达的观点。通过集思广益，最后按照党的政策、方针，或是上级领导讲话指示精神，提出一些具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或具体措施、具体要求等等。
在我后来跟老同志们一起下乡捡查生产，或是搞专题调查时，则注意跟他们学习掌握调查重点问题，选择不同调查对象，抓住调查问题的实质，弄清发生问题的典型事例、或典型人物的来龙去脉。坚持“打破沙锅问到底”和“穷追不舍”精神，避免一般人在总结汇报时出现“一问三不知”的现象。同时，学习他们“勤观查、勤思考、勤动手”的良好习惯，随时随地都要认真仔细地作好调查笔记，尽量把每一个人名、事例和数据记准确。不管它在当时你觉得它对你可能是有用，还是没有用，我都把它们写成一笔“流水帐”，基本上是一个不漏。并且在工作任务完成后，及时选取典型事实，写成简明新闻稿件，及时邮寄给省地报纸或广播电台编辑部。就这样，我在短短两三个月时间里，便很快溶入了县委办公室这个新的群体中，逐渐熟悉了机关部门办公室的工作。
在向报纸、电台采访写作稿件的过程中，不但自已得到了学习锻炼和提高，也同时享受到了无穷的快乐，得到了大家的赞赏。特别是在自已动手或执笔写成的材料，送给主管人员，或分管领导点头过关；或是写给报纸的稿件被采用见报，或听到被电台广播时，当时得到的快乐和鼓舞，是别人很难体会到的。也正是我的这种坚持不懈地努力和苦苦地追求，在先后向当时的南充地委的机关报《南充报》连续投寄了十多篇长短稿件后，终于在1964年6月27日的《南充报》二版一个很不显眼的位置，第一次用“杨自才”三个字署名，刊登了标题为《书记带头管好桑苗》，全文刚好一百字的短新闻。
谁能想到，很可能就是这个100字的短新闻，也可能还要加上《四川日报》“五一”劳动节前，开展歌咏比赛的那篇未署名的“综合新闻”中报道的南部的活动情况，以及其他别的什么原因，不久便把我从县委办公室调到了县委宣传部作通迅干事。也就是主要负责搞通讯报道和宣传工作。
在当时，对于我这样一个仅仅只练习了几个月的写作的人，竟要我去县委宣传部门负责搞什么通讯报道工作，这不是硬要逼着牯牛下儿吗？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 第五十回 县委书记字难认 领导名字弄不清本文发布时间：2007-08-27 16:30 点击数：251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五十回 县委书记字难认 领导名字弄不清
我初到县委办公室遇到的另外一些难题，现在听起来是很难让人相信的事。
第一个难题是，当时的县委书记齐仕勋在批改材料上写的文字，我却认不出来是什么意思。原来齐仕勋是出生在北方普通农民家庭。他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队伍，1949年随军南下解放大西南。他是继马号天之后的中共南部县委第二任县委书记。他原本从未进过学校，一字不识，只是在革命队伍里自学了一点文化。他虽然已经当了多年的县委书记，从工作的实践中也学会了更多的汉字，但是仍然不能满足工作的需要。因此，他便自已“发明创造了”很多似字非字的代用符号。所以，他写的文字，有时除了他自已以外，在办公室原来的老同志中，只有过去给他当过多年通讯员的杨光直，才能比较容易地读懂那些符号。所以，每当遇到叫我抄写经过齐书记批改过的材料时，总是要找“翻释”，才能读懂他写的符号的意思。你会相信有这种事吗？在现代社会里，当然不会有这种事了。
另一个是在接电话时，碰上县委领导打来的电话，却不知道他是谁，结果弄得双方都很尴尬。大约是在我到县委办公室不久的一天上午九点左右，其他人员都下乡走了。我一人值班时，电话响了。我像往常一样拿起电话话筒问道：“喂！你是哪里？”电话那头回答：“我是楠木区。”我再问道：“你是哪个？”对方有点生气地反问道：“我是GYC！你是哪个？”我回答说：“我叫杨自才！你有什么事？”对方听我还未从电话里的声音中辨认出他的身份，便质问道：“你是干甚么的？”我老实地回答他说：“我是县委办公室值班的。”对方进一步追问道：“你是从哪里来的？”我回答他说：“我是最近从学校调来的。”
对方在电话中盛气凌人的、步步紧逼的问话，使我当时感到有点难以忍受。我按捺不住自已有些激动的情绪，于是在电话里解释说：“你这个同志！我问人不相欺嘛，你干吗发火生那么大的气？”但是，僵局并未打破。对方没有答话，并显然是很生气地放下了电话。我也对此实在感到有些冤气难消。
第二天，当我把同楠木区那位同志说电话生气的事，告诉办公室的另一位同志时，他竟说出了一句使我大吃一惊的话来。原来，“GYC就是县委G副书记！”
我调到县委办公室后，听大家说过：“县委有个G书记”。但是却还未弄清楚他的名字叫什么。但我当时仍然认为：“既然你是县委副书记，我又确实不认识。在电话里问你个名字有啥子关系？你为啥要发火生气呢？”幸好，G副书记当时是县委安排负责带领一个工作组，在楠木区蹲点调查，很长时间都没有回县上来。也无其他领导同志清问过我这件事。时间一长，我也就淡忘了。后来再同G副书记见面时，谁也未再提起过这件使人感到不愉快的事了。不过，事情往往就是有那么多的巧合！这次没有见面的“冲突”，也可能就是一个不好的兆头！在事过几年，十几年之后，我竟同这位G副书记成了“冤家对头”。在我后来的人生中引发出了很多新的故事来。>>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 第四十九回 调入县委办公室 机关值班守电话本文发布时间：2007-08-24 12:57 点击数：388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四十九回 调入县委办公室 机关值班守电话
1964年3月，正当我在民办中学的工作感到比较顺利的时侯，城关镇小学党支部书记、二小校长张才伦同志找我谈话说：“县委组织部通知，要调你去县委机关工作。”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我既感到意外，又感到兴奋。
在那个时代，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一个入党不久的青年，脑子里面装的全是“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做党的驯服工具”，“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等无产阶级的思想和组织观念。只要是党组织的决定，不管它与你自已的兴趣和爱好是否相符，或者是你自已感到能否胜任，都要无条件地坚决执行,丝毫不能犹豫。我得到通知后，就是抱着这种心态告别学校师生，到县委组织部报到的。后来同大桥中学调来的杨兴普一起，同时被安排到了县委办公室。他是我1962年上年调城关一小工作期间，一小女教师杜明兰与他结婚时就认识的熟人。
从学校到机关，我感到来到了一个我完全陌生的环境，要做的是完全陌生的工作。我虽然参加工作时就分配在与县委机关仅有一墙之隔的原城关二小（现县人武部及后院），但平时只从县委、县人委的大门口经过，很少进县委机关里面去过。
那时，从面临文庙街口的原“衙门口儿”（旧时县府的大门）进去，两边都是原有的穿逗式瓦房。只有正前方50米处左右两幢都是一楼一底的县人委和县委大楼，才是解放后拆了过去的“大堂”等旧房后新建的。那两幢大楼的后面，则仍然分别是过去用作“二堂”（现在的职工宿舍楼区）和“大牢”（现在的公安局区）等处的老房子。
那时的县委机关部门比较精简，人员不太多。当时除了县委组织部在各区有一个组织员人数较多而外，县委办公室，宣传部、农工部、财贸部、统战部等部门，加上部长、主任在内也分别只有六、七个人。
当时的中共南部县委办公室就设在靠西一侧那幢座北朝南的大楼的二楼上。此外，这二楼上还住着当时的县委书记齐仕勋和县委副书记张振忠、张云梯，以及县委办公室主任等人。县委大楼的一楼，当时除了在靠西的一头安排晋国强、敬英才、梁德等另外三个县委副书记，每人一间约20平方米的住房外，在一楼东头则是县委宣传部和共青团县委的办公室，以及部份干部两人合住一个单间的住房。我后来被安排同宣传部的姚仕荣两人同住一间、一楼靠北的兰球场边的一间屋子。
当时，原县委办公室的主任正说要上调省委办公厅。此外，还有唐克柱（后任县委办公室主任、南充日报社党委书记）、陈德静（后任省水电厅厅长）、杨光直（后任县人大常委副主任）、周先治（后任县委办公室主任）、陈德猛（后任县税务局长）、彭德明（后任县财政局长）、黎万富（后任县民政局收容站长）等人在县委办公室工作。他们都以非常热情的态度欢迎我们新同志的到来。
由于其他人当时都分别安排跟着县委领导下乡 ，或是组织下乡捡查生产，所以开始时便临时安排我在县委办公室值班守电话。我每天早上总是提早起床，七点钟就进食堂吃饭。早饭后，又提前在七点半钟进入办公室，把原来从未使用过的布拖把在水中打湿后，把设在二楼的三间县委办公室的木地板，擦洗的干干净净。然后用抹布把摆在屋里的六、七张办公桌和所有的门窗全部擦一遍。最后，再把屋里的痰盂拿到厕所里面冲洗干净后放回原处。这一切，都必须赶在八点上班以前做完。好在我当时人很年轻，又身强力壮，每天只要提前半个小时上班，八点以前完全可以做好。所以，这件事虽然感到陌生，但做起来到也并不感到很难。
八点准时上班以后，值班人员的主要任务就是守电话，并且作好记录。除了县委办公室和组织部分别安装了两部电话外，其他部门一般只有一个办公室，一部电话，连正副部长在内的五至六名干部。最多的电话是从地委机关办公室人员用口头发来的电报通知；也有从县级各机关部门，或从区乡打来的电话请示汇报。特别是从地委发来的电报通知，必须用电报簿一字不漏地全部记录下来，然后交县委办公室的秘书或主任转交县委领导看。
打电话和接电话这件现在看来非常简单的事，当时对刚进机关的我来说，则是一项全新的“艰巨”任务。因为那不是现代的自动拨号电话，而是一手拿着耳机和话筒听着，一手用比较原始的手摇发电机先发电，打通电信局的值班员；再等着由电信局值班的话务员，给你接通要找的人的单位的电话，然后才能通话。使我感到困难的是用电话收电报。特别是在开始的时侯，一听要收电报，那心情就紧张起来。既要忙着拿电报记录薄，同时又要忙着打开钢笔套，真还有点手忙脚乱。最难的是边听边用钢笔记录。当我用笔记下来前面几句话的时侯，那电话里边接着说的后面几句话，自已却记不起来了。可是那电报往往不是给你一个人发的，而是同时向地区十二个县、市一齐发出的。如果你跟不上发报人的速度记录，那就会越挪越多。越是着急，就越是挪的越多。而一般情况下，在办公室的就只有你一人。你说能不着急吗？ >>阅读全文
本文发布时间：2007-08-22 10:52 点击数：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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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回 我去民中搞辅导 关心教师面貌新
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末的“大跃进”的高潮中，南部县也在炮台山下修建了一所中等师范学校，主要招收南部、仪陇两县考生。但是，由于正赶上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生活困难时期，所以到1960年秋季后便停办了。
当时的南部县城关原来在新后街有一所城关民办小学。新建的南部师范停办后，县上决定把空着的校舍交给当时的城关镇，扩大办成一所民办中小学，以解决部份无业人员就业和学生上学的问题。除原有在新后街的小学班继续开办之外，另在原师范校址新开了小学四、五、六年级和初中班。主要招收城关和城郊附近的学生，共三百余人。
为了加强党对城关民办中小学的领导，县文教局专门派出一名干部到城关民办中小学担任校长。另外在民办教师中选任了陈德悦任教导主任。但是效果并不理想。于是，县文教局调走了指派的校长，把具体的管理工作交给了城关镇和两个小学的联合党支部。并具体决定派我去那里担任“辅导工作”。实际上是要我去全面负责城关民办中小学师生的思想政治和行政业务领导工作。只是在名义上我仍然作为教导主任，而不像以前那样叫“校长”而已。
我到民办中学上班时，原在那里担任校长的吴从金已离开学校回文教局去了。他当时并未向我办什么情况交接。我只有诚恳地首先向原在那里工作的教师们请教。
原来由城关镇任命的教导主任陈德悦，是南部中学解放后的高材生。我在南部中学读初中时，他比我高一个班级。在我担任学校当时少先队的副大队长时，他担任少先队大队长。他十分坦诚地告诉了我当时学校教师的一些具体情况。我再通过一段时间的具体接触和了解，很快就基本上掌握了民办中小学过去的情况和在在的问题。
原来，民办学校的教师全部是从城关镇的闲散无业人员中招聘来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具有高中或大专学历，而且具有比较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工作能力。他们中如刘越和樊越等这样的人，过去本来就是南部中学有名望的语文和数学教师。只是他们在前些年的政治运动中被打成了所谓的“右派分子”或“消毒分子”，因而被开除公职，没有了饭吃。后来都被安排到了民办中学担任教师。还有一部份人，他们过去是南部中学高中毕业的高材生，主要因为家庭成份是地主、资本家或工商业兼地主出身；或是家里的直系亲属去了台湾，是所谓的“台属”；或是家里有人在香港，等等“政治条件不合格”，而没有上成大学。但是已经在民办学校工作了几年，有较好的工作成绩。总之，这些教师都有各种各样的，有的甚至是很沉重的“政治包袱”。
他们消极地吸取过去的历史教训，在党委、政府派来的领导干部面前，唯唯诺诺，规规矩矩。说话做事小心谨慎。自已生怕再犯什么事，又丢掉了现在这个虽然不怎么样好，但是确也来之不易的饭碗。由于学校在学生中片面强调进行所谓“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教育，因而使他们这些人在部份学生中也受到政治上的歧视，上课时不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不遵守课堂纪律。严重伤害了这些教师的尊严和教学积极性。因此，他们在上课教学时，也是只顾讲课，不敢管人，讲完课了事。同时，他们中的一部份人，也存在着自视清高的坏毛病，不甘示弱。他们在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上则又互相排斥和看不起别人，影响了相互之间的关系。
在部份成绩优秀的初中学生中，不少人也是因为家庭出身成份的政治条件问题，没有考上南部中学，因而到了民办中学读书的。由于当时学校片面地进行所谓“又红又专”，反对走“白专道路”的教育，致使他们怕别人说自已“又白又专”，也不敢大胆认真读书。从而也影响了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
再是学校教师的生活条件很差。教师伙食团长期管理不善，大家都在放学后回到自已家里吃饭，或自已烧小锅煮饭，极为不便。
通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和接触之后，我对学校和教职员工各方面的情况，基本上做到了心中有数。我决定从二小搬到了民办中学山上住宿。并首先亲自动手帮助解决学校伙食团的问题。通过整顿内务，具体落实了炊事管理人员，使大家能够吃到比较好的饭菜。然后动员大家都在学校吃饭，让大家首先吃饱了肚子，保证了教师的休息和办公时间，然后才能安心工作。以后又经常个别听取他们的意见，关心他们工作中出现的困难问题，帮助他们消除思想上的疑虑，逐步建立起了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共同求得民办学校发展的信心。
1963年3月5日，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后，我又及时抓住有利时机，向全体教职工和学生正确宣传讲解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教育学生正确对待家庭出身和自已前途命运的问题，建立正确的师生关系和明确的学习目标；帮助有“政治包袱”的教师维持课堂秩序，肯定他们的教学工作，树立他们的工作信心和在学生中的个人威信；经常主动征求学校原来的负责人对学校工作的意见，注意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并且配合一道 工作；等等。从而逐步改善了学校的领导管理和教学工作，建立起了正常的教学秩序，调动了原有学校领导，以及教师和学生等几个方面的积极性，形成了一个教师认真教，学生认真学的良好风气。终于使学校工作逐步走出了过去几年中出现的困难境地。
由于学校教学秩序和学生思想素质大大好转，学生考试成绩大幅上升，入学人数不断增加，学生家长和党政领导赞声不绝于耳。1963级的初中应届毕业生升学率大大提高。在1964年秋季初中毕业生考高中的升学考试中，升学率甚至超过了南部中学，据说名列全县第一。创造了民办学校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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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布时间：2007-08-20 17:58 点击数：314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四十七回 婚事简办少请客 父病严重走年底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自古以来，结婚是每个人终身最大的喜事。
一般结婚时很少有不请客的。特别是在农村，不管是穷人还是发财人，凡是完男嫁女者，一般都要请几十席客人。其目的，一是图个热闹和喜庆；二是通过请客收礼，回收一部份过去给人送出去的礼金，为婚礼筹集资金和偿还一部份债务。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互助互借的经济往来的重要形式；三是间接给对方亲友，以及社会上的人们显示男女双方的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如果不请客，或请的客人很少，往往会被对方或社会上的人看不起，等等。所以，在农村一般除了后婚，即男子再婚，或女子再嫁，有时不请客，或少请客以外，一般结婚的都要请上几十席或上百席客的。
从我知事时起，我们家里每年秋冬大约都要被人邀请参加吃一、二十起喜酒。但是，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大跃进”开始办“公共食堂”以后，由于所有的粮食全部归大队、生产队统一管理。并且，一律取消了农民的小锅小灶，没有了宴请客人的条件。再加上，天灾人祸闹得大家自已肚子都吃不饱，既很少有人结婚，更没有人请客了。
自从1960年底解散“公共食堂”以来，农村人民公社又实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农业生产逐渐好转起来。农民还有了少量的自留地，可以用来栽种蔬菜和粮食。并且重新养起了少量的鸡、鸭、兔等家禽、家畜，生活条件也逐渐有了改善。但是，总体看起来，农村的生活条件还是很困难的。所以，凡逢婚丧嫁娶之事，还是很少有人请客办酒席的。因此，我们在县城办理结婚登记之后，与父母商定仍然在乡下农村办理婚礼的事。
由于当时是在生活严重困难的特殊年代结婚，所以这婚礼的程序，比较过去的年代来，也就有了很大的“改革”。一是不请客收礼。因为根本就请不起客人，所以也就无从收什么礼了。至于过去长辈们给别人送出去的好多的礼，也就只好作罢了。二是不坐花轿。因为前些年说，“凡是坐轿子、滑杆的人，都是在剥削别人的劳动力。”过去的轿子大都被砸烂，轿夫们也都改行了。所以，我们决定新郎倌儿和新媳妇儿都同参加“行礼”的人一起走路。同时，把这里过去的“拜堂成亲”后，新郎同新娘一起“回门”去岳家，改为由新郎头天同大家一道去女方家里迎亲。第二天早上起来，同新娘一道回男方家里。只是等新人快到家门时，点燃一挂火炮，表示男家对新娘和女家送亲客人的欢迎；新人进屋之后，既没有像过去那样“拜堂”，也没有像现在这样举行正式的“典礼”，更没有闹什么洞房。只是大家一起吃一顿饭，便算完成了结婚的全部过程。
这次结婚，虽然连本队的亲房都没有请，但是主要亲戚和“行礼”抬木床、木柜和衣被、箱子等陪奁嫁妆的人，总共也有二十余人。先后坐了三席。那上席的菜淆虽然远不能同现在的婚宴相比，但是在父母亲的苦心安排下，除了买回几斤凭证供应的猪肉外，还有父亲养的兔子肉，再加上用白菜、萝卜、红苕、粉条、糯米、凉粉和白糖、菜油等等，当时能找到的材料，倒也做出了“十大碗”。并喝了当时难买到的白酒。这也算是不错的了。我想，这可能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简扑、最节约，当然不是什么时尚的结婚场面了。
按照农村一般人的说法，我们结婚办喜事，本来可以为生病的父亲“冲喜”，冲掉他的病气，帮助他恢复健康的。当我们结婚之后，家里又多了一把劳动的好手，屋里屋外的事也比过去顺当多了。但是，父亲的的身体却没有因此而好转。因为父亲的支气管炎，可能已经发展成了肺气肿。记得父亲曾对我说过：“走路进城时,脚杆没劲，又气喘得恼火，从家里到南部县城的十来里路，走一会儿就歇，歇一会儿又走。花了半天，才走拢。”所以，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想往城里走了。这老年气喘病本来就不好治，就是到了现代医药条件十分发达的条件下，也没有什么最好的特效药可治。再加上那时医药条件很差，营养条件就更差，所以使父亲年仅五十岁的身体逐渐走向了衰老的边缘。
当年秋季开学时，我又从城关一小调回到城关二小。但是，学校党支部这次不是要我分管二小的具体工作，而是提出要我去城关民办中小学做“行政辅导工作”。在此以前，是由县文教局直接派了一名姓吴的文教干部去那里担任校长。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将吴调回了县文教局之后，现在却要派我这个副教导主任去当“辅导”。由于我当时思想并未想通，一是怕自已单独一人去那里把工作搞不起来；二是怕今后把我的工作编制定到了城关民办学校，所以一直住在二小，只是每天爬到位于炮台山山腰的民办中学去上班。
父亲的哮喘病越来越严重，身体也是越来越差了。听母亲说，他很想进城到饭馆里面买一份肉吃，但是已经走不动那么远的路了。我把单位很难分配供应到的一个猪肉罐头拿回去交给他。他总是一直把它放在自已的枕头边，每次只吃一点点儿。药物对他的支气管炎和哮喘病已经无能为力了。
秋末冬初的一天上午，城关二小办公室打电话通知我说：“家里来电话说，你父亲病得很恼火。叫赶快回家去看看。”当天中午，当我从县城赶回金兴乡下家里的时侯，只见父亲睡在过路屋里的那张小木床上，已经昏迷不醒，不能说话了。只是还可以听到他在呼吸时，因为口痰阻塞在喉咙中发出的微弱的“吼痰”的声音。母亲当着我的面哽咽地对不省人事的父亲说：“娃儿们都回来齐了。你要走就早些走吧，心里不要紧欠着他们！”说着，大家都鼻子发酸，泪水直在两个眼睛中打转，再也说不出其他的什么话来了。只是坐在屋里静静地守候着父亲，等待他的生命中最后一刻时间的到来。大约到了下午一点左右，父亲终于停止了呼吸，走完了他本来不该这么短暂的五十个年头的人生旅程。
父亲去世后，按照他生前的意愿，把他的棺木同祖父的坟墓葬在一起，垒成一座合作坟。我作为长子，按照农村的习俗，请了阴阳先生，看了出殡下葬的日子，为父亲“端灵”带孝。并请来了主要的亲戚，一起送葬。过后几天，母亲还为他准备了“回阳”时的酒饭，希望能从屋里筛在地上的草木灰上，看到他回来时留下的脚印。但是，我们的期待落空了，因为终究没有再看到什么。只是后来多年中，我在梦里说不清梦见过父亲有多少回了。
父亲的过早去世，使一家老小的生活重担完全压在了母亲，以及...>>阅读全文
本文发布时间：2007-08-16 16:41 点击数：741
父母亲要为我择婚的事，传到了邻居一个堂兄嫂那里。于是，他们夫妻俩便热情地作起媒人来。
他们介绍的是堂嫂在盘龙公社九大队嘉陵江边娘家堂兄嫂年近十九的么女儿，名叫雪清。家庭是贫下中农成份。虽然只念过几年小学，但是人很聪明，做得一手好针线活。不但劳动好，还喜欢唱山歌。当母亲进城把这些情况告诉我后，正迎合了当时心中对初恋失败的情绪，同意由他们选择一个星期天，把人带到乡下家里见面看人。
在见面那天，我感觉虽然女方个儿不是很高，皮肤也不算怎么白哲，但身体结实健康，看起来聪明伶俐，手脚也十分勤快，这正是我家里当时需要的好帮手。
也可能是缘分所在，我们双方当时虽然没有单独在一起说过什么话，但是彼此在心里都喜欢上了对方。父母亲也很高兴。
此后，我在初春的一个星期天，在同一小的老师们一起去盘龙场春游玩耍转来时，又临时决定独自一人沿江而上，空着双手找到了女方家里，见到了丈母娘和她在家的儿女们。
岳母李氏，当时虽然巳经年过六旬，但从她那白蜇的皮肤，匀称的身材，以及热情和达的说话里，隐约可以看出她的聪明贤惠和心地善良，乃至在年轻时的风采。在那个连续遭受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和生活极端困难之后，刚刚开始好转的条件下，她专门为我做出的一份儿“水煮肉”，是我从未见过和吃过的美食,就是至今也不觉得有什么逊色，足见她是一个心灵手巧之人。后来听妻舅说，岳母的娘家生父名叫李云亭，艺人出身，原是南部当地乡间川剧戏班一个有名的领班。到这时我才弄明白，难怪我总觉得，在她身上有一股别人少有的灵气。
岳父名叫王洪发，前几年已经因病过世。他生前曾做过多年为人弹棉花、做棉絮的手艺。国家实行棉布、棉花定量计划分配供应后，他便改同家人一起抽空磨豆腐、做豆腐干赶场上街做买卖。他们共生有四女、三子。前面四个子女都已结婚生子。长子昌和，曾经外出当过铁路工人，时任生产队长；次子昌德，外出当森工人。还有三女德清（小时生病误药成耳聋）、么女雪清待字闺中；么儿昌富年少，小学毕业后在家劳动。
他们一家三户，虽然都挤住着土墙茅屋里，但是自古以来，大家都说：“大瓦房儿空腔腔！茅草房儿旮旮香！”他们这些住在嘉陵江边的陡峭山垭，地广人稀、山高皇帝远的地方的农民，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倒也比交通方便的县城、场镇和大公路沿线的农民，享受到了更多的生产和生活的自由。虽然当时已是农村的春荒月份，但是可以看出，这里的农家既不缺口粮，也不愁烧柴。有这种生活条件的地方，在当时是很多人都羡暮的事情。更何况，这山旮旮里还有一个我心里喜欢的“么妹儿”！
后来，妻长兄又和“么妹”一路，上我家和学校来过几次，便商定了婚事。当年的四月二十日，即阴历三月十六日（碰巧是她的生日），我们两人一起到当时位于正街的城关镇办公室，当面分别亲口肯定回答了办公室人员提出的：“你们是否愿意结婚” 问话之后，正式办理了结婚登记证书。并按规定，凭结婚证书到糖酒公司优先购买了烟、酒、糖。接着开始筹办在五一劳动节前，在乡下家里正式结婚。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农村最热闹的场面除了春节过年，就是完男嫁女“会客”办酒席了。
每逢秋收秋种以后，我家阶檐靠饭卓的墙壁上，总是贴满了“为子完婚”或“为女出阁”的红红绿绿的请帖。按照当时当地农村的风俗习惯，一般人家的婚礼都要安排两天。
第一天为“支客”。双方都要开始宴请客人和亲友。男方主要是准备安排好四个人抬的大花轿、吹鼓手，以及抬陪奁嫁妆等帮忙“行礼”的人。当天中午“会客”后，由“押礼先生”负责带队，带着“礼租钱”，背上装着“香腊、纸烛、鞭炮”的“香腊背篼”，吹吹打打地抬着花轿，以及装着烟、酒、糖、刀刀菜（肉）和喷红的特大“礼馍馍” 的“抬盒”，同媒人一起到女方家里去接亲。女方则要准备好陪奁嫁妆，中午“会客”后，准备迎接男方来接亲。
男方“行礼”接亲的人，一路吹吹打打热热闹闹地到达女方家里后，当天晚上，负责背“香腊背篼”的“押礼先生”，要同媒人一起，同女方协商陪奁嫁妆的数量和交付“礼租钱”；女方则要请陪客，陪伴即将出阁的女儿一起“哭嫁”。除了要哭诉和表达感激父母的养育之恩，以及兄弟、姊妹、叔伯、婶娘、三亲、六戚的血脉胞波之情，还要“骂嫁”。主要是骂男方来的“押礼先生”和媒人。有的要哭骂通宵达旦，直到把那个新娘直哭得嗓子发哑，眼睛红肿得像桃子似的，方才罢休。
第二天为正酒。女方一早发亲时，出阁的新娘一般是要继续哭着，由娘家的亲兄弟或者同辈的叔伯兄弟背着上花轿。并安排亲兄妹或亲友当“送亲客”。之后，即开席宴请客人。并准备中午迎接“回门”来的女儿和女婿。男方则要等待接亲的队伍把花轿和陪奁嫁妆抬进门。
抬着新媳妇儿的大花轿到了男方家的院坝边时，轿夫们一般都要用撑杆支撑着花轿，等待同男方“熬下轿礼”。男方负责当“支客师”的人，则首先要把事先准备好的“五谷”撒向花轿，叫做“回车马”。意思是要把女方跟着接亲的队伍前来送亲的女方已故亲人的“阴魂和车马”打回去。接着就要具体负责给轿夫们“讲下轿礼”。支客师添一点钱，轿夫们就把花轿往前抬两步；再添一点钱，就再往前抬两步；轿夫们一直熬到比较满意的礼钱数才肯将花轿放在地上，让新娘下轿。叫做“熬下轿礼”。
那时的新媳妇儿，一般都时兴在头上戴着从戏班租来的凤冠 ，再搭着大红绸子做的盖头?F，肩上披着霞披，叫做“凤冠霞披”。身上穿着大红大紫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喜庆服饰。根本不同于现代城市人追求的西方式的一般是白色的婚纱礼服。而在中国人的传统习俗里，白色和黑色一般都是用来表现悲伤的场面和气氛的。
新媳妇儿出轿时，一般都要随着把事先准备好的大包瓜籽、花生和糖果一齐撒在地上，让拥挤着争看新媳妇儿的大人、娃儿们去抡。传说在新媳妇儿出轿时让她用手指擵过的小儿牙齿，将来就不会长“抱牙齿”或“虫吃牙”。所以，我在儿时，就曾经让大人推到刚下轿的新媳妇儿面前，让她摸过一回牙齿。还传说，当新媳妇儿下轿和进屋拜堂时，新郎倌儿家里的父母�...>>阅读全文
本文发布时间：2007-08-05 18:35 点击数：303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四十五回 初恋失败调一小 父母为我择婚忙
“早栽秧早打谷，早养儿子早享福”。这是旧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封建习俗。记得还是在我只有十余岁的时侯，就曾经有人上门来给我说“长干女”的亲事。听说那个女子比我大好几岁。我当时对此非常反感。后来婆婆和父母亲也以“娃儿还小”为由拒绝了。
解放后，国家制定了新的《婚姻法》，提倡婚姻自由，禁止早婚。从此，也再无媒人提早上门说亲了。在阆中师范学校读书期间，虽然有不少未结婚的女同学，但是按规定在校生是不能讲恋爱的。我当时一心一意在认真求学读书，也从未考虑过要在同学中找女朋友的事。
毕业后参加南部县城关二小工作，又恰好碰上了“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和紧张繁忙的教学工作，加之不久又得了水肿病，身体虚弱得连走路都很困难，所以根本上连想都未想要耍女朋友的事。到了1961年，我的生活和身体情况都逐渐好转了以后，在学校一些老师的鼓动下，才萌发了找女朋友的打算。在当时，城关一、二两个小学，在社会上被称为县委、政府机关领导干部的“桂花园”。学校里面的女教师，大多数都是已婚的干部家属了。少数几个未婚女子，与我也无缘。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打听到了一位在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了边远山区小学教书的女同学的地址，此后一段时间，双方有了频繁的书信往来。并在后来初步确定了恋爱关系。她后来在署假一次来南部县城时，还主动把我引见给了她的母亲。到了秋季开学后，她被县文教局选调参加了南充师院的短训班学习。后来，我抽调到南充参加地区田径运动会当乒乓球裁判时，还约她出来一起上街散步谈过心。但是，当她在经过大约三个月左右的短期培训结业后，被县上临时安排到了南部中学担任实习教师之后，从此便断绝了与我的一切往来关系。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谈恋爱，也就是所谓的“初恋”。
初恋的失败，使我对同知识女姓谈恋爱的观点产生了扭曲，甚至“下决心不再找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小知识分子作为终身伴侣”。并且随时鞭策自已：“一定要在事业上做出个样儿来，给那些看不起自已的人看看”。现在看来，这也许就是所谓“爱的巨大推动力量”吧!
1961年底，到成都参加市政工程建设的大妹清秀，因工程下马已经回到了家里。因此，在62年春节的大年初一天，我们全家七口人，一道进城，在当时全城唯一的艺新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可是，当父亲看到那照片上 的自已，不但面部显得有些浮肿，而且两眼无神，头往下栽，有气无力的样子，便十分悲观地在母亲面前说：“你看，我照的那个像，已经在栽头。好像一个死人像。恐怕今年难活得过去了。”
父亲虽然在头一年，用拆盐灶房的木料提前为他自已和母亲各做了一副“老木”（即棺材），以防不测。但是，他还有一件最大的心事，那就是膝下五个儿女中，前面两个大的都已二十多岁，还未谈婚论嫁；后面三个小的学业未成，家里生活难支。他自已年刚半百，事业惨败，病体沉重，实感死难瞑目。所以，他便同母亲一起加快忙着为我择婚。想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亲眼看到把大儿媳接进门，以了他心头之愿。
1962年初开学时，学校党支部通知：县文教局决定把我调到南部县城关一小任教导副主任。当时城关一小校长是王家祯，领导决定安排我具体分管学校政治思想教育和少先队工作，并担任政治、体育、唱歌、自然等科任教学。学校原有的教导主任方新民主管教学工作。另外一位同时新提的教导副主任高登奎分管学校后勤工作。
据说，当时城关一小的驻地（后改建为县委招待所，即现在的陵江宾馆），原来是清朝时专门用作秀才和举子们考试的地方，名叫考棚。学校座北朝南，左边是赵家巷，右边接原大礼堂，前面围墙外是西街。当时学校的房屋完全保持着旧时的原样。
从临街新建的学校大门进去不远几步，便横着一道花台，中间一条由几步石梯组成的三米宽的通道上去，便是一道古装的大门。我便安排住在大门左侧靠西一间约十五平方米的耳房里。靠右侧的一间耳房，早先住着教导主任方新民。走进大门内便是一道二十多米长的天井坝。两边各有两排古式平房建筑，分别排列着四间长十余米、装着方格木窗的大教室。再往前走便是一间大厅。最后面是办公室和教研室。靠东临街还有后来修建的两楼一底的多间木结构瓦房。楼上是教师宿舍和部分小学班教室，楼下是学校附设的幼儿园。靠西与大礼堂、南与西街相接的大坝子，除大部分用作操场外，还有一小块在前两年为度过灾荒时期带来的生活困难，临时开垦出来的菜园地。当时的学校场地条件，比起二小的新迁地址来还要好些。
自从来到城关一小后，虽然感到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增加了不少压力，但是凭着自已一定要自强不息，一定不能比看不起自已的人差劲儿的“无形动力”，尽力把领导分配给自已的任务完成好。
我在年初的升职，也可能对病中的父亲是个欣喜。因为他在人前又听到了大家对他的称赞和恭维声说：“杨老太爷!你培养出了个有出息的儿子！”这也可能是父亲一生中感到最高兴和最满意的时侯。因此，他和母亲一起加快了为我择婚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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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杨氏宗亲
我在《川北烟云》故事的“代序言”中提到的关于我在前些年续编《杨氏家谱》的问题，续编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但是，尚有少数南部县南隆镇双桥子（即原金兴乡）杨氏后人没有找到下落。有知情者或是有关人士，可用电子邮件或者电话联系！
联系人：杨 自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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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817－8067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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