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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六十六回　　被抓人员放出狱　红司静坐搞绝食在县城“3.13”戒严的当天晚上，县公安局立即抓捕了“县临时指挥部”的几个主要成员。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高兴地同其他反对“临时指挥部”观点的群众组织的人员一起走上大街，在县城的大街小巷，刷写“坚决支持县支左领导小组镇压反革命分子的革命行动”等大小幅标语。接着，有些县临时指挥部被抓人员所在单位的群众组织，则开始对本单位不同意见的“临时指挥部”下属组织，开始采取所谓“革命”行动。不但抄了他们的印章、旗帜，还同时把他们的一些骨干成员揪到大街上进行游街和批斗，给“指挥部”观点的群众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近使他们不敢再上大街参加辩论。一时间里，因为没有了对立面，前段时间大街上轰轰烈烈、激烈尖锐的群众性大辩论没有了。但是，这种“万马齐喑”的局面并没有保持多久。这是因为，南部县城的“3.13”所谓镇反抓人过后，临时指挥部和“红司”中的一些人员，跑到了成都求援。他们在派性观点相同的“川大‘8.26’”和“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的支持下，组织“上京告状”。　后来大约到了三月底左右，县公安局接到了从内部传来的中央电话指示，立即全部释放了“3.13”戒严“镇反”时抓的人，。　在“3.13”所谓镇反时被抓的人全部释放后，他们很自然地对“无辜被抓入狱”感到怨气难消。因而他们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休整以后，又开始同他们一起受了委曲的群众组织的的人们一起，高喊“揩干身上的血迹，擦干脸上的泪水”，再次上街张贴和刷写大小字报。公开攻击县公安局的群众组织“政法兵”是“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并强烈要求彻底平反。于是，在县城冷了一段时间的争论，又开始升温起来。反对“临时指挥部”观点、支持“镇反”抓人的一派的人们，当时似乎有些既安慰自已，又警告对方似的说：“公安局现在全部放人，是因为他们这些人，现在好比还像农民家里养的‘架子猪’，出槽宰杀不够秤。等再过些时侯，把它们养肥到够交国家屠宰标准时，政府一定会再把他们重新抓起来的。” 到了1967年的4月21日，南部中学原“红司”的学生仗其是年幼的“红卫兵”小将，可以不爱法律约束，公安部门不便拿他问罪，于是便组织了数十名“红司”学生，擅自闯入已经宣布实行“军管”的县公安局大院内，连续“静坐、绝食”，强烈要求公安局给“3.13”所谓镇反中穿被抓释放的县指挥部头头们平反。在此时，县“临时指挥部”则发动下属其他群众组织人员，运用“大字报”和大小幅标语，在社会上发动强大舆论攻势，“大力支持‘红司’学生静坐、绝食的革命行动”。经过县人武部的“支左”人员多次反复、耐心细致的劝说，仍未奏效。街上和县委、县人委机关大院里，参与辩论“静坐、绝食”问题的群众越来越多。双方争论的程度也越来越激烈，空气越来越紧张。参与“静坐、绝食”的学生中，有的已经发生脱水、晕倒现象。但是，他们在“临时指挥部”众多组织人员的“坚决支持下”，仍然不肯放弃。后来，直到县公安局给所谓“镇反”中被抓人员出了全部平反的通告才收场。此后，指挥部派人员又逐渐地把矛头公开指向了 “县支左领导小组”组长、县人武部部长岳元龙，并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打倒岳元龙！揪出‘军内一小撮’”。但是，他们这条口号一提出来，就使更多的干部群众，对“指挥部”观点的人更加不满。甚至说他们是“反军派”。也进一步加深了两派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和人们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情绪。为了进一步显示我们也有所谓的“革命造反精神”，不在社会上被对立的另一方攻击为“老保”，于是便专门组织动员县委机关“反修战斗团”的成员，认真联系实际，撰写了一批揭发批判原南部县委书记QSX、ZUT和副书记GYC、LA等县委主要领导人的材料。并把它打印出来，先后连续刊发了二十多期《反修简报》，大量向县城和城郊各地散发。为其他群众组织在各种场合揭发批判南部县的所谓“走资派”提供了“炮弹”。为寻找更多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修正主义言论”，我们又抛开了“反修”成立的“宣言”中所公开声明的“立场”和“行动原则”。开始从“临时指挥部”的人那里学习所谓“造反精神”，先后组织公开查抄了县委副书记GYC、LD，以及县妇联主任ZJY等人的家。并在后来把他们分别集中到原县委机关领导吃饭的“机关小食堂”等处集中居住，长期限制了他们的人身自由。我们当时还抓住从LD家里的皮箱底层里搜出的一只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用的双筒望远镜，以及一张撕掉了像片的日本特务证件，便肯定地说他是“日本特务”；从原县妇联主任ZJY家庭是地主成份，便大造舆论说他是“混进党内的地主、资产阶级小姐”；从县委副书记GYC家里搜出的有关讲话材料中，找出一些讲“物质奖励”和强调抓生产的言论，便给他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政治帽子，等等。并将LD等人家里搜出来的“罪证”，在县委机关内进行展览。从此，在机关里和社会上逐渐赢得了更多的人对我们的支持。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第六十五回　　两派争论革与保　戒严镇反三一三　

1967年2月北京"大闹怀仁堂"的事件发生后，中央《两报一刊》发表了"反击二月逆流"的社论文章。
这个问题立即在各个群众组织之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一时间，南部县城的正街、东街、南街、西街交界处的十字路口"狮子拐"闹市区的地方（注：我认为这是当地人将普通话读音中的"十字"字错读成了四川方言的"狮子"），按照群众组织的要求，专门搭建的起来的"辩论台"，成为县城辩论最为激烈和集中的地方。
军队出面支左，各个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都想争取得到军队的支持。所以辩论的中心问题就是"革"与"保"。到底谁是"革命派"，谁是"保守派"，就成了各单位的群众组织之间，在上台公开辩论时，自我标榜和相互攻击的主要内容。
县委机关的"反修"与"红心"两个群众组织，为了争谁"革"与谁"保"的问题，就商定在当时西街的大礼堂里面，举行了近千人参加的大辩论。我也是代表"反修"上台参加发言辩论的几个发言人之一。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在如此众多、而且有反对意见的人参加的大会上参加辩论发言。在双方"一对一"地轮番进行针锋相对地辩论中，由于我的命题明确，主要抓住"红心"战斗团中，不但很多人都是"文革"初期保县委领导、阻挠外地"红卫兵"串连的"机关红卫兵"（后来大家称它为"黑卫兵"），而且这个机关"黑卫兵"的"黑排长"，据说还是"红心"的主要"勤务员"。由于我的辩论发言"有理有据"，博得了台下一阵阵不断的掌声。使一些原来支持"红心"的群众，也产生了动摇，有的甚至改变了态度，转而支持我们。
在县人武部"支左领导小组"公开表态支持"汽运52队敢闯大队"之后不久，又公表态支持南部中学的一个学生组织"红联"。而此举却引起了另一个倾向于"临时指挥部"观点的学生组织――"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后简称"红司"）的强烈不满。
三月上旬，县城两派在激烈的辩论中，有个单位发生了倾向于"临时指挥部"观点的人员动手打人致伤的严重事件。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经县支左领导小组和已实行"军管"的"公检法"等政法部门的调查后，迅速批准对"打人凶手"实行了拘留审查。
这本来是一件很普通的治安案件。动手打人致伤历来都是犯法的事，理应接受法律的审查和处罚。但是因它为两派争论而起，所以便变得有些复杂起来了。
正在我们感到不知事态将会如何继续发展下去的时侯，3 月13日，晚上九时左右，我正在县城文庙街边的县委统战部办公室（原国民党时期的县参议会旧址）内，同"反修"的几个人一起闲谈时，突然从县人武部里面开出的宣传车上，用高音喇叭宣布了由"县人武部支左领导小组"和县公安局的名义共同发布的"南部县第一号戒严令"。这也可能是南部县的历史上第一个"戒严令"。县城主要街道都已经怖满了执勤站岗的人。所有人员一律禁止通行。
正当我们议论："不知何事"的时侯，从县城有线广播里传出了严肃的"戒严令"宣布："南部县临时指挥部"为"反动组织"。齐天贵、赵京义、罗长见、蒲义祥、孔凡奉等主要成员，全部被公安局"拘留审查"，投入了监狱。
使我们感到有些奇怪的是，当时在大家的眼里属于"保守"组织、而且已经暗地倾向"临时指挥部"的县委机关"红心"战斗团，当晚却有不少的人被县人武部安排参加了"戒严"站岗值勤的行动。而我们"反修"战斗团的人，在事前却对"戒严"行动一无所知。我们后来分析认为，这可能是我们过去根本没有去找过人武部"支左"人员汇报反映情况的原因吧！
　　南部县"文化大革命"中有名的所谓"3.13"镇反，从此在社会上引起了长期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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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北烟云》故事(连载)：第六十四回　　军队出面搞支左　实行军管问题多

在所谓的"一月革命"夺权风暴席卷全国，造成严重混乱和工农业生产全面瘫痪的情况下，毛泽东主席决定动用军队出面控制局面。
1967年2 月，全国从上到下，由于受所谓"一月革命"夺权风暴引起的纷争和严重混乱的影响，各级、各部门、各厂矿、单位普遍处于瘫痪状态。不但各大小工厂纷纷停产闹革命，部份地方还出现了铁路和公路交通中断现象。"文化大革命"已经发展到了有如脱缰的野马，混乱到了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
于是，1977年2在北京发生了叶剑英等几个老帅"大闹怀仁堂"，反对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重大事件。后来被人称做所谓"二月逆流"。但是，毛泽东主席在当时是不可能听他们这些"右"的言论的。他在这一段时间里先后发出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人民解放军要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等"最高指示"，决定动用军队出面控制局面，继续开展"文化大革命"。因此，由县人武部负责的"南部县支左领导小组"也因此诞生。并随即对县广播站和小汽车一起实行了军管。同时，县人武部先后向汽车52队、县邮政电信局、广播站、公检法等重要部门，派出了军代表，实行了军管。
县委、县人委实际上由县人武部派出军代表和地方干部共同建立的"县生产指挥部"代替。"1.24"县委、县人委机关群众组织的"封印夺权"行动，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政治玩笑"而已。
自从毛主席发出"军队支左"的号召以后，全国各级和各地方的"支左领导小组"，有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进驻各单位的"军管会"和"军代表"一霎时变成了新的权力的象征。
长期以来蹲在军营不参与地方政事的部份野战军部队，也开始变为"支左部队"，从后台走向前面的政治舞台。他们同各级地方军区、军分区，以及县、区和公社人武部的军事、半军事人员，共同分享着掌握地方党、政、财、文大权的荣耀。甚至连过去最无权力的普通士兵，在"支左"中也变成了被人前呼后拥的"红人"。因为，任何自称"革命"的群众组织，如果不能得到当地"支左"的"军代表"，或是"支左"人员的好感和支持，你就可能很难得到"革命造反派"的光荣称号。甚至在一时间有可能被人鄙视为"保皇派"，或者"保守派"。更严重者，则可能被戴上是什么"反动组织"或"反革命组织"的政治帽子。
在社会上，也因此而迅速地进一步刮起了拥军、学军和从军的热潮。一时间，当兵成了最光荣的职业；参军成为青年人最好的选择；军装成为最普遍、时髦的服饰。着军服、戴军帽、穿军鞋，甚至连拴军用皮带，背军用挂包，用军用水壶，也都成了时尚。在大街上或会场里，用作书写《毛主席语录》的大红和草绿色，基本上代替了过去多年来占据人们生活中的统治地位的灰色和兰色。真是焕然一新，变了一个天地。
二月底左右，以南部县人武部部长岳元龙为组长、政委安贵华为副组长的"南部县人武部支左领导小组"，通过调查结果，首先公开表态承认和支持驻南部县的省汽车运输公司52队的"汽运敢闯大队"为革命群众组织，迈开了南部县军队"支左"的第一步。
在此期间，县委机关中以县委办公室干部杨兴普、李勤员、打字员周广根、县委组织部干部陈开荣等，多数倾向于的所谓造反精神很强的 "临时指挥部"的人，成立了"红心战斗团"（简称："红心"）。县人委机关的另一少部份干部，则成立了倾向于"临时指挥部"观点的"惊雷战斗队"（简称："惊雷"）。县委、县人委机关的干部，从此逐渐明显和公开地分成了两派。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为了南部县两大派群众组织中的重要骨干和参谋人员，长期深深地陷入了派性斗争之中，而难以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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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第六十三回　　小车广播被人夺　农民二五抬汽车　南部县委、县政府机关1967年“1.24”的夺权事件中的是是非非，在社会上的两种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中引起的争论越来越激烈。过了几天之后，南部县“临时指挥部”又出其不意地组织下属群众组织人员，突然冲进县委、政府机关大院，强行抢走了县委机关的小吉普车。把它开进了“临时指挥部”驻地县航运公司大楼的院子里；同时冲击、并且接管了设在西街原大礼堂楼上的县广播站。并利用国家的广播工具，为他们播送群众组织的传单和大字报，攻击其他不同意见的群众组织。他们当时的这些所谓“革命造反行动”，不仅使县城和全县区乡的广大干部群众一时感到非常震惊，而且立即遭到了不少人的坚决反对。同时，也表现出了对县委、县人委机关的“反修”和“井红”等群众组织的同情和支持。于是南部县城便有了“二.五农民造反”的故事。历来就有知恩图报传统思想的中国农民，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经了几十年艰苦的浴血奋战，建立了新中国，当上了国家的主人。他们无限热爱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那怕是他们的领袖人物和共产党，曾经在前进的过程中犯过什么错误，甚至给他们自身带来了使人意想不到的苦头。但是，他们仍然实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甚至在他们的心目中，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就好比在过去的封建社会里的皇帝下的“圣旨”一样，神圣不可侵犯，并且拼死亡命地去维护它。我想，这也可能就是毛主席为什么在他要推行的思想政治路线和有关政策受到党内高层众多领导人的阻碍时，决定要“破釜沉舟”，发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号召并且直接依靠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向所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原因吧！中国的几亿普通老百姓很可能是同我一样，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根本就没有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而只是在糊里糊涂地跟着“最高指示”，以及“两报一刊”的《社论》、“评论员文章”，甚至是社会上的“小道消息”跑。比如，我们当时以为“封了机关部门的印章”就是“夺了权”，而在实际上根本不知道，也没有考虑要怎么样去掌权。而当“临时指挥部”的一些人抢占了县广播站和机关的小汽车时，却又指责他们的“造反夺权”行动。并且终于为此引发了一场新的冲突。那就是后来南部县内长期争论的一件事：即是所谓的“二.五”大批农民进城，从“临时指挥部”的手中夺回县广播站和小汽车，并把它交给了县人民武装部管理的事件。也可能是由于我们前些日子发出的《告全县人民书》，让区乡，特别是城郊区社农村的干部群众，知道了县城里面发生的事件经过情形。也可能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县城各机关单位、学校、工厂和街道居民，都先后纷纷建立起“革命群众造反组织”的影响下，属于城郊的南隆区各公社，也先后开始建立了主要由贫下中农参加的“红卫兵”群众组织。他们这些群众组织中的头头，大多是农村基层干部，或是农村知识青年。他们对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发生的许多现象和大小事件的认识，也似乎有些“看不惯”，同我们一样“思想有些保守”。因此，他们对“临时指挥部”的不少做法，特别是组织冲档案馆、抢广播站和县委机关的小汽车、以及围攻其他意见不同的群众组织人员等事件，感到十分反感。并且决定要从他们的手中把夺走的广播站和小汽车重新夺回来，交给当时还未受到冲击的县人民武装部去管理。他们为了显示和集中力量，于1967年2月5日早上八点，在当时县城嘉陵江边的原人民会场，也就是当时南部县“造反临时指挥部”驻地县航管大楼的脚下，召开了大约有两千多名青壮年农民参加的“南隆区贫下中农联合造反兵团”（后简称“贫联”）成立大会。按照当时的惯例，在大会宣布了“贫联”的勤务员名单，并宣读了向党中央、毛主席的致敬电和代表批判发言后，按照他们事前的安排部署，组织了几批精干人员，立即出发，对“临时指挥部”的驻地和被抢占的县广播站采取了行动。不但很快从“临时指挥部”人员手中重新夺回了县广播站，几十条年轻力壮的农村汉子，还像蚂蚁搬家一样，从嘉陵江边东城的原县航运管理站，用手捧起那台解放战争中从战场上缴获来的、重达数千斤的美式军用吉普车，经过油店街、东街、正街、文庙街等四条大街远数百米的距离，一直抬进了西城边文庙街的县人武部里。真可谓壮哉壮矣！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第六十二回　　机关夺权起纷争　两派对立从此起在商业局“红色造反军”等单位群众组织人员的的共同参与下，经过一起商议，决定于1967年1月24日下午晚饭后，由县委、县人委机关和其他单位的几个群众组织派出的代表，一起找到县委和县人委的领导，提出要机关单位“交权”的问题。同时，为了避免“临时指挥部”等其他外来人员的干扰，关上了县委、政府机关临街的大门。我当时同县委机关“反修战斗团”勤务组的成员们一起，同大家一道参加了“商谈”。前后大约经过半个小时左右，最后决定：“县委、县人委机关的各部、局的公章，从即日起，一律停止使用。并由本单位的群众组织加盖印章，加上封条。如需急用时，需经本单位群众组织同意，方能启封使用。”于是，机关各部门人员，则开始分头行动，对各部门办公室的公章进行了查封。我具体参加了县委宣传部的“封印”过程。并拿到了宣传部长赵其勋“同意交权”的签字。大约晚上八点左右，各部门的“封印夺权”工作正在进行时，“县临时指挥部”负责人之一的县农业局干部罗长鉴等人带领其下属组织约百余人，强行冲进县委、政府机关大门，涌进机关大院内，分别围住县委、县人委机关，以及商业局等单位参加“封印夺权”的人员进行辩论。并强行要他们交出领导“同意交权”的签字。当罗长鉴等二十余人，在原县人委机关大楼的县委机关小汽车停车房旁边的坝子里，将我团团围住，并强行抓住我的一只手，企图夺走我当时还紧握在手心里的县委宣传部领导的“签字”时，我灵机一动，趁势将握有“签字”纸条的手抽出，而将另一只空手故意握得紧紧的。他们中的好几个人，立即一齐用力来抓住我的这只看来握得很紧，其实什么也没有的空手。我则示意旁边“反修战斗团”的人，趁机暗地从我的另一只手中，迅速将那个宣传部的“签字”纸条递走了。等到双方继续坚持不下地争执了好几分钟以后，我才打开空空的双手，并趁空脱身，迅速离开了现场。因为当晚发生了严重争执，过后我也未去过问那张宣传部长“签字交权”的纸条，最后交到了誰的手里。实际上它也未起到什么作用。当时没有想到的是，“封印夺权”的事情并未就此简单结束。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又从外面涌进一批人，他们在县委、县人委机关大院内，到处贴写针对“反修”和“井红”等群众组织的“大字报”和大幅标语。攻击说“这是在‘搞假夺权’”、“搞伪政府”。并且辱骂“反修”和“井红”等参加搞“夺权”的群众组织，都是“保皇派”、“保皇狗”。同时，在县城街道和汽车站等处，也到处贴了很多同类的“大字报”和大幅标语。有的甚至公开对个人进行围攻辱骂和人身攻击。一霎时，在县城内把“反修”和“井红”等县委、县人委机关的人员，搞得抬不起头来，空气十分紧张。大约过了两天，我们“反修”和“井红” 的几个“勤务员”一起商量对策。为了人身安全和及时扭转遭受“临时指挥部”人员攻击的被动局面，我们决定通知居住在县委、县人委机关大院外面的“兴无灭资”和“红色造反军”等几个群众组织的十来个负责人员，一起去到县城郊外的晓霞观老残院内，共同研究“反击”问题。经过大家讨论结果，决定由参加“井红”的县财政局办公室干部黄先烈，负责以“反修”和“井红”等群众组织的名义，起草了《告全县人民书》。并及时打印成传单，组织在县汽车站的接待站人员，通过开往各区乡的客、货车，向全县各区乡散发。同时，串連发动县城内参加和支持我们“夺权”行动的群众组织，纷纷转抄、张贴《告全县人民书》内容的大字报。使更多的干部群众知道了我们搞“封印”夺权和县临时指挥部人员“抢权”的过程和真象。大力指责攻击“县临时指挥部”的内部成员不纯；在革命大批判中不执行党的政策，搞过火行动，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等等问题。甚至说：“他们有些人本身就是毛主席讲的‘牛鬼蛇神’；他们是对共产党不满，是要造共产党的反，夺共产党的权”，等等。在群众中引起了更加广泛的争论。逐渐改变了过去“县临时指挥部”一方控制舆论的局面。这次县委、县人委机关群众组织搞的“封印夺权”行动，虽然对他们可以说毫无实际意义，但它却使机关、部门工作完全变成了无政府状态。可在当时，更没有人想到的是，过了二十年之后，就是因为这件事，在我刚进县委办公室不久接电话时“嘣了嘴”的那位县委G副书记，在主持南部县委工作清查处理“文革”有关历史问题的“专案”中，竟然坚持给我定了一条：“篡党夺权”的罪。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　（连载）：第六十一回　　机关成立战斗团　一月风暴搞夺权　面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迅猛发展的“大好形势”，从城市到农村，越来越多的人，不断地被卷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群众运动”当中来了。成立和参加革命群众组织，一时间成了人们生活中整天议论的重要话题。当时极具权威性的中央的“两报一刊”上，成天刊登的都是关于什么“要做‘革命派’”和“打倒‘保皇派’”的《社论》和有关长篇文章。真是把普通老百姓都搅得有些坐立不安。在当时这种社会形势的影响和推动下，我和县委机关在县车站接待站的十多名农村社教积极分子，以及县委招待所的工人，通过相互串联和商量的结果，认为我们也应该同大家一样，跟上“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形势，积极地去当“革命派”，不要被人说成是“保皇派”。也要成立和参加革命群众组织。大家当时讨论认为，我们是县委机关的干部职工，一定要讲政策，不能像当时社会上有些人那样搞。我们在对“当权派”进行革命大批判时，不能搞“挂黑牌子、打花脸子、戴高帽子”和牵“黑线”游行。坚持文斗，不要武斗。不打人，不骂人，不吐口水，不弯腰，不罚跪，等等。同时商定了取由我提出的组织名称：“南部县委机关反修战斗团”（简称：“反修”）。推选了有我和社教积极分子，以及县招待所青年工人共五人组成的“勤务组”。为了体现“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确定由工人鲜某担任“勤务组组长”。并同时订制了团旗、袖章、印章和公开宣言。在1966年的12月29日，邀请了一些其他群众组织的代表参加，正式成立了“南部县委机关反修战斗团”。从此，我便一步步卷入了南部县的两大派先后长达十年之久的派性斗争，而不能自拔。进入1967年一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趋势急转直下，可以说是完全脱离了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本来含义。我们当然不可能知道，当时在中央高层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要广泛地发动群众，从下而上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要建立“新生红色政权”。在当时，大家已经逐渐习惯地把中央“两报一刊”的社论，几乎当成了没有红头子的“中央文件”。因此，很快便在全国范围内的各部门、各系统和各单位，迅速刮起了一个所谓的“一月革命（夺权）风暴”。 1966年底，南部县委、县人委机关参加社教工作团的一批干部成立了“井冈山红色造反团”（简称“井红”），已经从广安县撤回南部县城来了。后来，属于县委统战系统的县工商联，也成立了“兴无灭资战斗队”（简称：“兴无灭资”）。随着各单位不断成立新的群众组织，由于对“革命大批判”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认识不同，所以无论是在单位，在家里，甚至是在街头巷尾，都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论。就在这段时间，中共四川省委机关报《四川日报》社，被群众组织造反“夺了权”，宣布停刊，改出只能转载中央新华社消息的《红色电讯》。中共南充地委的机关报《南充报》也随之被“夺权”停刊。实际上，全国的各级党委、政府机关已经走向全面瘫痪。除了中央，地方党委、政府实际上已经开始，或者完全丧失了领导和指挥生产和工作的能力。 1967年1月20日左右，县商业局群众组织“红色造反军”的人传出消息说：“省商业厅的群众组织，已经在前几天向全省商业系统，包括各地、县商业局召开了电话会，宣布已经夺了省商业厅的权。并将开始向下发文件。”他们还说：“最近几天，听说南部‘临时指挥部’的人，正在策划要夺县委、县人委的权。我们应该抢在他们的前面。不能让他们那样的人抢先夺了县委、县人委的权”。这个消息对于我们县委、县人委机关的人员来说，这可是爆炸性的。这是我们还没有想过的事。因为，我们早就听说：“最早参加‘临时指挥部’的那些人，其中有不少，如果不是有所谓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就是表现不好，甚至是对共产党严重不满的坏人。”如果让他们那些外单位的，很多连共产党员都不是的人来夺县委、县人委机关的权，那我们机关里面原来这些人，又去干什么呢！这不是要赶我们这些人走吗？因此，很多人对此感到十分震惊，甚至是感到愤怒。大家纷纷议论说：“我们县委、县人委机关里的革命群众组织，一定要首先把机关各部门的权夺到我们的手中。绝不能让‘临时指挥部’那些人来夺走。”　因此，一场“夺权”与“抢权”的幕后活动，正在无声无息地紧张进行>>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第六十回　　县上成立接待站　　满街揪斗当权派　 1966年10月18日，我们在北京接受毛主席的环城大检阅后，大约又过了一、二天，按照中央接待站的安排，我们集体去北京串连的400多人，又统一乘那拥挤不勘的火车返回广元，再改乘汽车回到了南部县城。从北京回脸县上来的第二天，大部份“红卫兵”学生代表都回乡下家里去了。但有少部份人却留存县城未走。他们邀约了几十个人来到县委机关，要求县委领导给他们解决写“大字报”的笔、墨、纸张等具体问题。同时，开始给县委机关领导写贴大字报。此时，全国各地大专院校，以及中学学生外出串連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范围也越来越宽。外地来南部县串联，或途经南部县去外地的人数也迅速增加。为了安排好他们的食宿，县委决定将县汽车站附近的交通旅馆和交通饭店作为“红卫兵”接待站。并及时将从社教工作团撤回来时，县委组织部留下的十多名“农村积极分子”，全部抽调到接待站，具体负责各项接待工作。宣传部则抽我去具体负责搞接待站的宣传工作。接待站工作开始时，县上规定凡是外来串连的“红卫兵”学生，晚上住宿可以不交费，但是吃饭要缴伙食钱和粮票。但到后来，有的则既无粮票，又无钱交，只好去找县委领导解决。否则就说：“你这是不支持‘红卫兵’串連的革命行动。” 所以，后来县委又决定，凡是无钱交的干脆另外发给饭票，不收钱了。大约到了十二月初，在外地大专院校“红卫兵”学生串連，以及成都部份机关单位和工厂，纷纷建立群众“革命　造反组织”的影响下，南部县级机关农林水系统和航管部门的部份干部职工，串連建立了第一个跨部门的群众组织――“南部县革命造反临时指挥部”。接着，省汽车运输公司52队、县食品公司、机械厂等其他一些部门、单位和工厂，也陆续建立起了各种形式和名称的“战斗队”、“造反队”、“红卫兵”等。当时新的群众组织，真像雨后春笋般地不断涌现出来。当时在广安县搞社教的南部县社教工作团的干部，据说在当地也一时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因为当地的干部群众“也要参加‘造反’”。甚至有人提出了“要赶走社教工作队，自己起来干革命”的口号。所以南部县委、政府机关参加社教的干部，也借此机会成立了“井冈山战斗团”，提出口号： “杀回南部县闹革命”，汇入了当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随着各单位群众组织的不断增多，县委、政府部门和各大小单位领导干部们的思想，也就越来越紧张。因为每建立一个或者几个群众组织，他们为了表明自已是“革命的”和“造反者”的态度，就要同时把本单位和县上、以及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弄来一起召开“批斗会”。后来还给他们一律挂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牛鬼蛇神”、“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黑牌子，有的单位的群众组织甚至用墨汁给所谓的“走资派”们画上花脸，戴上用报纸糊的尖尖帽，再用一根染黑的长绳子把他们拴成一条“黑线”，拉上一大串，一边叫喊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等等“革命口号”，一边敲锣打鼓地进行“游行示众”。在这种极其混乱的形势下，不少涉世不深的年轻人，自然都是抱着“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积极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去接受锻炼和考验”。并且血气方刚地要“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和社会主义国家永不变色！”也有极少数，在过去这样、或是那样的“运动”中，“遭过整”、“受过迫害”，或有各种“个人私怨”，或是怀着各种“个人动机”的人，则是趁机“发泄不满”，甚至进行“挟嫌报复”的。更多的人则是为了随大流，避免别人给自已戴上一顶思想保守，“不革命”的大帽子，跟着众人一起去壮声势揪斗所谓“走资派”，所以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 1966年的12月中下旬的一天晚上，县“临时指挥部”组织了上百人，进入县委机关冲击围攻了县委档案馆。要求交出过去部份受过处分干部的所谓档案“黑材料”。我们当时认为：“这是严重违反政策的事情。绝对不能让党和国家的干部历史资料受到损坏。”所以，大家立即行动起来，组成人墙，堵住了县档案馆的大门，先后相持达三个多小时。最后使他们终于没有达到目的。为了档案材料的安全，事后县上立即采取措施，将重要历史档案资料（包括后来知道的全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清代历史档案资料在内）迅速秘密地转移到了县公安局内保管，从而避免了损失。后来，不知道在什么时侯，这批重要历史档案资料，又被转移到了南充地区档案馆。在这样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中，真可谓“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人妖不清，情况极其错综复杂。在十亿人口的中华大地上，从此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混战。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五十九回　　接受主席大检阅　　车队离我几米远　　　自从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5.16"通知下达后，到当年的10月初，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已经先后在天安门广场等处，先后九次检阅了上千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师生代表。　　我们四川省南部县这次按照统一安排到北京去进行"革命大串連"的500名"红卫兵"师生代表，主要任务就是要"接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检阅"。按照当年的说法，毛主席亲自检阅这些 "红卫兵"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们变成为"宣传和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的'先遣队'和'播种机'"。利用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烧遍全国。　　我们这批当时在北京被称为"毛主席从川北老革命根据地请来的客人"，在北京的大专院校"串連"了一个多星期之后，大约是在10月22日的晚饭后，突然通知说："明天一早，要统一安排、集中接受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检阅。"并由各中学的带队老师分头进行安排，具体落实关于接受检阅时的有关组织纪律。按照上面的统一要求，凡是参加检阅的人员，除了带上中央统一发给的证件、标志和中午要吃的食品以外，不准随身携带包括钢笔、钥匙、饭勺、刀剪、钟表等其他任何铁器东西。具体地点要由中央接待处统一安排。当时，谁也不知道究竟安排在哪里接受检阅。　　当我们听到毛主席要接见我们的消息的时侯，大家都一下子高兴得狂嘣乱跳。一起不断地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直喊得大家感到有些累了时才停了下来。　　第二天凌晨四点左右，大家就被叫起来，摸黑地吃了早饭。并且领了中午要吃的馒头。每人还另外加了一块猪肉。那大小有点像四川农村爱吃的"红烧托子肉"，不过它没有加盐。是将大块猪肉煮熟后，再用刀切成小块的。此外，每人还发了两根北方人爱吃的大葱作为调料。同时背上一个装满开水的军用水壶，等到天刚麻麻亮时，便统一带队向目的地进发。　　当时，从我们住的国务院白石桥招待所出发后，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去。大约经过了两个小时的急行军，走过了约二、三十里路左右，大队人马已经来到了郊外的一条公路上。然后有人通知队伍停下来，人员分别安排站立宽阔的公路两边等待。那前后也不过就只站了四、五层的人。那时，在每个人的小背包里，除了食品，还有一本随身带着的《毛主席语录》。　　那又宽又直的公路两边，都站满了望不到头的、带着红袖套，举着"红宝书"，打着彩色旗、整齐有序的"红卫兵"队伍。他们不时地狂呼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以及"我们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口号。同时，每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有节奏地用手挥动着手中的《毛主席语录》本，此起彼伏，吼声震天，响彻四野。　　等到喊过口号之后，稍事停息，又有人带头领唱起"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等一个又一个革命歌曲。当听到那前面的人群在吼声震天地喊"毛主席万岁！"时，这后面的人群马上接着也喊起来。彼此交替进行，一浪高过一浪，一泼接着一泼。真有点好像疯狂了一般的人群，就像参加了在体育比赛中新设了一个"马拉松接力赛"一样，狂热地无休无止。　　当有记者不时地走过来拍照或摄像时，那人群里就会马上响起疯狂的口号声或歌声来。还真有点像在搞排练似的。如此这样反复了多次，前前后后大约闹腾了相近两个小时，但是始终还未见到毛主席出现。　　直到上午十一点左右，当大家的嗓子已经喊的发干，身子已经累得发软时，忽然从南边传来一片比以前更加整齐热烈的口号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内容虽然相同，而喊叫声却比在这以前的喊叫显得有些参差不齐，甚至有些杂乱无章。　　我们这儿早已疲倦的人群也立刻兴奋起来，马上不约而同地爆发出了"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狂呼声。　　接着有人高叫："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 　　这一次真的是毛主席来了。但是，毛主席不是走路过来的。过来的是一辆接一辆、速度很快的敞蓬小汽车。这是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车队过来了。　　因为我的个子比较高些，虽然站在较后面的位置，但离开过来的毛主席的车队，也就只有十来米远的距离。所以，对于站立在那个小敞蓬车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我再也清楚不过地看到，在急驶而来的第一辆小车上，那个子高大健壮，身着草绿色军装，左手臂上戴着"红卫兵"袖套，满面红光，高举着的右手不断向公路两边的人群招手致意的人，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他那特有的红润的脸部肌肤，就跟彩色电影中看到的红色一模一样。真如报纸上形容的那样"神采奕奕"！　　站在车队上依次而过的中央领导人是：周恩来、朱德、刘少奇、林彪等等。而当时感觉气色最差的是刘少奇。他那脸色简直有些灰白暗淡。后来知道，他在中央政治局内部正受到批判。被指责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同中央其他领导一起公开接见群众。从此，他便从公众场合中消失了。大家见到的只是被极端丑化了的"活话剧"和漫画里的人物。　　后来听说，全国报纸、电台都对这次"红卫兵"环城大检阅作了报道。这是第十次，也是最后一次。此后，便停止了。只可惜，我当时没有看到，也没有去找一份这天的报纸看一看，并把它保留下来作为纪念。因为它是南部县的历史上的一大事件。也是我个人生活中虽然很短，但是却很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五十八回　　串連乘车不要钱　　学生分散随意走　据说，就在我们到北京串连以前不?X，为了解决各地“红卫兵”师生，在北京各大专院校之间进行串連时的交通困难问题，北京市已经作出规定：凡是按照中央通知有组织地到北京串連的学校师生和工作人员，经过与当时的中央接待办公室联系，每人都可以得到一张免费乘坐北京市的公共汽车和电车的“串連证”，以及北京市的城市交通路线图。有了这两件东西，无论是谁都可以在北京城内任意穿行，畅通无阻了。我们到达北京市的当天晚上，负责带队的县委副书记陈登荣，召集各中学带队教师和“红卫兵”学生代表开会，对于准备第二天统一组织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参观的问题，作了具体安排。要求早上出发时，每个人都要带上驻地伙食团发的中午吃的馒头和开水。并且要求南部来的400多人，都要严格遵守组织纪律，统一行动，一起打着红旗，整队出发，依次上车，到时统一回驻地吃晚饭。当时负责带队的县委陈副书记陈登荣可能忘记了这儿是在北京市，而不是在南部县了。当我们第一天从驻地出发时，自然还可以统一集合，而且像在南部县城那样打着红旗，敲锣打鼓地整队出发。但是等到要上公共汽车，或是上电车时，几百人的队伍排着长队，要连续占用好几趟车才能装完。那先走的，到了目的地后，还要等待后来的，确实浪费了不少的时间。到了下午转来时，更是难得把几百人都等齐了时再去等上公共汽车和电车。所以，当第一天参观回来后，晚上召开各中学教师和学生代表安排第二天的活动时，有几个在第一天的串連中开了眼界的“红卫兵”学生代表，接着就带头发言“开始造反了”。他们说：“我们反对搞集中统一参观，用‘条条框框’限制自由。大家要求搞自由组合，分散活动。不用哪个来管。自已想去哪儿串連参观，就去哪儿”。要是现在听了这些话，你也许不会大惊小怪。但在那时，特别是作为带队的县委副书记，听到学生娃儿们的这些“天真”要求，心里一下子感觉到：“你们才来北京串連了一天，就如此胆大，真的想‘造反’啦！”因此会场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了。仅管当晚领导没有同意在第二天就搞分散行动，但从第二天开始，这400多名仅十多岁、人生第一次出远门的中学生“娃娃们”，吃过早饭后，便自已带着中午的“干粮”，真的是相互邀约搞起“自由组合”来。他们不管带队的领导和老师同意不同意，就三五个一路，或十来个一群，也没有那么多的老师去同路，完全凭着一张免费乘车的《串連证》和一张《北京市公共交通路线图》，纷纷外出，分散到首都各大专院校去串連、参观“四大”去了。一时间，弄得带队领导和学校老师也无可奈何，只好听之任之了。我当时作为工作人员，也只好随大流，相约几个人同“红卫兵”学生一起，先后分别去了北大、清华、人大、石油、外语等首都知名大专院校，参观了“四大”专栏。并参观了航空博物馆，看到了原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徐廷泽驾机起义归来的战斗机。同时，也到了天安门广场，并走上天安门城楼前面护城河上玉石桥，还特别用手摸了又摸那用雪白的玉石雕成的栏杆。再往前，走近城楼下面的紫荆城大门，特别好奇地观看和抚摸那装饰了无数个有排球般大小的半球状的护门钉。站在天安门下开着的城门那里，当时还可以看到里面关闭着的紫荆城。只是由于当时里面已经禁止参观，所以没有机会看到紫荆城里面的国宝和文物。也没有机会登上天安门城楼看一看，留下了遗憾。　　我在开始时也是赞成集体行动的。因为害怕同我一样初到北京的年仅十多岁的学生娃儿们，在单独外出时很容易发生迷路丢失，或者发生交通事故。但是，使人难以相信地是，先后十多天来，400多名初到北京的中学生，在成天分散串連的活动中，并未发生任何丢失现象和大小交通事故。只是听说，有的同学发生走错了方向或站口的事。但是他们凭着手里的那张城市交通地图和免费乘车的《串連证》，只是多花了一些时间，呆在公共汽车或电车上不下车，让它来回地拉来拉去。最后，又终于被拉回来了。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五十七回　　秦岭火车推着上　　住进北京白石桥　这次去北京，记得南部县委机关当时决定共去三个人。第一个是新来南部县不久负责带队的县委副书记陈登荣；第二个负责管理进京的四百多人的生活安排的、当时县委办公室的行政会计衡兴元，；第三个是县委宣传部的我，主要任务是宣传。此外，还有县、区各中学按学生代表人数的比例选派的的教师代表。按照大家的意见，我及时找县缝纫社联系，购买丝绸做了40面彩旗、横联和两套锣鼓。当时400多人都带着自已用的被盖卷儿和换洗的衣服，于10月中旬初在县城西街和趙家巷集中乘车。县委组织了城各机关单位干部、职工进行夹道欢送。十多辆满载学生的货车，敲锣打鼓浩浩荡荡地从西门桥开出南部县城，朝着老鸦场的方向向北开去。我们插着彩旗的车队，一路敲打着四川逢年过节用的最为喜庆的锣鼓，唱着革命歌曲，向北沿着蜿蜒起伏的山区公路，途经阆中、苍溪两个县城，直到下午四点左右，才缓缓地开进了宝成铁路线上的广元火车站。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乘坐火车。当时的广元县城是省内的成渝铁路和宝成铁路出川进京的唯一通道。火车在成都起点站已经被进京串联的“红卫兵”和旅客拥挤得水泄不通。虽然买到了火车票，但是根本没有什么坐位。结果，只有等到火车到站时，采用人抬人的办法，从车箱门或是从车窗门挤进去。好在每人都有一个被盖卷儿，顺便什么地方都可以坐。但是，有的连个放被盖卷儿的位置也没有，只有人挨着人地站立着。我们当时乘坐的还是烧煤的蒸气机车。火车在下午五点左右从广元站出发后，一直向着东北方向开去。在穿过沿着嘉陵江边不时出现的一些不长的隧洞后，便缓缓地向着北边的高山秦岭爬去。随着地势的不断攀升，火车行进的速度也越来越缓慢。在天色刚晚时，火车到达一个山间小站时便停了下来。原来，这个靠着浇煤的蒸气机车，已经爬不上山了，要在这里换上另外的柴油机车车头拉，后面还要用一个机车车头来往上推。就是这样拉的拉，推的推，整整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走到第二天早上天刚发亮时，才翻过了秦岭到达宝鸡。然后上了陇海线，经西安，在当天下午五点左右，抵达河南省的郑州市。在天黑前，火车跨过那宽宽的好像建筑在黄色的泥浆上的黄河大铁桥。然后进入夜间行车。由于已经经过了一天一夜的不停地行车。每个人都感到非常地疲劳和困乏。再加上夜色笼罩，也看不见窗外的景色，所以很快便进入了梦乡。就这样，有时迷迷糊糊地听到车箱里的广播说：“现在火车已经到达石家庄站”。一会儿又说：“现在火车已经进入保定站。”等到第三天早上七点左右，火车终于抵达北京站。经过先前来京的联系人员说：“南部县来京的400多人，由‘红卫兵’接待站统一安排住到北京石油学院的敞蓬大库房。等到我们走拢一看，原来那地上除了铺上一层北方特有的约五寸厚的稻草垫外，还有用高粱杆皮编制的粗凉席。据说，这个已经算是对从南方来的客人的较好安排了。北京的气候，特别是那北京特有的大风和随风刮来的空气中的沙粒，是我们四川人感到最为恼火的事情。又特别是睡在四面没有墙壁的敞棚里，等你第二天早上醒来时，不但头上和被盖上到处都是沙子，而且嘴里和牙齿缝里都沾了不少沙子。只要你把牙齿一咬，便感觉到沙子在咯咯咯地作响。这是我们四川人到北京后，第一件感到新奇的事。在就是北京那多风的天气，也好像沙子一样，是四川没有的。在四川，刮风是要看天气的。在北京，刮风可是天天都有的事。就是因为这个风，使我们感到最不方便的是在凉晒衣服的时侯。如果你要是像在四川这样凉衣服的话，不用过几分钟，那凉的衣服将被风刮得满地都是，只有重新再洗一次了。所以，为了避免被风吹落衣服，你只好用捆被盖的麻绳，将衣服的双袖和裤筒一起穿起来，然后再将麻绳的另一头拴到专门凉衣服的柱子上。只有这样，任凭那风把衣服刮得翻上翻下，哗哗作响，那衣服才不会掉在地上了。我们在北京石油学院的大棚里面住了两三天后，有人打听到当时属于南部县的新政区，有一位姓谢的老红军干部当时就在国务院的事务管理所任所长。于是，负责带队的南部县委副书记陈登荣等人，便带了几个新政中学的“红卫兵”学生一起，专门去找国务院事务管理所的这位“南部老乡”。这位家住南部县新政区的老首长，听说来了南部县的家乡人，高兴得甭提了。在当他得知一起来的几百南部县的“红卫兵”师生，还住在石油学院的大敞棚里时，便立即安排住到国务院用来接待会议的、北京市白石桥招待所。我们南部县去北京的400多人，全部住到了白石桥招待所有床铺的四人间里。招待所里的饭菜，也比前几天好多了。只是在晚上睡觉时，仍然不能忘记将玻璃窗户和房门关得严严实实，防止风沙进入。但就是这样，第二天早上起来漱口时，口腔里面仍然感到会有不少的沙子。后来听说，当时南充地区其他各县按通知统一组织去北京的学校师生，可没有我们南部县的人有这么好的福气。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第五十六回　主席接见红卫兵　　派我一起去北京　 1966年6、7月份以来，全国大专院校和中学都纷纷建立起了各种形式的"红卫兵"学生组织，并且走出学校，进行跨地区的大串連。
他们主要是到工厂、农村和学校去，组织群众学习《毛主席语录》和中央有关开展和"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精神，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中有的甚至学习当年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革命精神，自已背起背包，打着红旗，揣着《毛主席语录》，徒步行走，到革命圣地延安，或是到毛主席的故居韶山冲和红色根据地井冈山。到现实生活中去经受锻炼。我的当时在南部中学初中毕业班读书的弟弟，也在这时同大家一道外出参加串連活动，但由于缺少钱粮很快就转回家来了。
到了七月中旬该放署假的时侯，有的学生外出串連，有的则留在学校继续搞所谓"大批判"。为了有效地领导和控制学校师生的学习活动，县上向各区中学派出了工作组。南充地委又在八月底，把全地区各中学的教职工和部份学生"红卫兵"代表，一起集中到南充市，学校工作组的统一组织下，开展学习和"大批判"。我则在楠木区中学工作组，同大家一道去南充市的西桥河附近的那所中学集中学习。
9月5日，南充市发生了南充师院学生"围攻、冲击地委机关"的"九.五"事件。《人民日报》接着又发表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地委为了避免"九.五"事件在各县集中南充学习的人员中引起连锁反应，决定将各县集中南充学习的人员解散。分头回各县组织师生下乡参加劳动，支援"三秋"生产。我则仍同楠木区中学工作组一起，到了楠木区中学，同老师一起带学生参加农业劳动。
我及时将这一活动情况写成新闻稿件邮出后，《四川日报》便于9月23日，在第二版头条位置，用《以解放军为榜样爱人民爱劳动》为主标题，"南部县各中学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在下乡劳动中加强锻炼改造思想"为副标题，共一千余字的长新闻作了报道。《南充报》也紧随其后，在9月25日的一版，以"南部县各中学五百多名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向解放军学习闻风而动支援'三秋'》"为题，共八百多字进行了连续报道。但从那时起，各级党委的机关报，一律停止在报纸上署上作者的名字。听说，可能是为了消除在新闻报道中署名，而造成人们的所谓"追求名利"的思想。也可能是为了避免"红卫兵"对作者造成冲击。因此，从"文革"开始后不久起，一直过了十多年，各级党报上除了专门的"评论员文章"外，其他新闻报道的稿件，都没有作者署名。现在来看，这也可以说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一大"新闻"吧！
后来知道，我当时写的这篇报道，之所以两家报纸及时在显著位置刊用，是同当时已经开始造成混乱的社会形势密切相关的。因为在八、九月份，先后已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大专院校和中学"红卫兵"，他们自发地拥挤火车，或坐汽车到了首都北京，要求并受到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捡阅。不少地方的党委、政府机关和工厂、农村也开始受到冲击。工农业生产开始失控了。所以中央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
但是，毛主席并没有要停止搞"文化大革命"和不支持"红卫兵"学生"大串連"的意思。他身穿解放军的草绿色军装，戴着"红卫兵"的红袖套，继续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一次又一次地大规模地捡阅汹涌澎湃的"红卫兵"和《毛主席语录》的红色海洋。以此来给所谓的"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继续施加压力。
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一次检阅"红卫兵"的大会上，再次发出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
十月上旬，县上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说是按照中央的安排，南部县要在最近组织几百名"红卫兵"师生代表，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同时，县委机关也要安排部份后勤工作人员，一道去北京。由县委、政府出面，一次组织四百多人集体到北京去见党和国家领袖，这在南部县一千多年的历史上，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大喜事。
也可能是由于前几天，《四川日报》和《南充报》都先后在显要位置，刊用了我写的关于组织"红卫兵"下乡劳动的报道的缘故，我又被县委选作县委宣传部的唯一工作人员代表，随"红卫兵"代表一起去北京见毛主席。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在那时真把我兴奋得难以言表。不过，新奇和高兴的事，下面还多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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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五十五回　　服毒自杀中学生　　畏罪投江罗校长 1967年5月中共中央的"5.16"通知下达后，首先在全国大专院校，随后在各级普通中学，迅速形成了主要针对"四旧"的揭发批判的热潮。
在声讨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所谓"三家村黑店"的同时，又开始联系本地区和本单位中具有代表性的所谓"学术权威"人士，开展"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对他们进行公开的揭露和批判。
从这时起，除了《文汇报》，中央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后来简称："两报一刊"），经常统一发表"社论"或重要评论员文章，或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毛主席语录》来指挥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在这期间，中共南部县委宣传部的部长赵其勋和其他人，都到广安参加社教工作去了。只有我和何仕烈两人在家。作为党的宣传部门的干部，从工作职责出发，我向县委在家值班的有关领导提议，把中央"两报一刊"当时发表的重要"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到县印刷厂排印成整篇的单张学习资料，发给机关各部门、单位、工厂、学校和区、社学习。以履行我的工作职责。
1966年6月初，《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聂元梓揭露北大党委书记彭佩云等人"捂盖子"的"大字报"。不久，武汉市又发生了所谓镇压学生运动的"匡亚民事件"。在中央大力支持解决这些事件的影响和推动下，各地大专院校和中学生中，开始建立学生"红卫兵"，并开始走出学校，到外地学校和机关串連。
后来听说，大桥区中学的部份学生也于6月12日，建立了我县第一个学生"红卫兵"组织："6.12战斗队"。并传说已经有外地的"红卫兵"到南部县来串联来了。
这些"红卫兵"组织的建立和他们的活动，立即引起了县委领导们的警觉。他们害怕外地和本地的"红卫兵"学生到县委机关串联，给机关的正常秩序造成混乱。于是，他们便策划率先在留守机关的干部中，选择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的人员，秘密建立了"机关红卫兵"（人们在后来诬称它为"黑卫兵"），并照样做了"红袖套"。不过，要求他们平时都把"红袖套"揣在衣兜里。如发现有外面的"红卫兵"到机关来时，才将"红袖套"戴在小臂上，并可以告诉他们说："县委机关的事情，有我们'机关红卫兵'自已管。"目的是利用他们来对付外来的"红卫兵"小将们的"无理纠缠"。
我不知道可能是由于我的家庭出身是上中农，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所以这个秘密建立的"县委机关红卫兵"的名单里，也就没有我这个经过"社教"长期锻炼和考验的"共产党员"的份儿。由此可见，所谓"阶级路线"在当时的县级党委领导们的头脑中，是处于一种什么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是多么可笑的位置。同时也可以看出，这场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不久，就遇到了来自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们的消极抵制。因为大家确实还没有怎么理解，在眼前和以后将要发生的问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已经过去40年之后的今天，很多的中国人可能仍然不够清楚："毛泽东为什么在他的晚年时，要下那么大的决心，发动那场在后来给整个国家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呢？"
1966年的7月初，楠木区中学初中毕业班的一名学生张自胜，就是在南部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因为大胆给班主任和学校领导写了"大字报"，被学校校长在大会上"点名批判"，结果服剧毒农药"1605"自杀身亡的。张自胜是第一个为南部县的"文化大革命"付出了年幼的、本该十分宝贵的生命的惨痛代价的人。
张自胜服毒自杀事件发生后，中共南部县委在家的领导，立即决定抽调县公安局侦察员杨大祥等人组成工作组。由当时的南部县城关一小校长王家祯任工作组组长。并且抽调我代表县委宣传部和公安局的杨大祥，还有县文教局干部吴崇金为工作组成员，进驻楠木中学，对张自胜事件进行调查。当我们走进张自胜生前所住的学生寝室时，还能闻到一股强烈剌鼻的"1605"农药气味。工作组经过几天的初步调查后，立即将有关情况材料上报县委，请求批准对该校校长罗庆武就地进行"隔离审查"。等到情况很快调查清楚后，又立即将材料上报县公安局，准备将罗庆武逮捕法办。
但是，正当县上审批期间，罗庆武却因为惧怕处罚，在一天凌晨，乘看守人员疲劳麻痹之机，私自逃出学校，跳入六、七里外的泸溪场下的嘉陵江中，溺水身亡。
我们当时认为，罗庆武因在大会公开点名批判写"大字报"的学生，结果造成张自胜的死亡，理应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但也不至于犯上死罪。而他却可能是因为害怕坐牢，丢了自已的面子，溺水而亡，实在是知识分子脆弱性的典型表现。
呜乎！一个在教育工作中曾经作出了贡献的山区中学校长，却继张自胜之后，第二个把生命交给了南部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已经开始变成流血的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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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北烟云》故事（连载）：第五十四回　　干部轮换回机关　　文革前夕风满楼　公元1966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很不寻常的一年。这年5月，我从广安县石笋社教工作队轮换回南部县委机关宣传部的时侯，正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共中央“5.16”通知要出台的时侯。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在全国的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内幕的情况下发动的。到了40年之后的今天来看，现在至少已经知道，早在40多年以前的公元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时侯，毛泽东的思想政治路线和至高无上的权力，就已经在共产党内部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据说，他当时在中央政治局里，有时甚至成了极少数。多数老干部都和他的政治观点产生了分歧。矛盾主要表现在，毛泽东指出：“党内有人要搞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因而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且主张“时时处处都要讲阶级斗争”。在如何对待与处理同美国和苏联的关系问题上，也发生了重大的分歧。有时侯，甚至使他感到非常愤怒，因为在中央政治局里，多数的人都不支持他的观点。在1965年的秋天，毛泽东同夫人江青一起，离开北京，到上海和杭洲的西湖住了好几个月。并亲自在上海挑选了当年才44岁的姚文元等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利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评海瑞罢官》的学术文章，打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枪。 “评罢官”的文章，主要是批判原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1961年写的《海瑞罢官》的历史剧，是为原国防部长彭德怀，在195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庐山会议”上，被毛泽东主席罢了官翻案。这以后，接着又展开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所谓“三家店”。以及《北京晚报》开辟的《燕山夜话》专栏文章。并由各级政府组织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声讨”他们这伙所谓“黑帮”的“反党”言论。同时，在社会上又掀起了一场批判所谓“封、资、修”、“破四旧、立四新”的广泛的群众运动。所谓“破四旧”，就是指要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就是指要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于是，在很多地方便刮起了一股大量捣毁庙宇神像、毁坏各种文物古迹的“文化革命”风暴。在1966年初开始的“破四旧”的运动中，南部县城乡各地，不但普遍拆毁了过去遗留下来的大小庙宇，捣毁了各种泥塑木雕的大小神像，就连老百姓居住的房屋门窗上面的各种龙、凤或古人像之类的雕塑、装饰图案，也大多被人锯掉或铲除；象征各种历史文化的古牌坊、古塔、古楼阁、古墓碑等，也大多被拆毁；私人家庭中收藏的各种古书、古物、古玩、古家用具等物，也被强行收缴或被焚毁；过去民间结婚用的花轿、滑杆等物也被禁止取消；逢年过节时，民间为祖先或神庙烧化纸帛的习惯，也一律禁止；凡是有描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或神仙、鬼怪的戏剧、电影，一律禁止上演、上映；一切带有龙、凤、鬼、神等所谓“封建、迷信”字样的地名、店名、乃至人名，都得另外改名，等等。南部县当时城内现中医院处相邻的有数百年历史的魁星楼，塔子山上的“文笔塔”、县城西郊附近的“温家牌坊”、南部中学靠北山崖的“凌云洞”等处的古迹，就是在那时被人无故拆毁的。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就要来临了。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第三部目录动乱的年代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 　第54回　　干部轮换回机关　　文革前夕风满楼　　　　　　　104页第55回　　服毒自杀中学生　　畏罪投江罗校长　　　　　　　　107页第56回　　主席接见红卫兵　派我一起去北京　　　　　　　　109页第57回　　秦岭火车推着上　　住进北京白石桥　　　　　　　　110页第58回　　串連乘车不要钱　　学生分散随意串　　　　　　　　112页第59回　　主席乘车大检阅　　距离我们几米远　　　　　　　　114页第60回　　县上成立接待站　　满街揪斗当权派　　　　　　　　116页第61回　　成立反修战斗团　　一月风暴搞夺权　　　　　　　　117页　第62回　　机关夺权起纷争　　两派对立从此起　　　　　　　119页第63回　　小车广播被人夺　　农民二五抬汽车　　　　　　　　121页第64回　　军队出面搞支左　　实行军管问题多　　　　　　　122页第65回　　戒严镇反“3.13”　学生静坐搞绝食　　　　　　　　　124页第66回　　被抓人员放出狱　　喊抓军内一小撮　　　　　　　125页第67回　　中央下发红十条　　四川两派搞对立　　　　　　　127页第68回　　红革惨败“8.12”　发动反攻“8.13” 　　　　　　　129页第69回　　指挥部派大撤退　　全面内战刚开始　　　　　　131页第70回　　红革总部迁党校　　被抓头头险遭害　　　　　　　133页第71回九五命令交了枪　　继光兵团丢中江　　　　　　　　134页第72回红革重建武卫队　　指挥部派打升中　　　　　　　135页第73回　　夺取大桥收失地　　伏虎升中变前线　　　　　　　　137页第74回　　全川联合打南部　　红革整休扎建兴　　　　　　　　139页第75回　　指挥部派占双合　红革人员守大河　　　　　　　　141页第76回　　南充临联来支援　　相持半月才解围　　　　　　　　142页第77回　　外出人员齐返程　　南部两派又武斗　　　　　　　144页第78回　　两派实现大联合　　万人共庆县革委　　　　　　　146页第79回军队掌权革委会群众评说后人了　　　　　　147页第80回灌县学习三个月　　两派斗私又批修　　　　　　　149页第81回吐故纳新党代会我被选进新县委　　　　　　152页第82回引发争议部委室无果而去省宣队　　　　　　　153页第83回　　祖宗三代无房住　　借债建房迁新居　　　　　　　155页第84回　　地委书记苗前明　　整顿南部老大难　　　　　　158页第85回　　带领县委工作队　　下放公社任书记　　　　　　159页第86回　　大佛公社闹饥荒　　带头索要救济粮　　　　　　　　161页第87回　　全国掀起反复旧　　下放干部闹返城　　　　　　162页第88回　　南充逼来张久文　　县城单位乱纷纷　　　　　　164页第89回　　惊天动地七六年　　八月十五恶耗传　　　　　　　165页第90回　川西地震南部震　　全国政治大地震　　　　　　　　167页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第五十三回　　社教部署作调整　　转战南充与广安　　我记得在1964年下年 “四清运动”开始时，具体的作法是按照中央派出的，由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带领的试点工作组，在天津市的小靳庄桃园大队蹲点时总结的“桃园经验”来搞的。他们当时在每一个生产队都派有一个工作组。原有的基层干部一律“靠边站”；工作队员像战争时期搞地下工作那样，重新在贫下中农里进行“扎根串连”，寻找新的“根子”。然后在公社和大队一级分别成立新的“贫下中农协会”；生产队成立贫下中农领导小组，来代替据说是“已经完全烂掉了的各级领导班子”。然后由工作组对原来所有的基层干部的“四不清”（即工分、粮食、现金、作风不清。又称“小四清”）问题进行全面、彻底清理。最后召开“退赔大会”，组织所谓的“四不清”干部，搞“退赔”兑现。如果退不出现金和粮食等实物者，则采取抬桌子、板凳等家俱，或赶猪羊、捉鸡鸭等家畜、家禽作抵退赔。甚至来一个“扫地出门”，直到搞得他们倾家荡产。结果，弄得所有农村基层干部人人自危，个个都成了“四不清”；社员群众之间也互不信任，矛盾重重；工作队员严重脱离群众，甚至连个住宿和吃饭的地方也找不到，成天只有跟着那些少数几个贫下中农的“根子”转。普遍形成了干部、群众、工作队“三紧张”的严重局面。结果社教运动简直到了无法开展下去的地步。 1965年初，毛泽东主席又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二十三条》。明确指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并且第一次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把“四清”的主要内容明确定为:清财务、清工分、清经济、清政治。又称“大四清”。对于“四不清”干部的退赔问题，又提出根据本人的认识态度和悔改表现，可以实行“减、免、缓”的政策，同时允许他们在工作中“将功补过”，等等。这样一来，就解放了一大批干部，调动了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按照中共中央《二十三条》决定的部署，农村四清工作进一步缩短战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南部县社教工作团放弃太平区，集中力量搞金凤一个区。而我却被重新分配到县委分管宣传的副书记、南下干部晋国强等人一起，去支援与南充县太平区相邻的仪陇县大通区社教工作团。具体被安排到大通场附近的大通公社二大队社教工作组。原地南部县委副书记晋国强担任大队社教工作组组长，另有一位仪陇县的公社党委书记担任大队工作组的副组长。我负责大队工作组办公室。我的主要任务是同工作组组长、副组长一起下生产队调查、整理上报情况和有关材料。大队工作组共有十多人。我同大队工作组的组长、副组长，还有南部县计委的陈碧纯、南隆区委办公室的杜春富等人，集中住在一个生产队的一户姓任的贫农家里。但我们是自已单独成立一个小小的伙食团。其他的十余名工作队员，也采取两三个人集中一起居住，自已单独开伙吃饭的办法。我们白天除了集中学习后，就是分头下队“串连”，发动群众，调查了解情况。晚上分队召开群众会议，学习讨论中央文件精神，揭发、清理大队、生产队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同时，还要帮助安排好当前农业生产。在大通公社二大队期间，由我主笔写的大队会计陈本秀的先进典型事迹材料，后以“大通社教工作队供稿”的署名，在1965年4月24日的《南充报》头版头条，以《社员称他‘红管家’》为主题，文中另加“廉洁奉公”、“百查不烦”、“勤俭办社”、“坚持原则”、“刻苦钻研”等小标题，全文共长一千四百余字的通讯见报。并在报眼的显著位置配了插图。另外还刊用了几篇短搞。 1965年6月，第一期社教工作结束放假。我回到了南部县，并且按规定回家休假，以后接着又开始参加从1965年八月开始进行第二期社教。这次我被分在了太平公社工作队的办公室，而工作队的队长竟是那位我刚调到县委办公室时，在电话上顶过嘴的县委G副书记。你说，这件事巧也不巧呢！　　　　　　不过还好，他安排我仍然在办公室负责收集整理运动进展情况，或是召开干部大会时的材料等工作。并且经常跟着他，或者同副队长、县人武部科长曾道龙等一起下乡检查工作。而G副书记（现在是工作队长）和我一样，好像早已都把去年说电话时发生的那件不愉快的事给忘掉了，从未提起过什么有关的话题。在南充县太平公社搞社教工作期间，我仍然坚持，只要有题材时，就向报社投稿。在8月23日的《四川日报》二版重要位置，发表了南充县太平公社《表扬立功计划执行得好的干部》，长约800字的新闻稿。另外还在《公社社员报》和《南充报》发表了几篇短稿。第二期太平公社的社教工作于1966年春节前结束。工作队员照例放假回家休息。春节后，我继续参加到广安县的第三期社教。这次我被分配到了广安县靠近华蓥山和渠江边的南部县社教工作团石笋区所在地的石笋公社工作队。这次换了新提拔的县委副书记刘国兴担任队长、县公安局长李德担任副队长。我仍然分在工作队办公室负责搞材料。直至五月底社教工作快要结束时，因为机关干部搞轮换，我便接到通知提前回县委宣传部工作。由原留县委宣传部工作的人前往社教工作队顶替工作。在参加社教工作这近两年的时间里，只有每期结束时才有时间休假回家。其余时间，任何人不得中途请假离队。所以，我们结婚后的几年时间里，到有第一个孩子女儿时，我除了在南部城关民办中小学负责和在县委办公室的那段时间外，有近两年的时间一直在远离家乡的南充与广安搞社教。由于父亲在前几年已经去世，大妹也结婚迁出，其余三个弟妹都在上学读书。母亲和妻子雪清当时便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他们在生产和生活的辛苦程是可想而知。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 第五十二回　　参加社教先遣队　　新闻报道震南充　 1964年秋，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十条决定。又称“四清运动”。　　　　　　　　　《决定》提出，要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由各县从各单位抽调大批干部统一组成“农村四清工作团”，然后由地委统一指挥安排，将全地区十二县市的“工作团”，全部集中到当时的南充县“打歼灭战”。当年九月，中共南部县委首先集中了县级机关各部门和各区乡的的领导干部集中学习中央《决定》，“下楼洗澡”，弄清楚自已有无“多吃多占、腐化堕落、贪污盗窃”等“四不清”的问题。然后才能 “轻装上阵，团结对敌” 批准参加四清工作团。凡是在集中学习中揭发出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一时还未弄清的干部，都一律不能当“四清”工作干部。所以，在当时凡是能抽调当“四清”干部的人，都认为是很光荣的事。同时，为了充实干部队伍，还从农村的高、初中毕业生中选拔了一批积极分子参加四清工作团。十月初开始，县上一方面集中县区机关单位干部“下楼洗澡”，抽调培训从各单位和区乡抽来的大批四清干部，另一方面又从县级部门抽调了少量干部组成“农村四清先遣工作队”，提前到南充县的太平、金凤两个区，帮助区乡干部搞好秋收、秋种工作，掌握干部群众思想动态。由于我是新近调到县委机关工作的，所以在机关干部集中学习，“下楼洗澡”期间，我被抽调参加了“先遣工作队”，分到了南充县的太平区太平公社。那一年的气侯确实有点反常。国庆节刚过，就遇上下躏雨，气温一下子降到了十度以下。大家都穿上了冬天的棉衣棉裤。我们来到南充县的太平公社后，这绵绵秋雨还是下个不停，一直断断续续地下了二十多天。到村社的田间小路全都变成了泥泞。只有穿上胶长统胶靴，才能出门走路。好在我这时还是刚满二十六岁的年轻小伙子。加上近两年农村生产形势的好转，不但肚子能够吃饱，也比前些年吃得好些，身体也没有什么病痛。所以，在当先遣队员的大约一个多月的日子里，不管天上的雨怎么下个不停，地上的小路是如何地难走，我都照样天天穿着长统胶靴，下到大队、生产队捡查生产，调查了解干部、群众对即将开展的四清工作的看法，等等。同时捕捉、采访到了好几起符合当时政策要求的新闻材料。我把它们及时写成稿件，很快便在《四川日报》和《南充报》头版和重要位置上刊登出来了。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地反响。 1964年11月21日，《南充报》三版刊登了我以农村社员名义代笔写的《市曲剧团应纠正资本主义经营作风》的稿件。反映南充市曲剧团在南充县太平区下乡演出期间，不顾农村大忙季节和当地党委、政府意见，坚持要在白天挂牌演戏，造成不少农民丢下集体生产赶场看戏，影响了生产的问题。同时配发了《编者按》语。不久还在《南充报》上刊登了市曲剧团《感谢读者的批评》的稿件。特别是刊登在《四川日报》1964年11月20日二版头条的农村新闻稿：《注意照顾缺猪饲料的贫下中农》，以及《四川日报》12月14日头版二条的新闻：《供销社送货下乡，社员群众欢迎；转坝子不上高山，贫下中农批评》（由我署名“代笔”形式的“群众来信”）在《四川日报》刊登后，《南充报》也接着先后刊登出来。特别是“送货下乡”一稿，12月17日《南充报》又在二版头条刊登后，并同时发了一百六十多字的“编报人说”的言论。12月底南充县供销社向报社编辑部写的“检讨信”：《接受贫下中农批评，改进（坚持）送货下乡》，也先后在《四川日报》和《南充报》上公开发表，进一步在全省扩大了影响，对服务行业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工作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第五十一回　　坚持写稿终见报　　宣传部门当通干　　 1964年5月12日，中共四川省委的机关报《四川日报》第三版头条综合新闻：“我省各地机关团体开展大唱革命歌曲的活动，《活跃革命文化生活促进人的革命化》，五一前后，许多城镇举办群众性的革命歌曲演唱大会”一稿中，第一次选用了我在县委办公室值班期间，利用收集和掌握的县委机关单位，在五一节前开展大唱革命歌曲活动情况，向川报投稿的内容。 “南部县级机关‘五一’革命歌曲演唱会举行以前，县委、县人委领导同志利用业余时间和同志们一起练唱；县商业局原没人教唱，这次由局长亲自组织、选派积极分子到外单位去学了回来教，很快就掀起了唱革命歌曲的热潮。” “南部县各级机关干部互教互学，大唱革命歌曲，使业余生活出现了新的面貌；而且这一活动现已扩及附城的工厂、公社和城区居民，他们也积极参加了唱革命歌曲的热潮。” 这次被《四川日报》综合新闻选用的虽然只有150多字，并未单独署名，但它却给了我练习新闻写作的极大鼓午，而且从此影响了我在一生中与新闻报导和写作结下了不解之缘。自此以后，我对新闻写作的激情有如嘉陵江之水，日夜奔流不上，勇往直前。直至30多年后退休时，抵达“大海”，方才止息。说起写作，好像这本来并不是我的爱好，也不是我原来的特长。在我读初中的时侯，曾经喜欢过画画和唱歌。但是后来却没有得到发挥的机会。当时，为了想同班上的女同学们唱一样高的音，结果使我吼破了嗓子，留下了个一辈子的“沙喉咙”，再也与唱歌无缘。要说其他学科的学习情况，语文、数学、物理、化学似乎都差不多，没有什么好冒尖的。但是也没有什么最差的学科。但凡遇到教师上作文课，或考试做作文题时，感觉好像是最难熬的事。要讲性格，我最初还有些内向。在课堂上回答老师的问题时，有时还有些紧张，甚至脸上发烧，身上流汗，十分腼腆。毕业时到小学实习，开始给学生讲课时，那一关过得确实有些不容易。参加工作后，在教师集体学习时，虽然下了最大决心不落人后，鼓起最大勇气带头发言，但内心确实仍然十分紧张，说起话来有些词不达意。几分钟的发言结束后，往往是浑身汗水长流，头上直冒热气。从学校来到机关后，看别人写材料如同家常便饭，不但经常要做，而且非做好不可。这可能是我从学校调入机关后碰到的最大的难题。但是，面对困难和难题，我从未想过要退缩。这次的自我感觉也一样。我想，这很可能是从我的父母亲，甚至是从祖辈那里遗传，或者说是再加上自已过去从困难的实践中亲身感受得来的的宝贵财富吧！所以，面对困难我首先想到的是：“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好在当时县委办公室的几个老同志，对我这个什么都不懂的新手十分热情。在他们每次下乡捡查或调研回来写材料时，总是推选一人执笔。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先扯出一个汇报提纲来。然后共同思考，将调查得来的素材提炼上升成为一个总的概念。再选用最典型的事例，去说明自已或大家要表达的观点。通过集思广益，最后按照党的政策、方针，或是上级领导讲话指示精神，提出一些具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或具体措施、具体要求等等。在我后来跟老同志们一起下乡捡查生产，或是搞专题调查时，则注意跟他们学习掌握调查重点问题，选择不同调查对象，抓住调查问题的实质，弄清发生问题的典型事例、或典型人物的来龙去脉。坚持“打破沙锅问到底”和“穷追不舍”精神，避免一般人在总结汇报时出现“一问三不知”的现象。同时，学习他们“勤观查、勤思考、勤动手”的良好习惯，随时随地都要认真仔细地作好调查笔记，尽量把每一个人名、事例和数据记准确。不管它在当时你觉得它对你可能是有用，还是没有用，我都把它们写成一笔“流水帐”，基本上是一个不漏。并且在工作任务完成后，及时选取典型事实，写成简明新闻稿件，及时邮寄给省地报纸或广播电台编辑部。就这样，我在短短两三个月时间里，便很快溶入了县委办公室这个新的群体中，逐渐熟悉了机关部门办公室的工作。在向报纸、电台采访写作稿件的过程中，不但自已得到了学习锻炼和提高，也同时享受到了无穷的快乐，得到了大家的赞赏。特别是在自已动手或执笔写成的材料，送给主管人员，或分管领导点头过关；或是写给报纸的稿件被采用见报，或听到被电台广播时，当时得到的快乐和鼓舞，是别人很难体会到的。也正是我的这种坚持不懈地努力和苦苦地追求，在先后向当时的南充地委的机关报《南充报》连续投寄了十多篇长短稿件后，终于在1964年6月27日的《南充报》二版一个很不显眼的位置，第一次用“杨自才”三个字署名，刊登了标题为《书记带头管好桑苗》，全文刚好一百字的短新闻。谁能想到，很可能就是这个100字的短新闻，也可能还要加上《四川日报》“五一”劳动节前，开展歌咏比赛的那篇未署名的“综合新闻”中报道的南部的活动情况，以及其他别的什么原因，不久便把我从县委办公室调到了县委宣传部作通迅干事。也就是主要负责搞通讯报道和宣传工作。在当时，对于我这样一个仅仅只练习了几个月的写作的人，竟要我去县委宣传部门负责搞什么通讯报道工作，这不是硬要逼着牯牛下儿吗？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第五十回　　县委书记字难认　　领导名字弄不清　我初到县委办公室遇到的另外一些难题，现在听起来是很难让人相信的事。第一个难题是，当时的县委书记齐仕勋在批改材料上写的文字，我却认不出来是什么意思。原来齐仕勋是出生在北方普通农民家庭。他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队伍，1949年随军南下解放大西南。他是继马号天之后的中共南部县委第二任县委书记。他原本从未进过学校，一字不识，只是在革命队伍里自学了一点文化。他虽然已经当了多年的县委书记，从工作的实践中也学会了更多的汉字，但是仍然不能满足工作的需要。因此，他便自已“发明创造了”很多似字非字的代用符号。所以，他写的文字，有时除了他自已以外，在办公室原来的老同志中，只有过去给他当过多年通讯员的杨光直，才能比较容易地读懂那些符号。所以，每当遇到叫我抄写经过齐书记批改过的材料时，总是要找“翻释”，才能读懂他写的符号的意思。你会相信有这种事吗？在现代社会里，当然不会有这种事了。另一个是在接电话时，碰上县委领导打来的电话，却不知道他是谁，结果弄得双方都很尴尬。大约是在我到县委办公室不久的一天上午九点左右，其他人员都下乡走了。我一人值班时，电话响了。我像往常一样拿起电话话筒问道：“喂！你是哪里？”电话那头回答：“我是楠木区。”我再问道：“你是哪个？”对方有点生气地反问道：“我是GYC！你是哪个？”我回答说：“我叫杨自才！你有什么事？”对方听我还未从电话里的声音中辨认出他的身份，便质问道：“你是干甚么的？”我老实地回答他说：“我是县委办公室值班的。”对方进一步追问道：“你是从哪里来的？”我回答他说：“我是最近从学校调来的。” 对方在电话中盛气凌人的、步步紧逼的问话，使我当时感到有点难以忍受。我按捺不住自已有些激动的情绪，于是在电话里解释说：“你这个同志！我问人不相欺嘛，你干吗发火生那么大的气？”但是，僵局并未打破。对方没有答话，并显然是很生气地放下了电话。我也对此实在感到有些冤气难消。第二天，当我把同楠木区那位同志说电话生气的事，告诉办公室的另一位同志时，他竟说出了一句使我大吃一惊的话来。原来，“GYC就是县委G副书记！” 我调到县委办公室后，听大家说过：“县委有个G书记”。但是却还未弄清楚他的名字叫什么。但我当时仍然认为：“既然你是县委副书记，我又确实不认识。在电话里问你个名字有啥子关系？你为啥要发火生气呢？”幸好，G副书记当时是县委安排负责带领一个工作组，在楠木区蹲点调查，很长时间都没有回县上来。也无其他领导同志清问过我这件事。时间一长，我也就淡忘了。后来再同G副书记见面时，谁也未再提起过这件使人感到不愉快的事了。不过，事情往往就是有那么多的巧合！这次没有见面的“冲突”，也可能就是一个不好的兆头！在事过几年，十几年之后，我竟同这位G副书记成了“冤家对头”。在我后来的人生中引发出了很多新的故事来。>>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第四十九回　　调入县委办公室　　机关值班守电话　 1964年3月，正当我在民办中学的工作感到比较顺利的时侯，城关镇小学党支部书记、二小校长张才伦同志找我谈话说：“县委组织部通知，要调你去县委机关工作。”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我既感到意外，又感到兴奋。　　在那个时代，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一个入党不久的青年，脑子里面装的全是“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做党的驯服工具”，“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等无产阶级的思想和组织观念。只要是党组织的决定，不管它与你自已的兴趣和爱好是否相符，或者是你自已感到能否胜任，都要无条件地坚决执行,丝毫不能犹豫。我得到通知后，就是抱着这种心态告别学校师生，到县委组织部报到的。后来同大桥中学调来的杨兴普一起，同时被安排到了县委办公室。他是我1962年上年调城关一小工作期间，一小女教师杜明兰与他结婚时就认识的熟人。从学校到机关，我感到来到了一个我完全陌生的环境，要做的是完全陌生的工作。我虽然参加工作时就分配在与县委机关仅有一墙之隔的原城关二小（现县人武部及后院），但平时只从县委、县人委的大门口经过，很少进县委机关里面去过。那时，从面临文庙街口的原“衙门口儿”（旧时县府的大门）进去，两边都是原有的穿逗式瓦房。只有正前方50米处左右两幢都是一楼一底的县人委和县委大楼，才是解放后拆了过去的“大堂”等旧房后新建的。那两幢大楼的后面，则仍然分别是过去用作“二堂”（现在的职工宿舍楼区）和“大牢”（现在的公安局区）等处的老房子。那时的县委机关部门比较精简，人员不太多。当时除了县委组织部在各区有一个组织员人数较多而外，县委办公室，宣传部、农工部、财贸部、统战部等部门，加上部长、主任在内也分别只有六、七个人。当时的中共南部县委办公室就设在靠西一侧那幢座北朝南的大楼的二楼上。此外，这二楼上还住着当时的县委书记齐仕勋和县委副书记张振忠、张云梯，以及县委办公室主任等人。县委大楼的一楼，当时除了在靠西的一头安排晋国强、敬英才、梁德等另外三个县委副书记，每人一间约20平方米的住房外，在一楼东头则是县委宣传部和共青团县委的办公室，以及部份干部两人合住一个单间的住房。我后来被安排同宣传部的姚仕荣两人同住一间、一楼靠北的兰球场边的一间屋子。当时，原县委办公室的主任正说要上调省委办公厅。此外，还有唐克柱（后任县委办公室主任、南充日报社党委书记）、陈德静（后任省水电厅厅长）、杨光直（后任县人大常委副主任）、周先治（后任县委办公室主任）、陈德猛（后任县税务局长）、彭德明（后任县财政局长）、黎万富（后任县民政局收容站长）等人在县委办公室工作。他们都以非常热情的态度欢迎我们新同志的到来。由于其他人当时都分别安排跟着县委领导下乡，或是组织下乡捡查生产，所以开始时便临时安排我在县委办公室值班守电话。我每天早上总是提早起床，七点钟就进食堂吃饭。早饭后，又提前在七点半钟进入办公室，把原来从未使用过的布拖把在水中打湿后，把设在二楼的三间县委办公室的木地板，擦洗的干干净净。然后用抹布把摆在屋里的六、七张办公桌和所有的门窗全部擦一遍。最后，再把屋里的痰盂拿到厕所里面冲洗干净后放回原处。这一切，都必须赶在八点上班以前做完。好在我当时人很年轻，又身强力壮，每天只要提前半个小时上班，八点以前完全可以做好。所以，这件事虽然感到陌生，但做起来到也并不感到很难。八点准时上班以后，值班人员的主要任务就是守电话，并且作好记录。除了县委办公室和组织部分别安装了两部电话外，其他部门一般只有一个办公室，一部电话，连正副部长在内的五至六名干部。最多的电话是从地委机关办公室人员用口头发来的电报通知；也有从县级各机关部门，或从区乡打来的电话请示汇报。特别是从地委发来的电报通知，必须用电报簿一字不漏地全部记录下来，然后交县委办公室的秘书或主任转交县委领导看。打电话和接电话这件现在看来非常简单的事，当时对刚进机关的我来说，则是一项全新的“艰巨”任务。因为那不是现代的自动拨号电话，而是一手拿着耳机和话筒听着，一手用比较原始的手摇发电机先发电，打通电信局的值班员；再等着由电信局值班的话务员，给你接通要找的人的单位的电话，然后才能通话。使我感到困难的是用电话收电报。特别是在开始的时侯，一听要收电报，那心情就紧张起来。既要忙着拿电报记录薄，同时又要忙着打开钢笔套，真还有点手忙脚乱。最难的是边听边用钢笔记录。当我用笔记下来前面几句话的时侯，那电话里边接着说的后面几句话，自已却记不起来了。可是那电报往往不是给你一个人发的，而是同时向地区十二个县、市一齐发出的。如果你跟不上发报人的速度记录，那就会越挪越多。越是着急，就越是挪的越多。而一般情况下，在办公室的就只有你一人。你说能不着急吗？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四十八回　　我去民中搞辅导　　关心教师面貌新　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末的“大跃进”的高潮中，南部县也在炮台山下修建了一所中等师范学校，主要招收南部、仪陇两县考生。但是，由于正赶上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生活困难时期，所以到1960年秋季后便停办了。当时的南部县城关原来在新后街有一所城关民办小学。新建的南部师范停办后，县上决定把空着的校舍交给当时的城关镇，扩大办成一所民办中小学，以解决部份无业人员就业和学生上学的问题。除原有在新后街的小学班继续开办之外，另在原师范校址新开了小学四、五、六年级和初中班。主要招收城关和城郊附近的学生，共三百余人。为了加强党对城关民办中小学的领导，县文教局专门派出一名干部到城关民办中小学担任校长。另外在民办教师中选任了陈德悦任教导主任。但是效果并不理想。于是，县文教局调走了指派的校长，把具体的管理工作交给了城关镇和两个小学的联合党支部。并具体决定派我去那里担任“辅导工作”。实际上是要我去全面负责城关民办中小学师生的思想政治和行政业务领导工作。只是在名义上我仍然作为教导主任，而不像以前那样叫“校长”而已。我到民办中学上班时，原在那里担任校长的吴从金已离开学校回文教局去了。他当时并未向我办什么情况交接。我只有诚恳地首先向原在那里工作的教师们请教。原来由城关镇任命的教导主任陈德悦，是南部中学解放后的高材生。我在南部中学读初中时，他比我高一个班级。在我担任学校当时少先队的副大队长时，他担任少先队大队长。他十分坦诚地告诉了我当时学校教师的一些具体情况。我再通过一段时间的具体接触和了解，很快就基本上掌握了民办中小学过去的情况和在在的问题。原来，民办学校的教师全部是从城关镇的闲散无业人员中招聘来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具有高中或大专学历，而且具有比较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工作能力。他们中如刘越和樊越等这样的人，过去本来就是南部中学有名望的语文和数学教师。只是他们在前些年的政治运动中被打成了所谓的“右派分子”或“消毒分子”，因而被开除公职，没有了饭吃。后来都被安排到了民办中学担任教师。还有一部份人，他们过去是南部中学高中毕业的高材生，主要因为家庭成份是地主、资本家或工商业兼地主出身；或是家里的直系亲属去了台湾，是所谓的“台属”；或是家里有人在香港，等等“政治条件不合格”，而没有上成大学。但是已经在民办学校工作了几年，有较好的工作成绩。总之，这些教师都有各种各样的，有的甚至是很沉重的“政治包袱”。他们消极地吸取过去的历史教训，在党委、政府派来的领导干部面前，唯唯诺诺，规规矩矩。说话做事小心谨慎。自已生怕再犯什么事，又丢掉了现在这个虽然不怎么样好，但是确也来之不易的饭碗。由于学校在学生中片面强调进行所谓“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教育，因而使他们这些人在部份学生中也受到政治上的歧视，上课时不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不遵守课堂纪律。严重伤害了这些教师的尊严和教学积极性。因此，他们在上课教学时，也是只顾讲课，不敢管人，讲完课了事。同时，他们中的一部份人，也存在着自视清高的坏毛病，不甘示弱。他们在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上则又互相排斥和看不起别人，影响了相互之间的关系。在部份成绩优秀的初中学生中，不少人也是因为家庭出身成份的政治条件问题，没有考上南部中学，因而到了民办中学读书的。由于当时学校片面地进行所谓“又红又专”，反对走“白专道路”的教育，致使他们怕别人说自已“又白又专”，也不敢大胆认真读书。从而也影响了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再是学校教师的生活条件很差。教师伙食团长期管理不善，大家都在放学后回到自已家里吃饭，或自已烧小锅煮饭，极为不便。通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和接触之后，我对学校和教职员工各方面的情况，基本上做到了心中有数。我决定从二小搬到了民办中学山上住宿。并首先亲自动手帮助解决学校伙食团的问题。通过整顿内务，具体落实了炊事管理人员，使大家能够吃到比较好的饭菜。然后动员大家都在学校吃饭，让大家首先吃饱了肚子，保证了教师的休息和办公时间，然后才能安心工作。以后又经常个别听取他们的意见，关心他们工作中出现的困难问题，帮助他们消除思想上的疑虑，逐步建立起了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共同求得民办学校发展的信心。 1963年3月5日，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后，我又及时抓住有利时机，向全体教职工和学生正确宣传讲解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教育学生正确对待家庭出身和自已前途命运的问题，建立正确的师生关系和明确的学习目标；帮助有“政治包袱”的教师维持课堂秩序，肯定他们的教学工作，树立他们的工作信心和在学生中的个人威信；经常主动征求学校原来的负责人对学校工作的意见，注意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并且配合一道工作；等等。从而逐步改善了学校的领导管理和教学工作，建立起了正常的教学秩序，调动了原有学校领导，以及教师和学生等几个方面的积极性，形成了一个教师认真教，学生认真学的良好风气。终于使学校工作逐步走出了过去几年中出现的困难境地。由于学校教学秩序和学生思想素质大大好转，学生考试成绩大幅上升，入学人数不断增加，学生家长和党政领导赞声不绝于耳。1963级的初中应届毕业生升学率大大提高。在1964年秋季初中毕业生考高中的升学考试中，升学率甚至超过了南部中学，据说名列全县第一。创造了民办学校的奇迹。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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