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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四十七回　　婚事简办少请客　　父病严重走年底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自古以来，结婚是每个人终身最大的喜事。一般结婚时很少有不请客的。特别是在农村，不管是穷人还是发财人，凡是完男嫁女者，一般都要请几十席客人。其目的，一是图个热闹和喜庆；二是通过请客收礼，回收一部份过去给人送出去的礼金，为婚礼筹集资金和偿还一部份债务。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互助互借的经济往来的重要形式；三是间接给对方亲友，以及社会上的人们显示男女双方的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如果不请客，或请的客人很少，往往会被对方或社会上的人看不起，等等。所以，在农村一般除了后婚，即男子再婚，或女子再嫁，有时不请客，或少请客以外，一般结婚的都要请上几十席或上百席客的。从我知事时起，我们家里每年秋冬大约都要被人邀请参加吃一、二十起喜酒。但是，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大跃进”开始办“公共食堂”以后，由于所有的粮食全部归大队、生产队统一管理。并且，一律取消了农民的小锅小灶，没有了宴请客人的条件。再加上，天灾人祸闹得大家自已肚子都吃不饱，既很少有人结婚，更没有人请客了。　自从1960年底解散“公共食堂”以来，农村人民公社又实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农业生产逐渐好转起来。农民还有了少量的自留地，可以用来栽种蔬菜和粮食。并且重新养起了少量的鸡、鸭、兔等家禽、家畜，生活条件也逐渐有了改善。但是，总体看起来，农村的生活条件还是很困难的。所以，凡逢婚丧嫁娶之事，还是很少有人请客办酒席的。因此，我们在县城办理结婚登记之后，与父母商定仍然在乡下农村办理婚礼的事。由于当时是在生活严重困难的特殊年代结婚，所以这婚礼的程序，比较过去的年代来，也就有了很大的“改革”。一是不请客收礼。因为根本就请不起客人，所以也就无从收什么礼了。至于过去长辈们给别人送出去的好多的礼，也就只好作罢了。二是不坐花轿。因为前些年说，“凡是坐轿子、滑杆的人，都是在剥削别人的劳动力。”过去的轿子大都被砸烂，轿夫们也都改行了。所以，我们决定新郎倌儿和新媳妇儿都同参加“行礼”的人一起走路。同时，把这里过去的“拜堂成亲”后，新郎同新娘一起“回门”去岳家，改为由新郎头天同大家一道去女方家里迎亲。第二天早上起来，同新娘一道回男方家里。只是等新人快到家门时，点燃一挂火炮，表示男家对新娘和女家送亲客人的欢迎；新人进屋之后，既没有像过去那样“拜堂”，也没有像现在这样举行正式的“典礼”，更没有闹什么洞房。只是大家一起吃一顿饭，便算完成了结婚的全部过程。这次结婚，虽然连本队的亲房都没有请，但是主要亲戚和“行礼”抬木床、木柜和衣被、箱子等陪奁嫁妆的人，总共也有二十余人。先后坐了三席。那上席的菜淆虽然远不能同现在的婚宴相比，但是在父母亲的苦心安排下，除了买回几斤凭证供应的猪肉外，还有父亲养的兔子肉，再加上用白菜、萝卜、红苕、粉条、糯米、凉粉和白糖、菜油等等，当时能找到的材料，倒也做出了“十大碗”。并喝了当时难买到的白酒。这也算是不错的了。我想，这可能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简扑、最节约，当然不是什么时尚的结婚场面了。　　按照农村一般人的说法，我们结婚办喜事，本来可以为生病的父亲“冲喜”，冲掉他的病气，帮助他恢复健康的。当我们结婚之后，家里又多了一把劳动的好手，屋里屋外的事也比过去顺当多了。但是，父亲的的身体却没有因此而好转。因为父亲的支气管炎，可能已经发展成了肺气肿。记得父亲曾对我说过：“走路进城时,脚杆没劲，又气喘得恼火，从家里到南部县城的十来里路，走一会儿就歇，歇一会儿又走。花了半天，才走拢。”所以，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想往城里走了。这老年气喘病本来就不好治，就是到了现代医药条件十分发达的条件下，也没有什么最好的特效药可治。再加上那时医药条件很差，营养条件就更差，所以使父亲年仅五十岁的身体逐渐走向了衰老的边缘。当年秋季开学时，我又从城关一小调回到城关二小。但是，学校党支部这次不是要我分管二小的具体工作，而是提出要我去城关民办中小学做“行政辅导工作”。在此以前，是由县文教局直接派了一名姓吴的文教干部去那里担任校长。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将吴调回了县文教局之后，现在却要派我这个副教导主任去当“辅导”。由于我当时思想并未想通，一是怕自已单独一人去那里把工作搞不起来；二是怕今后把我的工作编制定到了城关民办学校，所以一直住在二小，只是每天爬到位于炮台山山腰的民办中学去上班。父亲的哮喘病越来越严重，身体也是越来越差了。听母亲说，他很想进城到饭馆里面买一份肉吃，但是已经走不动那么远的路了。我把单位很难分配供应到的一个猪肉罐头拿回去交给他。他总是一直把它放在自已的枕头边，每次只吃一点点儿。药物对他的支气管炎和哮喘病已经无能为力了。　秋末冬初的一天上午，城关二小办公室打电话通知我说：“家里来电话说，你父亲病得很恼火。叫赶快回家去看看。”当天中午，当我从县城赶回金兴乡下家里的时侯，只见父亲睡在过路屋里的那张小木床上，已经昏迷不醒，不能说话了。只是还可以听到他在呼吸时，因为口痰阻塞在喉咙中发出的微弱的“吼痰”的声音。母亲当着我的面哽咽地对不省人事的父亲说：“娃儿们都回来齐了。你要走就早些走吧，心里不要紧欠着他们！”说着，大家都鼻子发酸，泪水直在两个眼睛中打转，再也说不出其他的什么话来了。只是坐在屋里静静地守候着父亲，等待他的生命中最后一刻时间的到来。大约到了下午一点左右，父亲终于停止了呼吸，走完了他本来不该这么短暂的五十个年头的人生旅程。父亲去世后，按照他生前的意愿，把他的棺木同祖父的坟墓葬在一起，垒成一座合作坟。我作为长子，按照农村的习俗，请了阴阳先生，看了出殡下葬的日子，为父亲“端灵”带孝。并请来了主要的亲戚，一起送葬。过后几天，母亲还为他准备了“回阳”时的酒饭，希望能从屋里筛在地上的草木灰上，看到他回来时留下的脚印。但是，我们的期待落空了，因为终究没有再看到什么。只是后来多年中，我在梦里说不清梦见过父亲有多少回了。父亲的过早去世，使一家老小的生活重担完全压在了母亲，以及...>>阅读全文

　　父母亲要为我择婚的事，传到了邻居一个堂兄嫂那里。于是，他们夫妻俩便热情地作起媒人来。　　他们介绍的是堂嫂在盘龙公社九大队嘉陵江边娘家堂兄嫂年近十九的么女儿，名叫雪清。家庭是贫下中农成份。虽然只念过几年小学，但是人很聪明，做得一手好针线活。不但劳动好，还喜欢唱山歌。当母亲进城把这些情况告诉我后，正迎合了当时心中对初恋失败的情绪，同意由他们选择一个星期天，把人带到乡下家里见面看人。　　在见面那天，我感觉虽然女方个儿不是很高，皮肤也不算怎么白哲，但身体结实健康，看起来聪明伶俐，手脚也十分勤快，这正是我家里当时需要的好帮手。　　也可能是缘分所在，我们双方当时虽然没有单独在一起说过什么话，但是彼此在心里都喜欢上了对方。父母亲也很高兴。　　　　　　　　　　　　　此后，我在初春的一个星期天，在同一小的老师们一起去盘龙场春游玩耍转来时，又临时决定独自一人沿江而上，空着双手找到了女方家里，见到了丈母娘和她在家的儿女们。　　岳母李氏，当时虽然巳经年过六旬，但从她那白蜇的皮肤，匀称的身材，以及热情和达的说话里，隐约可以看出她的聪明贤惠和心地善良，乃至在年轻时的风采。在那个连续遭受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和生活极端困难之后，刚刚开始好转的条件下，她专门为我做出的一份儿“水煮肉”，是我从未见过和吃过的美食,就是至今也不觉得有什么逊色，足见她是一个心灵手巧之人。后来听妻舅说，岳母的娘家生父名叫李云亭，艺人出身，原是南部当地乡间川剧戏班一个有名的领班。到这时我才弄明白，难怪我总觉得，在她身上有一股别人少有的灵气。　　岳父名叫王洪发，前几年已经因病过世。他生前曾做过多年为人弹棉花、做棉絮的手艺。国家实行棉布、棉花定量计划分配供应后，他便改同家人一起抽空磨豆腐、做豆腐干赶场上街做买卖。他们共生有四女、三子。前面四个子女都已结婚生子。长子昌和，曾经外出当过铁路工人，时任生产队长；次子昌德，外出当森工人。还有三女德清（小时生病误药成耳聋）、么女雪清待字闺中；么儿昌富年少，小学毕业后在家劳动。　　他们一家三户，虽然都挤住着土墙茅屋里，但是自古以来，大家都说：“大瓦房儿空腔腔！茅草房儿旮旮香！”他们这些住在嘉陵江边的陡峭山垭，地广人稀、山高皇帝远的地方的农民，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倒也比交通方便的县城、场镇和大公路沿线的农民，享受到了更多的生产和生活的自由。虽然当时已是农村的春荒月份，但是可以看出，这里的农家既不缺口粮，也不愁烧柴。有这种生活条件的地方，在当时是很多人都羡暮的事情。更何况，这山旮旮里还有一个我心里喜欢的“么妹儿”！　　后来，妻长兄又和“么妹”一路，上我家和学校来过几次，便商定了婚事。当年的四月二十日，即阴历三月十六日（碰巧是她的生日），我们两人一起到当时位于正街的城关镇办公室，当面分别亲口肯定回答了办公室人员提出的：“你们是否愿意结婚” 问话之后，正式办理了结婚登记证书。并按规定，凭结婚证书到糖酒公司优先购买了烟、酒、糖。接着开始筹办在五一劳动节前，在乡下家里正式结婚。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农村最热闹的场面除了春节过年，就是完男嫁女“会客”办酒席了。　　每逢秋收秋种以后，我家阶檐靠饭卓的墙壁上，总是贴满了“为子完婚”或“为女出阁”的红红绿绿的请帖。按照当时当地农村的风俗习惯，一般人家的婚礼都要安排两天。　　第一天为“支客”。双方都要开始宴请客人和亲友。男方主要是准备安排好四个人抬的大花轿、吹鼓手，以及抬陪奁嫁妆等帮忙“行礼”的人。当天中午“会客”后，由“押礼先生”负责带队，带着“礼租钱”，背上装着“香腊、纸烛、鞭炮”的“香腊背篼”，吹吹打打地抬着花轿，以及装着烟、酒、糖、刀刀菜（肉）和喷红的特大“礼馍馍” 的“抬盒”，同媒人一起到女方家里去接亲。女方则要准备好陪奁嫁妆，中午“会客”后，准备迎接男方来接亲。　　男方“行礼”接亲的人，一路吹吹打打热热闹闹地到达女方家里后，当天晚上，负责背“香腊背篼”的“押礼先生”，要同媒人一起，同女方协商陪奁嫁妆的数量和交付“礼租钱”；女方则要请陪客，陪伴即将出阁的女儿一起“哭嫁”。除了要哭诉和表达感激父母的养育之恩，以及兄弟、姊妹、叔伯、婶娘、三亲、六戚的血脉胞波之情，还要“骂嫁”。主要是骂男方来的“押礼先生”和媒人。有的要哭骂通宵达旦，直到把那个新娘直哭得嗓子发哑，眼睛红肿得像桃子似的，方才罢休。　　第二天为正酒。女方一早发亲时，出阁的新娘一般是要继续哭着，由娘家的亲兄弟或者同辈的叔伯兄弟背着上花轿。并安排亲兄妹或亲友当“送亲客”。之后，即开席宴请客人。并准备中午迎接“回门”来的女儿和女婿。男方则要等待接亲的队伍把花轿和陪奁嫁妆抬进门。　　抬着新媳妇儿的大花轿到了男方家的院坝边时，轿夫们一般都要用撑杆支撑着花轿，等待同男方“熬下轿礼”。男方负责当“支客师”的人，则首先要把事先准备好的“五谷”撒向花轿，叫做“回车马”。意思是要把女方跟着接亲的队伍前来送亲的女方已故亲人的“阴魂和车马”打回去。接着就要具体负责给轿夫们“讲下轿礼”。支客师添一点钱，轿夫们就把花轿往前抬两步；再添一点钱，就再往前抬两步；轿夫们一直熬到比较满意的礼钱数才肯将花轿放在地上，让新娘下轿。叫做“熬下轿礼”。　　那时的新媳妇儿，一般都时兴在头上戴着从戏班租来的凤冠，再搭着大红绸子做的盖头?F，肩上披着霞披，叫做“凤冠霞披”。身上穿着大红大紫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喜庆服饰。根本不同于现代城市人追求的西方式的一般是白色的婚纱礼服。而在中国人的传统习俗里，白色和黑色一般都是用来表现悲伤的场面和气氛的。　　新媳妇儿出轿时，一般都要随着把事先准备好的大包瓜籽、花生和糖果一齐撒在地上，让拥挤着争看新媳妇儿的大人、娃儿们去抡。传说在新媳妇儿出轿时让她用手指擵过的小儿牙齿，将来就不会长“抱牙齿”或“虫吃牙”。所以，我在儿时，就曾经让大人推到刚下轿的新媳妇儿面前，让她摸过一回牙齿。还传说，当新媳妇儿下轿和进屋拜堂时，新郎倌儿家里的父母�...>>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四十五回　　初恋失败调一小父母为我择婚忙　　 “早栽秧早打谷，早养儿子早享福”。这是旧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封建习俗。记得还是在我只有十余岁的时侯，就曾经有人上门来给我说“长干女”的亲事。听说那个女子比我大好几岁。我当时对此非常反感。后来婆婆和父母亲也以“娃儿还小”为由拒绝了。解放后，国家制定了新的《婚姻法》，提倡婚姻自由，禁止早婚。从此，也再无媒人提早上门说亲了。在阆中师范学校读书期间，虽然有不少未结婚的女同学，但是按规定在校生是不能讲恋爱的。我当时一心一意在认真求学读书，也从未考虑过要在同学中找女朋友的事。毕业后参加南部县城关二小工作，又恰好碰上了“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和紧张繁忙的教学工作，加之不久又得了水肿病，身体虚弱得连走路都很困难，所以根本上连想都未想要耍女朋友的事。到了1961年，我的生活和身体情况都逐渐好转了以后，在学校一些老师的鼓动下，才萌发了找女朋友的打算。在当时，城关一、二两个小学，在社会上被称为县委、政府机关领导干部的“桂花园”。学校里面的女教师，大多数都是已婚的干部家属了。少数几个未婚女子，与我也无缘。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打听到了一位在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了边远山区小学教书的女同学的地址，此后一段时间，双方有了频繁的书信往来。并在后来初步确定了恋爱关系。她后来在署假一次来南部县城时，还主动把我引见给了她的母亲。到了秋季开学后，她被县文教局选调参加了南充师院的短训班学习。后来，我抽调到南充参加地区田径运动会当乒乓球裁判时，还约她出来一起上街散步谈过心。但是，当她在经过大约三个月左右的短期培训结业后，被县上临时安排到了南部中学担任实习教师之后，从此便断绝了与我的一切往来关系。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谈恋爱，也就是所谓的“初恋”。初恋的失败，使我对同知识女姓谈恋爱的观点产生了扭曲，甚至“下决心不再找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小知识分子作为终身伴侣”。并且随时鞭策自已：“一定要在事业上做出个样儿来，给那些看不起自已的人看看”。现在看来，这也许就是所谓“爱的巨大推动力量”吧! 1961年底，到成都参加市政工程建设的大妹清秀，因工程下马已经回到了家里。因此，在62年春节的大年初一天，我们全家七口人，一道进城，在当时全城唯一的艺新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可是，当父亲看到那照片上的自已，不但面部显得有些浮肿，而且两眼无神，头往下栽，有气无力的样子，便十分悲观地在母亲面前说：“你看，我照的那个像，已经在栽头。好像一个死人像。恐怕今年难活得过去了。” 父亲虽然在头一年，用拆盐灶房的木料提前为他自已和母亲各做了一副“老木”（即棺材），以防不测。但是，他还有一件最大的心事，那就是膝下五个儿女中，前面两个大的都已二十多岁，还未谈婚论嫁；后面三个小的学业未成，家里生活难支。他自已年刚半百，事业惨败，病体沉重，实感死难瞑目。所以，他便同母亲一起加快忙着为我择婚。想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亲眼看到把大儿媳接进门，以了他心头之愿。 1962年初开学时，学校党支部通知：县文教局决定把我调到南部县城关一小任教导副主任。当时城关一小校长是王家祯，领导决定安排我具体分管学校政治思想教育和少先队工作，并担任政治、体育、唱歌、自然等科任教学。学校原有的教导主任方新民主管教学工作。另外一位同时新提的教导副主任高登奎分管学校后勤工作。据说，当时城关一小的驻地（后改建为县委招待所，即现在的陵江宾馆），原来是清朝时专门用作秀才和举子们考试的地方，名叫考棚。学校座北朝南，左边是赵家巷，右边接原大礼堂，前面围墙外是西街。当时学校的房屋完全保持着旧时的原样。从临街新建的学校大门进去不远几步，便横着一道花台，中间一条由几步石梯组成的三米宽的通道上去，便是一道古装的大门。我便安排住在大门左侧靠西一间约十五平方米的耳房里。靠右侧的一间耳房，早先住着教导主任方新民。走进大门内便是一道二十多米长的天井坝。两边各有两排古式平房建筑，分别排列着四间长十余米、装着方格木窗的大教室。再往前走便是一间大厅。最后面是办公室和教研室。靠东临街还有后来修建的两楼一底的多间木结构瓦房。楼上是教师宿舍和部分小学班教室，楼下是学校附设的幼儿园。靠西与大礼堂、南与西街相接的大坝子，除大部分用作操场外，还有一小块在前两年为度过灾荒时期带来的生活困难，临时开垦出来的菜园地。当时的学校场地条件，比起二小的新迁地址来还要好些。自从来到城关一小后，虽然感到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增加了不少压力，但是凭着自已一定要自强不息，一定不能比看不起自已的人差劲儿的“无形动力”，尽力把领导分配给自已的任务完成好。我在年初的升职，也可能对病中的父亲是个欣喜。因为他在人前又听到了大家对他的称赞和恭维声说：“杨老太爷!你培养出了个有出息的儿子！”这也可能是父亲一生中感到最高兴和最满意的时侯。因此，他和母亲一起加快了为我择婚的准备工作。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四十四回　　共产主义作理想　　困难时期参加党　前面的故事里已经讲过，在以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毛泽东时代，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和培养下，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的年轻一代人，在政治上积极追求进步，把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已的理想，是很自然的事。政治上要进步，首先就要积极争取加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共青团是共产党的后备军。经过团组织的教育和培养出来的共青团员，如果再争取入党，那就要比一般青年容易多了。但是，在毛泽东时代，青年人要入团那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要想加入共产党的组织，那就可想而知了。你只要认真读一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知道，中国共产党自公元1921年7月1日，在上海秘密建立以来，特别是经过1927的“4.12”，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政府对共产党展开的大屠杀，以后又进行多次“围剿”，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再是经过艰苦的“八年抗日战争”和接着进行的解放战争，最后才终于夺得了全国的政权，建立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你只有了解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段血与火的艰苦奋斗的历史，你才可能理解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解放后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要始终“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事事处处都要“讲阶级路线”的道理。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他们所追求的是由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恩格斯创建，以及后来俄国和苏联的列宁、斯大林继承和发展的马列主义思想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们提出了一个在当时意义十分重大而极其深远的著名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联合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和一切爱国者，由“工、农、兵、学、商”共同掌握自已命运，由“各尽所能，按劳取酬”；最后达到消灭一切剥削，消灭阶级，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天下大同”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也是当时中国最广大的工农群众和革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新一代的中国青年所积极追求的理想社会。所以，在当时大家都把为了实现这个理想而奋斗的共产党员和跟着共产党一起闹革命的人，亲切地通称为“同志”，即是“同一个志向”的意思。而把共产党以外的其他所谓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则通称为“先生”。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当时还提出了一个老幼皆知的口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每一个共产党员，无论职位高低、权利大小，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不能享有特权，更不能贪污腐化、行贿受贿，等等。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人物毛泽东主席等，才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极其崇高的威望。那怕是他们在工作中犯了错误，甚至对国家和人民群众造成了伤害和损害，或者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一旦纠正过来，其受害者仍然能够表示理解和忍受，而且没有什么怨言。这在现时代的有些人看来，简直有点像是一个神话，可能无法理解。但在当时看来，则是十分平常和极其自然的事。在当时，就是这些思想和现实对我的深刻影响，成了我积极追求政治进步，积极争取入团和入党的巨大动力。并且，终于经过当时城关二小校长、党支部书记张才伦和教导主任李乾玉，这两位作风正派、为人正直、廉洁奉公的同志的介绍，在生活严重困难时期的1961年11月底，被正式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党员。>>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四十三回　　公共食堂垮了台　小锅小灶重新来 1960年底，按照上级通知要求，各地都先后撤消了公共食堂，让农民自已分户开锅吃饭。我们一家人，也因此从办公共食堂的庄房，搬回了原来住在窰湾里的、幸好未折毁而剩下的其中三间老房子里。而其余的两间住房则被大队无偿地安排给了外队一户无房户居住。窑湾口在大跃进中修建的那个“万猪场”，则划分给原在那里被拆毁了住房的各户社员居住。小锅小灶，又在各家各户的破破烂烂的房子里，重新搭建了起来。人民公社终于甩掉了“公共食堂”这个沉重的包袱。虽然公社社员们的小锅里没有多少煮的粮食，小灶里更缺少煮饭用的柴禾，吃的仍然像猪、狗之食一类的清汤寡水，但是他们的心里却比在公共食堂吃饭时要舒坦的多了。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也由原来的大队下放到了生产队。各生产队按地域和人口多少，由大队统一划分了集体原有的土地和山坡，实行集体生产和统一管理分配。后来，还给每个农民划了三厘自留地，并允许少量饲养除耕牛、生猪等以外的小家畜和小家禽。粮食的分配，当时则采取基本口粮加奖劢的办法，即是按人口年龄大小，每人每年定量分配一定数量（如150－200斤）的基本口粮外，其余的粮食，则按各户当年所挣工分（即投劳）和投肥（干肥折合工分、水肥折款）多少，统一计算分配的数量。即是所谓的“奖劢”。以此鼓劢大家积极投工、投肥。也是保证了年轻力壮的人，能够分配得到较多的口粮。少年儿童也有了最低的口粮保证。虽然还是不够完善，但是比原来的大锅饭要好得多了。与此同时，那在前几年集体兴办的“盐业社”，则因为燃料涨价和管理不善，也同时破产倒闭了。父亲苦心经营了半辈子的盐井，也一下子化为乌有，真是“倾家荡产”了。 “食堂下户”虽然给大家带来了一阵子欣喜，但是接踵而来的却是仍然十分艰难的日子。为了给小锅里的清汤寡水增加一点粮食，让一家老小度过劫难，本地不少农民把家里现有的衣物和布票等物，拿到人少地多的苍溪、广元等地山区，换取一些包谷、小麦、红苕干之类的五谷杂粮回来吃。为了一家几口人的生存，父亲也拖着已经患上了支气管炎和水肿病的瘦弱的身体，同他的堂侄、我的堂哥杨自东等人一起，几次上苍溪、广元等地山区农村，走村串户换粮。饿了时，啃几口身上在家里走时炕的“干煸子馍馍”；渴了时，到农民家里找碗冷水喝。再加上经历了不少的湿热，虚弱的肠胃承受不了，又拉上了肚子。背上还要背着辛辛苦苦换来的几十斤粮食，步行一、二百里山路，才能回到家里，养活一家老小六口人。父亲虽然那样辛苦劳累，他却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说过什么不耐烦的话，只是把一切烦脑都埋藏在他的心里。也从不对任何外人诉说。家庭生活虽然那么艰苦，却好像从来没有向我开口要过一次零用钱。他一身好像只知道“承受――承受――再承受。” 在那时，还不准农民私人养猪。但是可以养些少量的鸡、鸭、兔。他们将卖鸡鸭蛋的钱用来买盐、称油；养的兔子可以自已吃肉。我母亲凭着自已一双勤劳的手，分派担任了生产队的集体生猪饲养员。父亲开始在外面看见有人养兔，便也花钱买了一对小兔回来饲养。他利用参加集体生产干农活外的休息时间，在外面扯些野草回来，利用自已的圈房养兔。但是过了三、四个月之后，却不见长大的兔子下儿。原来是卖兔子的人哄了他。将两只公兔说成是一公一母。后来请教了别人之后，才学会了通过翻小兔屁股上的外生殖器来识别公母。终于买到一对小兔回来饲养。又过了三、四个月之后，母兔开始在圈房内的地上打洞，并将它胸脯上的绒毛扯下来给小兔做窝。然后用土把洞口堵住。生下小兔后，母兔每天又几次用前脚刨开洞口，身子全部钻进洞去给小兔喂奶，出来后再将洞用土堵死。大约经过十多二十天左右，八、九个毛绒绒的小兔便大胆地钻出洞来玩耍了。生下的小兔满月之后不久，父亲便把部分小兔成对捉到场街市口卖钱做零花。留下的一部分小兔养大后，按一公两母配对。其余的公兔杀了吃肉。就这样，既有了钱花，又有了肉吃。尽管还不是很多。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第四十二回　　　喇叭叫喊不准走　　情急生智巧脱身　当天下午两点左右，公共食堂统一开饭时，大队安装在我当时住地对门太洪观山上的高音喇叭里，传出了公社党委Y副书记的叫喊声：“现在通知：九生产队的杨队长，叫杨自才今天不要走。今天晚上要他在群众会上把有些问题当众说清楚！” 我想，这位Y副书记在大喇叭上公开这样喊的目的，就是要让全大队的干部、社员都知道：当天晚上要干什么事。当我听到他的叫喊声后，感到事情可能有些不妙。从我过去从当地群众那里听到的情况判断：按照惯例，十有八九就是通知大家，当天晚上要开群众批判斗争大会。而且肯定要组织一批所谓的“积极分子”，准备动手打人的。我既不能给他们说出有哪些人曾经向我反映过什么问题，也更不能等着挨他们的黑打。于是，我决定立即给南部县委组织部写了一封求救的“紧急信”。并暗地给我当时还在金兴小学读书的弟弟交待说：“你赶紧把信送到城关二小张校长那里，并请他立刻转交县委组织部领导。说金兴公社把我扣住不准走。今晚要开斗争大会，专门整我向县委领导反映情况的问题。”年仅十二岁的小弟，带着紧急信件，悄悄从后门出发了。但我心里总有些不踏实，害怕信件在中途耽误了时间。我决定独自一人贸然离家，来到二里外的公社办公室，想在这里直接给县委机关领导打电话告急。当时的公社办公室已经专门安装了接通各大队办公室的电话总机房。不料，这时办公室的值班人员F发现了我的意图，立即上前阻止说：“这个电话不能打！”并迅速拉下了几个闸刀，切断了线路。我见状只有作罢。出得公社大门后，我越来越觉得事态严重。我当即决定，不能再回到家里去了，应该立即离开金兴公社，走路回城里去。可是，当我向南部县城方向走了大约一百多米，还未走出金兴场口时，就被后面追来的办公室值班人员F挡住说：“C书记说了，你今天不能走！”我见此情形，心想：“看来今天是真得走不了啦！”但在此时又无别的办法可想，无奈只好转身回到家里，等待着事态的发展。为了不让父母亲为我当时的危急情况操心，我什么话也没有告诉他们。我只是叫母亲照样热了水，洗了手脸和脚，穿好了鞋袜和衣服，等待着小弟从县城回来的消息。时间在表面上显得十分平静的状态下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猜想，在另一边可能正在紧张地筹备着今晚的批判斗争大会，只等黑夜的到来。而我这里却在期盼着黎明的曙光呢！也可能是老天怜闵我这个在当时敢为老百姓讲几句真话的文弱书生，帮我消灾免受皮肉之苦吧！当时钟轮转到下午快五点钟时，我住地对门的公路上忽然传来喊叫声说：“喊九生产队通知杨自才，马上到公社办公室去接电话！”我听见这个消息立即如获重释地兴奋起来。我当时估计，十之八九可能是县上已经收到了小弟送去的紧急信，来电话了。要知道，那可是在星期天，机关都未上班呢！我赶忙离家，来到金兴公社办公室里接电话。这时，中午在大队高音喇叭上喊话的那位公社党委Y副书记和值班人员F，都已经等在那里。他们在表面上显然都没有了不久以前对我的那种凶气。而登门骂我的那位“C老爷”可能是下大队还未回来，所以他不在场。但是很有可能，他已经从公社通往大队的电话中知道县上来电话的内容了。当我赶忙拿起电话后，便听电话那头的人说：“我是县委组织部。你是杨自才吗？”回答说：“我是。”电话里说：“你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现在，你立即同公社的Y副书记同路一起进城，直接到县委组织部来。”并叫在场的Y副书记亲自接电话，当面作了交待。由于当时既无现在这样随时都有路过的客车，更无什么出租车和公共汽车，所以我只有在这位公社党委Y副书记的陪同下一起步行，相互之间一直默不作声地向着十余里外的南部县城走去。至于公社在大队准备好的那场批判斗争大会，由于出了这个意外，缺了被斗争的对象，当然在后来也就只有夭折了。当我们二人一起，在从金兴公社通往县城的公路上互不搭理地走过一半路程的五里店时，我老远看见先前进城送信的小弟，从县城那头的公路上迎面向着我们走了过来。当我正在为小弟耽心，有可能被这位Y副书记认出来，将来对他进行报复时，只见那头的小弟，显然已经看见我们两人走在一起的情景，很快便离开公路，走上旁边当时全是水稻田的的田坎小路，躲开了我们。我不由得为小弟的勇敢和机智暗自高兴起来。我们走进县委机关大院来到县委组织部的办公楼下时，县委机关的人已经要吃晚饭了。但在此时，县委组织部的王部长还专门等在那里。他首先毫不客气地将同我一路来的这位金兴公社Y副书记批评了一通。然后，叫他留下来写捡讨。我当时感到，现在把Y副书记一人作为批评的主要对象，有些冤枉了他。于是，我便想为他开脱几句。我对王部长说：“这件事，主要还是公社党委C书记的责任。”但王部长对此没有表态，只是对我说：“现在，你没事了。可以回学校去了。”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当即离开县委组织部，如获重釋地走出县委机关大门，回到了当时在县城西门外的城关二小。“C老爷”后面有何故事，我就不得而知了。只是后来听公社的老百姓说：“自从那件事后，C老爷萎了。”“金兴公社再也没有像原来那样经常登报‘出名’受表扬了。”>>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第四十一回　队长食堂发脾气　书记上门来骂人　 1960年秋冬之际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从南部县城关二小回到里家搬迁在公共食堂的临时住处看望父母亲。第二天早上九点左右，全生产队的男女老少在公共食堂集中开饭时，我在屋里忽然听到公共食堂中传出了生产队长的大吼大叫声说：“我们生产队里出了个杨自才。他向县委写信，反映说公社弄虚作假，工作有问题。你们哪些向他反映的情况，要自己负责。”我当时在屋里听了后，不以为然，并未感到问题有什么严重性。事隔不过一个小时左右，忽然从公共食堂的坎下传话来说：“公社C书记来了!要找杨自才下来问话！” 我早巳听人说过：这位被当地群众称为“C老爷”的公社党委书记“凶得很”。连地委在这里驻队搞点，向上反映了真实问题的干部，他都要“安泡子”，说别人“生活搞特殊，多吃多占”，并且弄来开会进行“斗争”。所以，公社的大小干部没有不怕他的。当地的干部和社员只要老远听说“C老爷”来了时，都像“老鼠见到猫儿”，走的走，藏的藏，躲得无影无踪。但我当时想：“我又没说假话。既不是你管的干部，又不是这里的社员，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理直气壮地出去面见这位听说是大人娃儿个个都害怕的“官老爷”。我独自一人走出公共食堂的大门，来到离大路不远的菜园地边时，只见一位年方三十岁左右，面皮白净，中等身材，身着时髦中山装，略带斯文书生气，但是面色铁青的干部模样的人，站在前面等着我走过去见他。我推断，他就是骂人远近闻名、大家都敬而远之的“C老爷”吧！面对强者，我准备只有等着挨骂。当“C老爷”看见向他迎面缓缓走来的，并非叼钻古怪之人，而是一位年仅二十余岁、身体瘐长、个头同他相当的白面书生时，似乎有些不敢相信来到自已面前的，就是使他在全县丢了脸面，甚至怄得有些六神无主，早就下决心要“好好收拾”整治的冤家对头。 “C老爷”似乎有些惊讶。他大声武气地问我：“你就是杨自才？”我用一个字回答：“是！”他又问：“你是干啥子的？”我答：“当老师的。”他再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我猜想，他是想要拿党的组织原则来给我一个当头棒。要开始训我了。我回答说：“我是共青团员！” 问到这里，他已经全部摸清了我的“底细”。接着下来他便要大耍老爷的威风，像平时对待他统辖范围内的社队干部和老百姓那样，连吼带骂地训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敢摸他的“老虎屁股”的“教老壳儿”来了。他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顿时脸红脖子粗地对着我连骂带训地吼叫起来：“你他妈个‘教老壳儿’！有啥子了不起！我金兴公社又不是‘阎王殿’和‘鬼门关’！你有问题，为啥不首先向我公社说？偏偏要往县上告？……” 面对“C老爷”劈雷式地叫骂，我只有报之以不那么自在的苦笑。既不回答，也不辩解，一声不响地来个“冷水烫猪”――不来气。于是，他又接着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企图逼我作出回答：“你说我金兴公社有这样问题，有那样问题，你今天当面给我说出来，是哪个给你讲的？有啥子根据？”“你敢不敢找他当面对质？”我想：看来，他今天不仅是要“收拾”我，还要刨根问底，“收拾”在他管辖下的、那些敢于说他“不是”的干部和农民。我当时想，他提得那些问题，我既说不清，也根本不能说。所以只是始终不开口。看你把我怎么办！ “C老爷”见我还是不开口，照样凶神恶熬地骂个不停。我却照样面带苦笑把它当作耳边风。所以，后来连他骂些什么话，我都没有什么印象了。当他把胸中的气愤发泄得差不多了，而且感觉有些疲乏时，才不甘罢休地对我宣布说：“现在你不开腔，那就准备另外找个时间，当着群众说清楚！”说完后便离开这里，向附近通往八家沟上面的大路走去了。我从他的说话中感觉到：这件事情并未就此了结。但一时也猜不出他的葫卢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四十回　　两次写信给县委实事求事讲真话　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我认为，关健在于它有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这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基本内容。毛泽东思想这个词汇，在现时代的人们，特别是在现在的青年一代人，有可能将会越来越陌生了。虽然在共产党的机关报或是代表大会上，以及中央领导干部的讲话里，偶而还可以看到这类文字。但是，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我的青年时期，在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的新中国的土地上，无论男女老幼，时时处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和听到这样的声音。真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特别是在那个时代从学校培养出来的青少年学生，他们满脑子装的都是毛泽东时代的新东西。但在社会上，由于人们接受教育的情况不同，再加上旧社会遗老遗少们，以及外部环境的思想影响，其他人的思想当然就不那么单纯了。我想，这也可能是实行“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中，特别是已经成为执政党内掌握了大小权力的很多人，在社会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离谱”的行为的原因了吧! 前面说的1958年“大跃进”时期，砸了饭锅炼钢铁，组织学生到水稻田里“放卫星”等等，浮夸虚报、弄虚作假之风，总是不会绝迹，必然要经常变换手法，在不同时期的社会生活中，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我在1959年底回家养病和以后平时回家时，总是在同乡亲们的无意接触间，不时会听到他们对不正之风发出的抱怨声。我感到这些东西是同当时党的政策和毛泽东思想完全不相符的错误行为。可能是出于对身受其害的乡亲们的同情，和对那些严重违背党的政策的基层官员们的不满，以及对党的上级部门领导的高度信任，我终于下了决心，在1960年期间，先后两次以书面的形式，署真名向中共南部县委领导写信，反映了当时的公社干部，诸如搞大粮仓做假现场；修万猪场报假数字；大屋窖烂红苕克扣农民口粮等等情况。在我当时看来，这本来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它却在后来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据当时县委书记齐仕勋的通讯员，后来的县委办公室秘书摆谈说：当县委办公室收到我给县委领导的两次来信后，随及派他同另外一人，绕过公社的干部，直接从老鸦方向的黑水塘进入公社的大队、生产队，最后才到公社附近的四大队（即太洪村）等处。他们以捡查生产的名义，对照我在信中所反映的问题，直接找老百姓进行座谈调查。结果发现，我在给县委领导的信中所反映的问题都是事实。据说，当他们将情况给县委书记齐仕勋汇报后，齐对此十分气愤。后来，齐在一次全县的区、社党委书记会上点名批评了公社干部弄虚作假的问题，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后来听说，公社的领导干部们，当时在受到县委书记齐仕勋的批评后，并未认真捡讨认识自已的错误，在工作中加以改进，反而在召开的全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会上，层层排队追查向县委反映情况的怀疑对象，准备进行打击报复。当有人怀疑到可能是我向县委反映的情况以后，便立即召开大队、生产队干部会，安排部署了如何“收拾”整治我的办法。但是，这些情况我当时全然不知，完全蒙在鼓里。一场奇幻般的惊险游戏，正在幕后导演着。而我这个“文弱书生”却要充当主角。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第三十九回朱德探亲过南部　　二小迁出西门外　 1959年底，我请假回家养病，大约经过了20多天的调养后，身体健康有了很快的恢复，便又回到了学校工作。第二年春天到来的时侯，学校便开始组织教师学习“南泥湾精神”，自已购买了锄头、夹背等生产工具，利用星期天动手将学校院墙外的两块约一亩多面积的空操坝开挖出来，种上了南瓜、丝瓜、甘兰和牛皮菜，实行生产自救，慢慢地使生活条件有了一些改善。 1960年来，中央对各地继“共产风”之后出现的严重的浮夸虚报之风有了更多的察觉。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和掌握基层的真实情况，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让主要领导分别采取回乡探亲的办法，到各地接触基层干部和普通老百姓，从而调查了解到了许多使人震惊的严重问题。开国元勋之一的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元帅，就是在这一年的春天经过南部县城回仪陇马鞍场的。朱老总来南部县城的那天，轻车简从，没带好多随从人员。不像现在有些地方，省市领导下去，大车、小车都要跟一大串。那时南部县城的人本来也不太多。加上那时不准农民赶场上街，路上也没有多少行人，但还是组织公安人员和地方干部，在车子经过的西街和正街站了岗，不准人员通行。后听当时在场的原县委机关通讯员杨光直说，朱总和他的夫人康克清等一行人，在那天上午抵达南部县城后，在县委机关食堂吃的午饭。饭菜很普通。其中有从乡下找来的嫩碗豆和用红苕油炸的“苕泥”，是专门请了饮食服务公司当时的著名厨师做的。为了饮食的安全，朱总的通讯员先用筷子亲口尝了之后，其他的人才入内进攴的。午饭后，稍事休息，并与南部县委领导和机关接待的人员合了影，便出发经过盘龙、楠木到了朱总的老家仪陇县。当时，原南部城关二小就在县委机关隔壁的现人武部里面。为了保证朱总一行人的安全和休息，县委通知城关学校，那天中午从十一点起，一律安排学生连续进行课堂自习，不准出声，也不下课出教室活动，以避免学生吵闹喧哗。直到下午两点多，朱总一行人离开县城后，才通知学校放午学。也可能就是因为这次中央领导来南部县城后，县委领导认为城关二小离县委机关太近的原因吧，所以从1960年秋季开学起，便把学校迁出这里，搬到了与此隔河相望的西门外公路边原做县委招待所的地方。也就是现在的城关二小的驻地。我不清楚，这里是否就是解放前的建南中学的老房子。因为那里面的房屋布局，完全就是一所学校所需要的。原来临近公路，以状元桥为界，东北两个方向均是状元溪，南至西门桥，西南角至扎花厂（现为县教育教学研究室和瑞安路），后面为农村新华四社的水稻田（现为状元桥市场）的好大一块地方，作为当时城关二小的规模，已是同原来的校址差不多。只是房屋虽然也都是老式平房，但没有原来的历史悠久和结实。但因其所居地理位置原在一土台上，依势而建。前面朝东边的围墙外，是一块位置最低的水田，后来平整为学校的操场。现在这里已经是学校的大门和大街门市部了。进入校门之后，当时有一块空地，由东向西的修建了中间高两边低的共四排一十二个平房教室。在西面最高处是前后两排教学办公室、老师寝室、厨房、食堂和吊脚楼木板厕所。我第一次在这里正中靠北的位置，住上了一个约有六平方米大小的单间平房。学校迁出西门外后，原来的地方改做了县委党校，种菜的土地没有了。我们只好到北门外的红岩子嘉陵江边的荒沙滩，以及炮台山、晓霞观山上，找荒空地方种瓜菜和堆堆红苕。同时，利用那里原有的猪圈，学校伙食团开始自已养猪。又利用厕所里的人畜粪尿，同金兴黑水塘的农民换取蔬菜。再加上由国家通过北门蔬菜大队分配供应的一些蔬菜和食品公司每人每月供应的一斤猪肉等副食品，大家的肚子要比前几年吃得饱多了。学校教师的身体健康状况逐渐好转起来。我和那些从未经过煅练的年轻老师一起，在星期天用学校统一购买的较小的粪桶，把厕所里的水糞，从西门外的学校，一直挑到二三里外的晓霞观山上和红岩子河坝去浇菜了。原城关二小迁至西门外的新址后，学校领导对我的教学工作也作了一些调整，安排我作科任教师，教政治、常识、自然、体育、唱歌、图画和珠算等课程，基本上都是一些没有什么作业批改负担的课程。同时，负责担任学校少年先锋队的大队辅导员，相对减轻了一些负担。因此，整个身体的建康状况也越来越好。>>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第三十八回　　谷仓里头装糠壳　　干部做假骗全国　 1959年的冬天，在我回家养病的日子里，有一天忽然听到院子里面的人大声地喊叫说：“你们看那对面的马路上，哪儿来的那么多的大客车呀？” 当时，房子周围原来茂密的竹林和树木都已经基本上被砍光，用来作了公共食堂煮饭时的烧柴。我站在屋子里朝南的小木窗前，便可以看见300多米外的公路上，从未有过地停放着十多辆大小客车，以及像蚂蚁牵线般地人流，走向对门狮子嘴山下公路附近那个名叫转角湾儿的生产队。后经打听，方传说：“是全国粮食现场会的人，来那里参观公社的粮食仓库。”过后，又听有人背地议论说：“那转角湾儿里用来让人参观的满仓冒漩（即用围席做成的粮屯）的稻谷全是假的。除了面上盖的一层稻谷，底下装的全部是糠壳。”这些当干部的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能有那么大的胆子吗？当时，我有些不敢相信这些话是真的。听说，当时公社还是上了《人民日报》的“全国红旗先进单位”呀！后来，我在假日和假期回家时，常听当地对干部弄虚作假不满的农民摆“龙门阵”说：金兴公社所以全国出名，原来他们有很多的“新招”。这新招之一，是一律不准农民各家各户私人养猪，由各大队（即村）普遍集中修建所谓的“万猪场”，统一养猪。也许当时其他地方都是这样干的，其实并不算什么新招。公社的示范万猪场就修建在我老家所住的窑湾里。那是将农民原有的一套大院的房子强行拆除后，改建而成的长约40多米，宽10多米，有地圈30余间的大型养猪场。湾内20多亩好地，全部用作饲料地，种了白菜、萝卜、南瓜、冬瓜和牛皮菜等青饲料。并从大队提留了足够的猪饲料粮。看这准备工作，不要说真的能养上万头猪，养上大小三、五百头猪，还是可能的。有一次，当我抱着好奇的心里跑到这远近有名的“万猪场”里参观时，看到的却是冷冷清清的场面：不但那多数的猪圈都空着没有养猪，少数几间猪圈里总共也只有几十头的猪，除了骨瘦如柴的母猪，就是毛长肉少的“老膘货”。我不知道这里究竟养出了多少“肥猪”。当我奇怪地打听：“有那么多的饲料，为啥养不好猪”时，听到的是十分不满而又风趣地回答：“那些东西都叫‘秃尾巴儿猪’吃了！” 我把这话思考了老半天才回过神来，觉得实在有些好笑，不由得又想听个究竟。最后我终于弄明白了。原来，在那公共食堂开办之初，大家都是“敞开肚皮吃饭”，结果不到一年时间，大队仓库里的粮食很快就被吃光了。当公共食堂里面的饭吃浠了时，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就经常偷偷地跑到这个所谓的“万猪场”里来，找到饲养员把提留的饲料粮拿出来煮饭吃。那地里的蔬菜也经常被本地和附近挨饿的人偷盗。这样一来，真正用来喂猪的东西就越来越少，猪怎么能长得好呢?但是，为了掩人耳目，每逢上面要派人来捡查或组织参观时，公社和大队干部只好弄虚作假，提前把附近大队养猪场的猪集中到这个“万猪场”里来。等上面来捡查和参观的人走了之后，再送回原处。不过，这些情况当地的老百姓都看在眼里，只是瞒着上面来的“钦差大臣”们一帮人罢了。干部们的新招之二是修建红苕大屋窖。公社化后，集体土地所产粮食全部集中在大队统一管理。以生产队为单位成立的公共食堂所需的粮食，完全由大队分配。除了稻谷、小麦和包谷外，红苕就是当地农民的主食和养猪的主要饲料。这里的农村有红苕半年粮之说。但是，由于红苕所含水分很重，保管不好很容易腐烂。农民们过去一般采取挖小型地窖的办法进行保存。当时公社的领导干部们，为了把红苕的分配权也集中到大队统一掌握，便想出了要修建像装其他粮食那样的大粮仓――即大屋窖，用来装红苕。于是，他们组织群众在地面修建起了号称可装几万斤的“万斤大屋窖”。结果，由于装满红苕以后，不易通气散热，产生的高温、高湿很快便使窖内大量的红苕发生腐烂变质，无法食用，导致严重缺粮。为了向上隐瞒事实，保住“全国红旗单位”称号，少数干部又采取高压的办法，千方百计堵住农民的口，不准任何人向上反映真实情况。所以各个公共食堂只有靠给农民吃烂红苕、苕皮、苕叶等东西煮的浠汤饭过日子。由于吃不饱肚子，干活没劲不说，不久还造成不少人也得了严重营养不良的水肿病。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61年，中央决定将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由公社下放到大队、生产队，并撤消公共食堂以后，才逐渐有所好转。注释：南部在线：陵江博客2006年12月评为“精品”文章。第三十九回朱德探亲过南部　　二小迁出西门外　 1959年底，我请假回家养病，大约经过了20多天的调养后，身体健康有了很快的恢复，便又回到了学校工作。第二年春天到来的时侯，学校便开始组织教师学习“南泥湾精神”，自已购买了锄头、夹背等生产工具，利用星期天动手将学校院墙外的两块约一亩多面积的空操坝开挖出来，种上了南瓜、丝瓜、甘兰和牛皮菜，实行生产自救，慢慢地使生活条件有了一些改善。 1960年来，中央对各地继“共产风”之后出现的严重的浮夸虚报之风有了更多的察觉。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和掌握基层的真实情况，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让主要领导分别采取回乡探亲的办法，到各地接触基层干部和普通老百姓，从而调查了解到了许多使人震惊的严重问题。开国元勋之一的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元帅，就是在这一年的春天经过南部县城回仪陇马鞍场的。朱老总来南部县城的那天，轻车简从，没带好多随从人员。不像现在有些地方，省市领导下去，大车、小车都要跟一大串。那时南部县城的人本来也不太多。加上那时不准农民赶场上街，路上也没有多少行人，但还是组织公安人员和地方干部，在车子经过的西街和正街站了岗，不准人员通行。后听当时在场的原县委机关通讯员杨光直说，朱总和他的夫人康克清等一行人，在那天上午抵达南部县城后，在县委机关食堂吃的午饭。饭菜很普通。其中有从乡下找来的嫩碗豆和用红苕油炸的“苕泥”，是专门请了饮食服务公司当时的著名厨师做的。为了饮食的安全，朱总的通讯员先用筷子亲口尝了之后，其他的人才入内进攴的。午饭后，稍事休息，并与南部县委领导和机关接待的人员合了影，便出发经过盘龙、楠木到了朱总的老家仪陇县。当时，原南部城关二小就在县委机关...>>阅读全文

　　第三十八回　　谷仓里头装糠壳　　干部做假骗全国　　1959年的冬天，在我回家养病的日子里，有一天忽然听到院子里面的人大声地喊叫说：“你们看那对面的马路上，哪儿来的那么多的大客车呀？” 　　当时，房子周围原来茂密的竹林和树木都已经基本上被砍光，用来作了公共食堂煮饭时的烧柴。我站在屋子里朝南的小木窗前，便可以看见300多米外的公路上，从未有过地停放着十多辆大小客车，以及像蚂蚁牵线般地人流，走向对门狮子嘴山下公路附近那个名叫转角湾儿的生产队。后经打听，方传说：“是全国粮食现场会的人，来那里参观公社的粮食仓库。”过后，又听有人背地议论说：“那转角湾儿里用来让人参观的满仓冒漩（即用围席做成的粮屯）的稻谷全是假的。除了面上盖的一层稻谷，底下装的全部是糠壳。”这些当干部的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能有那么大的胆子吗？当时，我有些不敢相信这些话是真的。听说，当时公社还是上了《人民日报》的“全国红旗先进单位”呀！　　后来，我在假日和假期回家时，常听当地对干部弄虚作假不满的农民摆“龙门阵”说：金兴公社所以全国出名，原来他们有很多的“新招”。　　这新招之一，是一律不准农民各家各户私人养猪，由各大队（即村）普遍集中修建所谓的“万猪场”，统一养猪。也许当时其他地方都是这样干的，其实并不算什么新招。公社的示范万猪场就修建在我老家所住的窑湾里。那是将农民原有的一套大院的房子强行拆除后，改建而成的长约40多米，宽10多米，有地圈30余间的大型养猪场。湾内20多亩好地，全部用作饲料地，种了白菜、萝卜、南瓜、冬瓜和牛皮菜等青饲料。并从大队提留了足够的猪饲料粮。看这准备工作，不要说真的能养上万头猪，养上大小三、五百头猪，还是可能的。　　有一次，当我抱着好奇的心里跑到这远近有名的“万猪场”里参观时，看到的却是冷冷清清的场面：不但那多数的猪圈都空着没有养猪，少数几间猪圈里总共也只有几十头的猪，除了骨瘦如柴的母猪，就是毛长肉少的“老膘货”。我不知道这里究竟养出了多少“肥猪”。当我奇怪地打听：“有那么多的饲料，为啥养不好猪”时，听到的是十分不满而又风趣地回答：“那些东西都叫‘秃尾巴儿猪’吃了！” 　　我把这话思考了老半天才回过神来，觉得实在有些好笑，不由得又想听个究竟。最后我终于弄明白了。原来，在那公共食堂开办之初，大家都是“敞开肚皮吃饭”，结果不到一年时间，大队仓库里的粮食很快就被吃光了。当公共食堂里面的饭吃浠了时，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就经常偷偷地跑到这个所谓的“万猪场”里来，找到饲养员把提留的饲料粮拿出来煮饭吃。那地里的蔬菜也经常被本地和附近挨饿的人偷盗。这样一来，真正用来喂猪的东西就越来越少，猪怎么能长得好呢？但是，为了掩人耳目，每逢上面要派人来捡查或组织参观时，公社和大队干部只好弄虚作假，提前把附近大队养猪场的猪集中到这个“万猪场”里来。等上面来捡查和参观的人走了之后，再送回原处。不过，这些情况当地的老百姓都看在眼里，只是瞒着上面来的“钦差大臣”们一帮人罢了。　　干部们的新招之二是修建红苕大屋窖。公社化后，集体土地所产粮食全部集中在大队统一管理。以生产队为单位成立的公共食堂所需的粮食，完全由大队分配。除了稻谷、小麦和包谷外，红苕就是当地农民的主食和养猪的主要饲料。这里的农村有红苕半年粮之说。但是，由于红苕所含水分很重，保管不好很容易腐烂。农民们过去一般采取挖小型地窖的办法进行保存。　　当时公社的领导干部们，为了把红苕的分配权也集中到大队统一掌握，便想出了要修建像装其他粮食那样的大粮仓――即大屋窖，用来装红苕。于是，他们组织群众在地面修建起了号称可装几万斤的“万斤大屋窖”。结果，由于装满红苕以后，不易通气散热，产生的高温、高湿很快便使窖内大量的红苕发生腐烂变质，无法食用，导致严重缺粮。　　为了向上隐瞒事实，保住“全国红旗单位”称号，少数干部又采取高压的办法，千方百计堵住农民的口，不准任何人向上反映真实情况。所以各个公共食堂只有靠给农民吃烂红苕、苕皮、苕叶等东西煮的浠汤饭过日子。由于吃不饱肚子，干活没劲不说，不久还造成不少人也得了严重营养不良的水肿病。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61年，中央决定将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由公社下放到大队、生产队，并撤消公共食堂以后，才逐渐有所好转。>>阅读全文

　　时间到了1959年的十一月以后，南部县城关镇各单位的水肿病人都　在不断地增加。为了让大家在粮食定量供应标准不能增加的情况下能够吃得“饱”一些，有很多人都在开动脑筋想办法。于是，在当时很快便有了不少新的发明创造：　　有的单位试验成功了所谓“大米增量法”。他们的先进办法是，把每个人由国家供应的十分有限的大米，先煮成半生半熟的“鸭儿米”，随即把米汤滤去，然后晒干成“阴米”；待需要食用时，再用来先煮后蒸。这样就可以用同样数量的大米煮出体积数量较多的米饭来，以减少肚子的饥饿感。但它对人所需的营养物质却一点也未增加。　　还有的可能是学习日本人喝人尿的经验，试验成功了利用人尿培养“小球藻”，用以增加营养物质。但是，人吃得不好，那尿里的的肥气也自然不多，培养出来的所谓’“小球藻”，既看不见有多少绿色物质，吃进肚子里也感觉不出来有多少帮助。因此，普遍不受欢迎。　　三是普遍提倡利用“代食品”。即是过去用来喂养牲畜的饲料，如细米糠、麦肤皮、大豆饼、棉籽枯和野菜等等。这些粮食加工后剩下的物质，本来就是营养丰富的好东西。只是在过去的正常年景下，人们不用吃它罢了。不过，因为粮食遭灾减产，这些东西自然也就大大减少，同样变成稀有紧缺　计划分配物资了。所以，这些所谓的“代食品”，也不是大家都能随便购买和吃到的了。因为，这些东西已经列入了特殊分配供应物资。一般情况下，只有“水肿病人”才能根据医生处方开出的证明，特别享受三到五斤的“营养物质”。其他人要想吃到口，只有靠通私人关系，找主管部门的头儿开白条才能买到了。当然，一般农民是很难买到的了。　　农民们也有他们传统的自救方法。我在农村的父母亲和叔伯婶娘们，便想起了丙子、丁丑年（公元1936年、37年）时的办法：凡是平时猪可以吃的东西，人都可以吃。于是，除了地里长的，如红苕叶、南瓜叶、南瓜花、豇豆叶等可以吃外；还有野生的，如麻头、榆树皮、槐树叶等这些几乎被那时的人们吃绝了种的植物身上的东西，都可以用来充饥填肚子的。但是，由于森林资源的严重破坏，这些本来就很稀少的树木和植物也很少见。只是在四、五十年代房前屋后大力栽植的洋槐树还有不少。不过，那树叶要是喂牛、喂免子吃倒还可以，人要是吃它就很难吞下去了。　　大约到了1959年的12月初，我的身体因为长时间的饥饿和高度紧张的工作的过度消耗，已经骨瘦如柴，眼睛和脸部也开始浮肿。并且形成高度神经衰弱。只要你一开口说话，头脑就嗡嗡作响，口腔咽喉与耳膜发生共鸣，就连自已也很难分清楚自已口里说的是什么了。我实在无法再继续“勒紧裤带”把教学工作坚持下去了。当母亲知道我生病进城来看我的时侯，不觉眼泪直流泣不成声地说：“这完全是饿起的病。只要浆养得好些，自已就会好的。”听了母亲的话后，我只好向学校领导提出：“请假回金兴乡下老家，休息治病。” 　　我现在还记得，是父亲借了一辆架子车，在傍晚时集体收工后进城，摸黑把我从城里拉回乡下家里去的。　　这时，我家除大妹清秀，已在前一年由公社统一组织到成都参加市政工程队当工人外，父母亲和其余三个弟妹，都已经由老家搬迁到了当时的公共食堂所在地“庄房”里面居住。我回家后，父母亲和弟妹们到紧挨的小柴楼上铺了地铺，把原来睡的一间小床让给了我。当时，母亲和三个弟妹都在公共食堂舀大锅饭，吃的尽是稀汤簸浪的红苕酸菜，很难找到几颗大米。　　幸好，父亲在前两年参加了盐业社当工人后，按照重体力劳动的标准，每月由国家供应45斤大米。虽然他也在盐业伙食团集体吃饭，但他有时也把每人每攴半斤大米煮的干稀饭端回家里，一起掺在从公共食堂舀的大锅饭里，让一家人都能多吃一些大米饭。自从父亲把我从学校接回家里后，他便在盐业伙食团里停了伙，把配给他那每天一斤半的大米退回家里来，用一个小麻罐，在临时砌的小土灶上，为我单独煮小孩和病人最喜欢吃的、又绒又香的罐子饭。同时，还四处设法买回一些难找的鸡、鸭蛋、白糖和化猪油，加上净米汤，专门为我蒸蛋花儿吃。而他自已则同家里的人一起，吃那从公共食堂里舀回来的稀汤簸浪的红苕酸菜，并照样同别人一起在盐业社干重活。　　在我回到家里不久，自已感到精神稍好些的的一天早饭后，我提着母亲准备的一个装着火碳用来取暖的烘笼，走到公共食堂所在的庄房朝门子大门外，向远处眺望。由于身体实在虚弱，遇上迎面吹来的冷风，脑壳突然一昏，身子不由自主地向前一倾，一个倒栽葱，连人带烘笼朝石梯左侧高约两米多的石坎下栽去。当时，我自已只觉得脑子一热，心想这下子可能完了。　　在庄房的院坝里，有人听见大门外“扑嗵！”响了一大声，赶忙跑出来看。当发现是我摔在了坎下时，立即叫来家里正在吃饭的父母亲，把我扶起来。这时发现，我的鼻子、口里流出来不少的鲜血。但是，幸好我的头部正好好撞在一块石头侧边的松土上，直把那泥土撞下去一个小土坑。身体的其他部位也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这可真是应了我小时算命时，那算命先生说我“命大”的话吧！要不然，稍微偏一点的话，那头部正好撞在那块有棱有角的石头上，不是命归黄泉，也得落个终身残疾，改变我一生的命运了。　　后来经过几天的继续护理，也未吃什么药物，只是因为有了那些好东西吃，身体健康状况就一天天好起来了，而且没有发现有其他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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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三十六回　　勒紧裤带搞教学　　不觉患上水肿病　一九五九年秋，我从阆中师范毕业分配到南部城关二小后，当时分配担任五年级一班的班主任，并担任语文、算术的教学任务。除了上正课，还要负责守早晚自习和组织　课外活动。那时，在每天早上五点多钟天还未亮时，我们就起床带领学生跑操，然后上完一节课的早自习才放学，让学生回家吃早饭。上完一天的课程后，经过晚饭后的短暂的休息，三年级以上的小学生都要到校上晚自习。作为班主任老师，在每天晚上必须到教室辅导学生的晚自习以后，才能回到办公室里批改作业和备课，写好第二天的教案。在那时，虽然每个班的学生人数一般只限定在50人左右，但是每个学生每天交齐的语文、算术作业本，必须在当天晚上由教师亲自改完，好在第二天一早发下去。此外，还要批改间周一次的作文。虽然每门课程都有教学参考书，但是对于新老师来说都是新内容，必须花费更多的时间熟悉它以后，才能下笔写出教案来。工作效率自然要比老教师慢得多。这样一来，每天晚上都要熬到十一、二点钟才能下班。这种情况，要是放在现在来说，对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每人每天早上只有二两米的浠饭；中午吃二两米的干饭和一碗盐醋开水；晚饭吃二两粮的面条，此外没有一点疏菜，只有不限量的白开水。每天要上十几个小时的班，明明是已经感到肚皮饿得不得了，只有悄悄地“勒紧裤带”，而嘴里却还要硬说;“不饿!不饿！不饿！”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如果当时还有像现代社会中那么多的肥胖者，坚持每攴只吃二两粮，其他一无所有，那样吃上一、二个月的“限量”伙食，还有多少超重的脂肪降不下来呢！我们在师范学校读书时，每人每月按计划分配供应的粮食标准是30斤。而且每个班都有自已开荒种的蔬菜地，还有利用伙食团的下脚料搞得养猪场。加上国家供应的猪肉等副食品，每个星期至少要打两次“牙蔡”。所以，不但吃得饱，而且吃得好。毕业离校时，个个身体都长得很好。但是，到城关学校后不久，却立即碰上了极其严重的困难生活条件，再加上繁重的教学任务，很快就把健康的身体拖垮了。虽然大家的嘴上仍然都没有公开说“饿”的话。但是，物质的能量转换规律，却静悄悄地始终紧跟着饿着肚子上班，和空着肚皮上床睡觉的活生生的每一个人。特别是我们当时那些大多数从小长大基本上都没有挨过饿的年轻人。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两个多月之后，由于较长时间对体力和健康的透支，我的体重不断减轻，青年人脸上的红润巳不再现。每天不断增加的只有疲备不堪。再加上当时的小学生家里，也都是全部在居民委员会的“公共食堂”里吃饭，生活困难的程度和我们学校差不多。小小的年纪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就碰上了饿肚子的年代。所以，随着他们的体质的下降，学习的精力也就不可能集中了。到了上午最后一节课时，有的学生肚子饿得难耐，便提前逃走，跑回“公共食堂”里边去，守着饭锅等开饭了。因此造成学生学习成绩下降，课堂纪律松驰。同时，也增加了我的精神负担。时间一长，体力的消耗也越来越大，加上精神高度紧张，造成严重神经衰弱。最后发展到，人一走进课堂，就表现出思维反应迟缓，不仅耳鸣心跳，口齿不清，甚至连自已口里说的什么话，自已的耳朵都听不清。在板书时把想定的字错写成了另外的什么字，当着学生的面闹笑话。下课后出教室，似乎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一次在大石板院坝里行走时，脚下不知是碰上个小坑洼，或是个小土包，结果把人绊倒在地，头上戴的帽子也被甩到了老远，弄得周围的学生和老师一片哗然，不知何事。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我才突然想起可能应该去医院找医生看看。当医生叫我把双腿的裤脚拉起来捡查，用手指按小腿和脚背的皮肤时，便明显地留下一个个凹进去的肉坑，经久不散。医生说：“你这是严重缺乏营养造成的水肿病。”我是学校当时出现的第一例“水肿病人”。这以后，教师中又陆续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程度不同的水肿病人。再后来，听说在城市和农村的很多地方，水肿病人像瘟疫似的蔓延开来。由于当时严重缺乏根治这种“瘟疫”的特效“药物”――粮食，结果造成不少男女老少命丧黄泉，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没有享受到他们日夜盼望的幸福生活。>>阅读全文

第十六回　　堂屋神龛点香腊　离家上学敬祖先　　　　古时中国农村的人家，不管是贫穷还是富有，在建房时都要首先考虑在正房的位置上规划留建一间做堂屋。在堂屋后墙正中的位置上，要专门建造一个供奉天、地、君、亲、师和列祖列宗牌位的神龛。这神龛上的牌位可不是自已随便找什么人随便写随便贴的。而一般都是要用香樟等珍贵木材做成神祖牌后，再请佛会的老师等一类人员，举行点祖的仪式写好后，再供奉到神龛上去的。同时，那神龛上还要放置能插香腊的香炉和能敲打出清脆悦耳的声音的古典乐器铜罄。每家每户，每天早晚都要给灶屋（即厨房）里面的灶神和堂屋神龛上的祖先神位烧香、作揖和磕头。如逢节日或杀年猪，则要增加香腊、纸竹和水果、油炸食品等供品，表示虔诚和敬意，以求得神灵和先人的保护。在那时的农村，一般每天给祖先烧香的事都由当家的男人或儿子、小孙子来做。所以，农村的人家的媳妇如果生了儿子，才算有了传宗接代续“香火”的人。或者说是有了“香烟后代”，后继有人。如果那家的媳妇结婚后只生女，不生儿，膝下无子，则要至少留一女赘婿上门，婿改女姓，让其子女跟母姓氏；如果全无生育时，则要抱进养子，以续香火。这是中国的旧社会几千年来留下的传统习俗。也是当时家庭生活中养儿育女延续宗族，以及供养老人的需要。否则，这个家庭将在历史上成为绝户。甚至遭人骂为“断子绝孙”。　　在我还是小孩子时，虽然满清封建王朝的统治已经结束了三十多年，但旧中国凡千年来形成的封建习俗仍然在我国农村十分盛行。一个家庭如果不生养孩子，在社会上是被人视为不孝和不受人尊敬的。所以，敬奉祖先和尊敬、供养老人，成为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中的重要内容。这也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大约自我发蒙进学校读书的第一天起，婆婆和父母亲，首先就要求我在洗干净了手脸后，进堂屋在神龛上的香炉内给写有祖先名字的牌位烧香腊，然后再敲罄，并站在堂屋中间恭敬地向神龛作揖，或磕头。同时在心中默默地祈求祖先：“保佑在学校读好书”。这以后，每天早晚放学回家吃饭前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先用清水洗净双手，接着给灶神和堂屋神龛上的祖先牌位烧香，然后再吃饭。　　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这种传统习惯仍然没有什么改变。所以，在1951年春我正式上南部中学的时侯，记得仍然是在婆婆和父母亲的安排下，洗干净了手脸和双脚后，诚心诚意地走进堂屋，在神龛上的香炉内点好香腊，又作了揖，磕了头，敬了祖先之后，才上学的。接着后来的几年内，由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农村广泛开展了土地改革和反对封建迷信的政治运动，使过去的很多传统习惯都发生了改变。到了1956年，我上阆中师范的时侯是否还是先敬过祖先再上学，就没有什么印象了。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后来在五十年代末实行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又称“三面红旗”）的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普遍兴办公共食堂，并提倡农村居民集中居住等，农民的生活习俗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家里的老人过世后在堂屋的神龛上立牌位的做法，再后来逐渐被挂遗像代替。自公元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农村住房的逐渐改造和人口的大量增加，堂屋的格式也逐渐被客厅所代替。各家各户每天给祖先烧香的传统习惯，也就渐渐被淡忘了。只是至今还被人们普遍保留着，在阴历每年的七月半（十四日）和春节前的大年三十日的下午，各家各户忘不了还要为过世的亲人和祖先，点上香腊，摆上刀头、水果、水酒、水饭等供品，同时还要为其烧化纸钱、放鞭炮，以及在每年的清明节前为祖坟扫墓、挂清明纸的等习俗，年年如此。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大批海外华侨回乡扫墓祭坟，认祖归宗，又引发了国内不少人士积极续修家谱的热潮。从而使中华民族敬奉祖先，继承和发扬祖辈艰苦创业、爱国爱家的光荣传统的宗亲文化得到了发扬光大。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第三十五回　　人祸天灾齐降临　一日三攴六两米　这次同我一起分配到南部城关二小的李耀坤、罗申和城关一小的苏兴荣、何腕欣（后调入南充地区文工团作演员）等另外四个新老师，都是当年从南充师范学校毕业分配来的外县人。当时，有好几个家在县城的和县城附近的同学却分配到了外地。也可能是由于我的家就住在县城附近的金兴乡，或者是其他什么偶然的原因把我分配到了城关镇的第二小学吧。但是，你别忙着为我高兴！因为在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分在城头的学校工作，并不是什么好事情。南部城关二小当时的校长是张才伦，教导主任是李乾玉。虽然是城关的学校，可住宿的条件却很差。添的三个人都没房子住。只好同别的男老师打伙，两人共住一间房。我被安排在中间靠西临河坎的一幢一楼一底的小木楼里，同另一位速成师范毕业的年轻老师杨建华住一起。不过，当时屋内除了两架木床、一张课桌、一条长板凳、一个洗脸架，此外再无他物。所以也能住得下来了。　　学校原有的教师中，他们虽然工作业绩都较好，但是从专业学校毕业出来的不多。所以，我和另外两个从南充师范学校毕业的新老师，都被分配分别担任了小学五、六年级的课程和班主任。学校领导把重担压在了我们新老师的肩上，这说明学校领导对我们的高度信任和希望。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却忽略了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新老师虽然有较多的专业知识和很高的工作热情，但是都缺乏实际工作的经验。特别是在当时已经面临的越来越差的社会生活环境，对我们已经构成了严重的考验和威胁。按照当时国家对教师的政策规定，我们这些刚参加工作的中师毕业生，试用工资定为行政24级。每月工资金额为28元。这个数目为我们在师范读书时每月四元伙食费用的七倍。由于当时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一切生活日用品，都是执行国家物价部门规定的价格。比如，由国家计划供应的大米，每市斤才八分钱。猪肉每斤二角多。棉布每尺一角多。大城市的公共汽车每站二分钱。从南部到南充100公里路的客车车票也才二元六角钱。这些都只有现在的十分之一至二十分之一左右。只是大部分工业品的价格要比现在的实际价值高。例如，一只国产的上海牌手表定价120元；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定价150元；一台电子管的收音机定价200多元。约为我们当时每月工资的四至八倍。如果比起当时农村的农民来，他们每个劳动日的价值一般才一角多钱，最低的还只有几分钱。我们就要高出好几十倍了。这种摸彷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受到了新的挑战。在全国经历了1957年的整风反右以后，在干部中不知道是谁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就是大家都要“争做党的驯服工具”，“党叫干啥就干啥”。因此，普遍出现了一种讨好上级领导“顺杆爬”的怪现象。一时间，为了实现“大跃进”的要求，说大话、说假话、搞形式主义，弄虚作假，浮报虚夸之风盛行之极。随着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以及城乡私营企业通过“公私合营”被全部兼并的结果，原来的所有制关系被彻底打乱。事事都讲“一大二公”，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全部“砸烂一切小锅小灶”，男女老少一律进入“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大锅钣。在农村集体生产经营管理混乱，出工一窝蜂，“遍地红旗，满山歌”，打人海战术；收工评分，只讲数量，不讲质量，人人头上一点红；禁止私人养殖生猪、牛、羊、鸡、鸭、鹅等家禽、家畜。虽然“宰了资本主义的尾巴”，不仅断了农民私人的财路，也断了集体农业生产所需肥料的重要来源。不准劳动力外出做工或做私人生意，不准赶场上街进行自由贸易，实际上是把“人民公社”变成了变相囚禁农民的“集中营”。如此等等令人发笑的愚蠢做法，在当时却无人敢讲半个“不”字。否则将会戴上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右派”或“右倾”言论这顶政治帽子，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其结果是导致人们的劳动生产和工作积极性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工作效率大大降低，古人说:“福不双降，祸不单行”。在此同时,恰好又碰上了严重的“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全国范围内的粮食大面积严重减产。真乃是坐吃山空。一场粮荒正在向中国大地席卷而来。 1959年9月，我们刚参加工作时，每人每月的粮食供应标准，同国家机关干部一样，为大米24斤。可是，到了10月份时，县上开会布置说：“由于遭受自然灾害，粮食减产。每个干部每月要为国家节约四斤粮食。”大概过了个把月，县上又提出“每人还要节约两斤”。这样一来，每人每月就只有18斤，平均每天6两，每攴2两净大米了。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在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市场有丰富的各种副食产品和蔬菜。那时，农村的土地全部由集体安排耕种。农民也没有什么自留地。集体种植的蔬菜还不够农民自已吃。既无市场，也无人卖什么蔬菜和副食品。每个干部每月按计划由国家供应的大约两斤黄豆、半斤粉条、一斤菜油、一斤白糖和一斤猪肉等副食品，都是分别由国家粮站、糖酒公司、食品公司等凭票供应。进饭馆吃饭，或买糕点，也得给粮票才行。走到那里都一样，你不挨饿行吗？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三十四回　　阆师毕业分南部　城关二小当教师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大中专毕业生是国家特别需要的稀缺人材。他们从入学的那天起就按规定一律转为城市非农业户口。从学校毕业后又完全由国家的人事部门统一分配工作，纳入国家行政级别，成为国家行政试用干部。这个政策一直沿用了相近四十年。直至改革开放后的九十年代才开始逐渐改变。到了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中国每年从全国各大专院校毕业的人数已经达到了七百万人左右。加上各类中等技术专业学校的毕业生，可能已达一千万。每年有这么庞大的队伍需要寻求就业岗位，国家已经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实行“包干统一分配”工作了。所以，只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实行“双向选择”，采取国家分配和企业招聘、自主择业相结合的办法了。由于过去每年从大专院校毕业的人数，一般从开始只不过几万人，后来到几十万人。所以实行大中专毕业生完全由国家“包干统一分配”的办法。虽然这种办法能够保证每个人都有你去工作的地方和单位，但是却没有你自已任意选择工作地方和单位的“自由”。也就是说，你必须保证做到像在战场上打仗一样：“党指向那里，就打到那里” ，“绝对服从分配”。并且，除了到边疆和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工作采取“自愿报名、组织审批”以外，你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各级党委、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有关负责分配工作的人员手里。当然，也就完全没有必要像现在有的人那样，为了找到自已满意的工作，必须成天抱着一包自我介绍的求职资料，四处宣传、“出售”自已。或者，甚至像有些人那样，身上揣着“红包”，四处通关节，千方百计想为自已谋求一个出人头地的工作的必要了。 1959年秋天，我们从阆中师范首届毕业的几百名学生，都是按照“服从祖国需要和组织分配”的原则，除了有少数人自愿报名，后来被分配到了甘、阿、凉等我省少数民族地区和西藏驻成都办事处的子弟学校以外，其余的人都全部分配到了南充地区的各县、市区、乡的中小学校任教师，从而找到了自已的归宿。但是，我自今仍然没有找到是什么偶然的原因，竟然一下子把我分配到了在当时很多人十分想往的南部县城关镇第二小学工作。也可能是因为我的家在县城附近的南隆区的原因吧! 当时的南部县城关镇常住人口只有二万多人。城区的面积同十年前临解放时基本上没有什么多大变化。只是原来在公园河坝嘉陵江边搭船棚居住的贫民区，在1956年的大洪水中被冲走后，政府部门把他们迁移到了炮台山和南街的原福音堂（后改做县人民医院）后面，新建了两条小巷子街：炮台路和幸福路。在冲光了的河坝子边上新建了一个会议台，变成了后来的人民会场。另外是在1957年，在炮台山嘴下的山腰里，把原来准备修建县委会机关的地方，修建了一座南部师范学校和一座教师进修学校。在西门外的李天井乱葬坟地区，修建了四川省汽车运输52队、榨油厂、扎棉花厂等新单位。这就是解放十年时，南部县城城区建设发生的最大变化。当时的南部县城，仍然只有两所小学。一所是解放后将赵家巷和西街之间的原考棚改作小学教室，原粮食市场改作小学操场，称作“城关镇第一小学”（后来在七十年代初与原在当铺街靠东边的县委招待所对迁，随后又改到北街新建现在的校址）。另一所是原来的三元街小学，后来迁到原文庙旧址的城关镇第二小学。我毕业后就分配在这个“二小”工作。这里，在解放前曾经办过几年私立的“民宜中学”。当时，它位于文庙街朝南的一边大门两旁，仍然保留着旧时用大块古砖砌成的高约4米、厚50公分的围墙。进入大门后约20米，便是又一道古砖砌成的门墙。从两侧越过进入内院后，便是一片用青石板铺成的开阔的庭坝，左右东西两边是一字排开修建的古式建筑平房。据说过去是用来供奉各种菩萨塑像的殿堂。后来都用来做了教室。正中是特意修建的一座方园直径约10米、深约3米左右，中间架着一座带有石栏杆的石拱桥。据说，过去称作“状元及第桥”。这是古时的读书人“状元及第”（即中状元）或中举人后，回乡祭祀孔夫子文庙时，必须从上面走过的地方。越过这道“状元及第桥”，下来又是5米左右的石板路，再踏上两步石阶梯，便进入一排座北朝南用粗大的柏元木修建的，前面装着木格窗和木裙板，后面装着高大齐檐的单扇木板门的古式平房――当时已经作为学校教师备课用的办公室。再往后，则是一个长宽约30米见方的石板大院坝。东西两侧，照样是两排六间现在已经用作教室的、雄伟高大的古式平房。正北方高出地面一米五左右的平台上，则是一座高约20米、宽约40米、深约15米，房上盖着筒式彩色硫璃瓦，屋脊正中竖着宝塔、两边四方装着跷角、气势宏大的古建筑。这就是古文庙。不过，当时它两边有木楼的上下四间耳房，以及中间的高大空阔的正殿，都已经全部用来作了学生的教室了。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三十三回　　毕业之前入了团　飞行学员却无缘　 1953年我在南部中学读初中时，就参加了少年儿童先锋队，并且担任了学校少先队的副大队长。但是后来一直到1959年上年快要毕业的时侯，才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受我家里的阶级成分是富裕中农，以及舅父在解放前夕曾经当过国民党政府的保长的所谓“历史问题”的影响的缘故。众所周知，共青团的《团章》明确指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党的助手和预备队。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对要求参加共青团的青年学生，除了要求学习成绩要好以外，主要还是看思想表现和社会关系有无重大历史问题。也就是要求家庭出身成份、社会关系好的。特别是要看在主要的直系亲属和旁系血亲中有无被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关、管、杀”的，或者是否有在解放战争时期和大陆解放前夕逃到“港、澳、台”和海外的人。否则就要对其进行长期的审查和考验。直到要能同他们“彻底划清界限”，并“彻底背叛”原来的地主、富农、资本家等剥削阶级家庭。这就是共产党在当时和长期以来要贯彻执行的“阶级路线”的重要内容之一。正因为如此，直到快要毕业走出校门之前，我才被学校团总支正式批准加入共青团的组织，成为一名共青团员。　　我在前面的故事中已经说过，在初中毕业以后经历了两年多的艰苦繁重的体力劳动的磨炼。那时，虽然还未像孔夫子说的那样“饿其体肤”，却也名符其实地经历了“乏其筋骨”的的修炼。而且由于当时年龄小骨头嫩，却勉强挣扎着要同成年劳动力一样，每天拼命地挖土、背土同全劳动力挣一样多的基建工分，结果因此“伤了力”。所以后来在报考武汉长江水利规划委员会的工作时，到了重庆复查身体却发现心脏有“杂音”，因而丧失了一次出外参加革命工作的宝贵机会。在进入阆中师范学校后，心脏的“杂音”曾经导致心区偶尔出现不适，甚至短暂疼痛的症状。但是，由于后来在阆中城里碰上一个摆地滩“卖打药”的老人，给我配了一付中草酒药，经过用一个小玻璃瓶将白酒同中草药一起泡制一个星期后，便发出了一种极其浓郁的有点像涝糟一样的芳香。我按照那卖药老人的要求，坚持每天喝一、二次，每次喝一小口药酒。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腋窝和背心处的衬衣上出现了很多金黄的颜色。原来这是黄色的药酒通过汗液渗出的分泌物所致。但是，那心区不适和疼痛的现象却从此消失了。到了一九一五九年上年师范快要毕业的时侯，空军要在学校毕业生中招收一批飞行学员。没有想到，我这次却顺利地通过了政审和体格捡查。初审合格。接着又参加去南充复查身体。十分有趣的是，这次去南充复查身体时，心脏原来出现过的“杂音”却没有了。但是，医生却说，在我的“右眼球上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翼状物。而且，将来有可能要慢慢长大。并影响视力。”就是因为在这一关上没有通过时就被打下来了。可能要当飞行员的梦也就这样做完了。好在我当时认为：“飞行员在天上的危险很大。” 自已虽然没有考上飞行学员，但是马上就要毕业，由国家正式分配工作了。因此，没有为这次落选背什么思想包袱。可是在后来经过多年的生活经历以后，慢慢地有了一个可能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想法，那就是认为：这可能是人生的命运又在同我开玩笑吧！要不然，怎么又那有那么巧呢!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三十一回　　大鸣大放划右派　学生灭鼠么麻雀我在阆中师范学校读书的三年时间里，在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发生了许多重大的事件和变故。 1957年，在毛泽东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范围内采用发动党内外群众开展“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整风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反右派”斗争。这个运动也自然地涉及到了全国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师生。它主要是针对中国共产党在掌握政权以后，在一部分干部的工作作风中出现的问题，发动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开展批评。当时，在社会上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一些后来被称为所谓“对共产党不满的人”，被戴上是“反党”的“右派分子”的政治帽子，并受到开除工职、削职为民，或者进行“劳教”等严厉处分。在我们的班上就有一位因为画了一幅“对党不满”的漫画的同学，在后来被开除学藉遣送回家，失去了继续读书的机会。在后来，还有一位个儿不高，戴着眼镜，师大毕业的青年人，戴着在学校读书时挣来的所谓“右派分子”的政治帽子，安排到阆师来进行“监督改造”。他既要对着被同学蔑视的眼光走上讲台讲课，还要在大小会上接受其他老师和全校同学的批判。但是，每个月只能得到很低的生活费。我不知道这位戴着“右派分子”帽子的青年教师，在后来有无出头之日。更不知道他能否“忍辱负重”地活到现在，能够同大家一起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现在看来实在有些荒唐和可笑的故事，在那时还真不少呢！比如，在除“四害”（即消灭老鼠、蚊子、苍蝇、麻雀）的“爱国卫生运动”中，县上的有关部门曾经安排我们学校放假停课，组织学生跑到远离学校的农村野外去抓老鼠；到县城的食品加工厂和饮食饭店去捉蛆蛹、打苍蝇；到校外的山坡上去除野草；跑到山头或屋顶上去么麻雀，等等。说起老鼠、苍蝇、蚊子对我们人类的害处，现在的大人、小孩都知道。可是，要说那小小的麻雀也是一害，不但现在的小孩没有看见过，就是多数年轻人孔怕也说不清楚它是个什么样儿。因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在的四川省境内，还有全国很多地方，都难看到曾经被人们称为“四害”之一的小麻雀儿了。在我的少年儿童时代，小麻雀儿这种长着赭黄色羽毛、小巧精明，成天成群地在人们的住房附近和田野里，以及城镇粮站周围飞来飞去找食；在人们住的茅草房上钻洞或衔草在瓦房的扑瓦沟里做窝繁殖的小鸟，到处都有它的存在。在冬天，特别是在下雪天，大雪覆盖了大地上的一切。小麻雀儿无处觅食，只有饿肚子了。在它们饿得实在难以忍耐的时侯，它们就会壮着胆子冒险了。如果在你的屋子里的地面上，或是什么器具里，可以寻找有它们的小嘴可以吃下去充饥的东西时，它们就采取先派一只胆大而机灵的小麻雀儿，从半开着的门缝或敞开的窗孔里飞进屋子里面来试探，在感到没有什么麻烦时，其他在外边等待观望的伙伴们，就会成群结队地一窝蜂涌进来，毫不畏惧地饱吃一顿。每逢这时，我就玩着从其他小朋友那里学来的，用筛子扣小麻雀儿的方法，用一个篾编的漏筛和一根带支撑杆的细绳，将漏筛扣在门外的雪地上，并支撑起来。然后，在漏筛下面撒些大米或稻谷之类的小麻雀儿喜欢吃的粮食。最后把套在支撑杆上的细绳拉进屋里。我自已则躲在屋内隐蔽的地方，等待小麻雀儿上钩钻进支撑着的漏筛底下放心大胆地吃东西时，用手猛地拉动支撑杆上的细绳，那漏筛一下子扣了下去，便可以将来不及逃走的小麻雀儿扣在里面活捉了。我小时最爱看着玩儿的还有那小猫捉麻雀儿的惊险场面。小时侯，我经常听大人们说：“鸠四两、鸽半斤、十个麻雀儿不用称”。就是说，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一个麻雀儿一般有一两重。由于小麻雀儿平时喜欢吃细颗粮食，所以它的肉质细嫩，香味可口。听说古人就把小麻雀儿当做一种美味，有专吃麻雀儿肉下酒的传说。还有一说，就是通过吃麻雀肉儿可以治疗阳痿等疾病等。因此，那平时喜欢吃老鼠肉的小猫，喜欢捕捉并吃麻雀儿肉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但最精彩的是那看那小猫捉麻雀儿的过程和抓麻雀儿的动作。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小猫睡足了懒觉，养足了精神，而且多少有点食欲的时侯儿。如果这时它发现屋外空地上有几只小麻儿雀在跳跃着觅食或玩耍的时侯，便躲在暗处寻找机会。或猫着腰，贴着地面慢慢向前靠拢目标。这完全有点像现代电视节目中拍摄的，大型猫科动物狮子、老虎开始捕捉猎物时的情景。但是，小猫不可能去追捉到会飞的小麻雀儿。它只能采取“一步到位”的办法，尽量靠近些。然后来个冷不防，从地上一跃而起，猛扑上去，同时来个“前滚翻”，一下子将来不及起飞逃走的小麻雀儿叼在了嘴里。并且立即“呜！呜！呜”享受起来。在那个时侯，无论小孩子们怎样欺侮小麻雀儿们的家族：或用漏筛扣住后活捉它们；或用弹弓瞄准直接打死它们；甚至扒它的窝，抓它的蛋，捉它的儿，彻底抄了它的家等等。这些残酷的手段都没有使小麻雀儿的家族衰败过。它们照样是成群结队地在人们的周围活动和不断地繁殖后代，成天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也可能正是小麻雀儿的这种天性，使它在后来被人们同老鼠、苍蝇、蚊子一起列为“四害”，全国共讨之，人人共诛之，招来了诛灭九族的灭顶之灾。这里只不过是戏说罢了。当然，实际上发生这个问题的真正原因，也可能是由于后来全国实现“人民公社化”、大办“公共食堂”以后，山上大片的森林被乱砍滥伐用来“大炼钢铁”、烧火煮饭；农民集中在“公共食堂”附近吃饭、睡觉，原来居住的大批茅草房被折毁；接着又发生了连续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田地里的粮食连年严重减产，粮仓里的存粮基本上吃空，连菜园里的黄菜叶都被人们捡光吃完，甚至还有不少人因为吃不饱而患上了严重的“水肿病”。那小麻雀儿同很多其它鸟类一起，自然也就要因为缺少了居住的森林树木和连续几年的挨饿而支撑不住，或大批死亡，或成群迁徒他方。因此，我们这里自然就很少能看到它。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第三十二回　　苏联卫星飞上天　　学生稻田放卫星　人造卫星这个词，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无论是对大人，还是对小孩来说，都已算是家常便饭，屡见不鲜了。因为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使人造卫星满天飞了。 2003年12月14日，中国的“宇宙飞人”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飞船环绕地球二十三圈，然后顺利返回地球，实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飞天梦想。 2005年9月13日，费静龙、聂海胜两人又乘坐“神舟六号”宇宙飞船升空，环绕地球飞行五天，完成了多天飞行的科学考察任务后，顺利返回地球。接着，我国又启动了“嫦娥工程”绕月计划。中国人大约将在十五年之后，也就是在公元2020年左右，完成载人登月飞行任务。虽然，这已经是一个落后于世界上的美国和俄罗斯等国家三十年的行动，但对于后起直追的中国人来说，确实是使人类感到惊讶的“宇宙速度”了。当人类把第一个“人造卫星”送上天空的时侯，那还是在新中国建立不到十年的公元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那是1957年的秋天，我正在阆中师范学校读书的时侯。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美、苏两大阵营，在军事和科技两大领域里面的竟争十分激烈。并且把这种竟争从地面开始扩大到了宇宙空间。发射围绕地球持续飞行的航天器，即我们说的“人造卫星”，必须要有具备强大推力的火箭。结果是苏联抢先一步，第一个把“人造卫星”送上了天。在当时，虽然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同苏联已经发生严重分歧，但是还未彻底断绝关系。所以，当时的中国人都把苏联人的胜利看成是我们自已的胜利，都在为苏联发射的“人造卫星”能够上天而欢呼。所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时提前预报了“人造卫星”要从我们头上飞过的时间。到那时，地面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成群的人们在跷首以待，等待着那发光会走的小星星，从人们的头顶上缓缓地由北向南走动，直到看不见时为止。那时的中国，正处于“大跃进”的时代。全国上下普遍发动群众砸锅卖铁，运用“土高炉”大炼钢铁，“超英、赶美”。因为当时中国钢的年总产量还不过一百万吨。为了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年产钢量达到一千万吨，把炼钢的指标分配到各地完成。逼得下面干部只有靠收集废旧钢铁，甚至“发动”已经到“公共食堂”吃大锅饭的居民，把原来一家一户煮饭用的铁锅砸烂卖铁，支援炼钢。那时侯，别说像现在这样能把载人的航天飞船送上天，就是在东北的长春建一个新的汽车厂，造出我国第一辆解放牌汽车，都是全国人民要敲锣打鼓放鞭炮庆祝的大喜事。所以，苏联的“人造卫星”上了天，很自然地也是中国人的大喜事。并且大大激发了中国人一切都向苏联人学习的热情。当时，在全国男女老少都同时高唱着一首歌：“赶上――那个――英国！用――不了――十五年呐！”这样的狂热浪潮中，各行各业都搞起了“坐火箭”、“放卫星”、“夺红旗”的群众性评比竟赛活动。因此，在1958年的夏天，也就有了我们在校读书的学生被组织到阆中七里坝的稻田里面去“放卫星”的恶作剧。故事说到这里，可能把很多人，特别是把年轻人都搞糊涂了。我在未参加“放卫星”以前，也同大家一样，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现在回忆起来，当时的经过情形大概是这样的：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学校忽然通知我们和另外几个班的同学要停课，到附近的农村去搞突击。大家一起来到山下校门口的公路边，并坐上了开往十多里外的七里坝的几辆货车。当大家一起来到公路边的一片插着“水稻示范片” 正含苞待出的稻田边后，有指挥的人说：“大家来这里，是要参加搞水稻亩产过万斤的‘卫星’示范现场。”具体的要求，就是要大家脱鞋下田，分成小组，分别把附近几块稻田里的正要出穗的稻苗，一窝一窝地带泥拔起来，然后一个接一个地传到另一块重新整好的空水田中，一窝挨一窝地重新并栽起来。再等着这块“示范田”过几个星期之后收割时，放出“亩产万斤”的水稻高产“卫星”来。现在你看看，这那里是做什么正经事呢？这完全像是幼儿园里小朋友们在玩“沙沙面儿”做游戏呢！可在那个时侯，我们大家可都是在认认真真地做着呢！对于像我这样当过几年农民的学生们，虽然当时也有些感到惊讶和怀疑，但是谁也没有敢于公开说什么“二话”。因为那是随时可能“受到批判”的所谓的“右倾言论”，谁不小心着呢？当然，像这种愚蠢可笑的事情，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后来听说，不知道是等到那里的人要来看的所谓“现场会”开过，有些报纸也作过宣传报道之后，还未等到收割验收过称之时，那“亩产过万斤”的“卫星”没有飞上天，却是同稻穗和稻草一起，被沤烂在稻田里面无人过问了。　　　　　　　　第三十三回　　毕业之前入了团　飞行学员却无缘　 1953年我在南部中学读初中时，就参加了少年儿童先锋队，并且担任了学校少先队的副大队长。但是后来一直到1959年上年快要毕业的时侯，才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受我家里的阶级成分是富裕中农，以及舅父在解放前夕曾经当过国民党政府的保长的所谓“历史问题”的影响的缘故。众所周知，共青团的《团章》明确指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党的助手和预备队。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对要求参加共青团的青年学生，除了要求学习成绩要好以外，主要还是看思想表现和社会关系有无重大历史问题。也就是要求家庭出身成份、社会关系好的。特别是要看在主要的直系亲属和旁系血亲中有无被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关、管、杀”的，或者是否有在解放战争时期和大陆解放前夕逃到“港、澳、台”和海外的人。否则就要对其进行长期的审查和考验。直到要能同他们“彻底划清界限”，并“彻底背叛”原来的地主、富农、资本家等剥削阶级家庭。这就是共产党在当时和长期以来要贯彻执行的“阶级路线”的重要内容之一。正因为如此，直到快要毕业走出校门之前，我才被学校团总支正式批准加入共青团的组织，成为一名共青团员。　　我在前面的故事中已经说过，在初中毕业以后经历了两年多的艰苦繁重的体力劳动的磨炼。那时，虽然还未像孔夫子说的那样“饿其体肤”，却也名符其实地经历了“乏其筋骨”的的修炼...>>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第三十回　　阆师建校五六年　勤工俭学出人才当我们早上一早从南部县城附近的金兴乡出发，经过十多个小时的步行，背着沉重的行李，拖着疲惫的身体进入阆中师范学校的校址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刚刚建设起来的崭新的学校。我们向东爬上那砌在土坡上的一百二十九步用条石新建的台阶后，便看见那从一大片比较平坦的农田和坟地上修建起来的，一楼一底的教学楼，还有其他刚刚完工的一片平房---学生宿舍和教师办公用房的校区。除了屋子里面刚打好的三合土是平的以外，通往各处的道路和房子周围全是一堆堆高低不平的弃土。那按规划留下来的操场，还是一片片长着莲花或荒空的水田。既新色又脏乱的校园，正等待着第一批来到这里的年轻力壮的师兄、师弟，以及不少出身于富裕家庭的小姐、小妹们来梳装打扮咧！我们是阆中师范1959级，开校第一班。这第一批约六百名学生，来自当时的南充地区十二个县、市。按照标准人数，每班五十人，并基本上以县为主共分为十二个班。我们来自原南部县境内的新生共约一百名，所以一共分成两个班：即是1959级七班和八班。我和族兄杨自水都分在第七班。由于这次招生的面宽、量大，所以无论年龄和文化程度都相差较大。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之一。同年龄最大的有些已经当了爸爸、妈妈的同学相比，可能要相差十来岁咧！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主要是过去教师的社会地位很低，人们普遍喊他做：“教书匠儿”。是读书人最无奈的职业选择。所以，国家在当时才给了这些师范生们最宽大的入学条件和较丰厚的生活补贴。我们除了每人每月有四元人民币的伙食费用全额补贴外，还有平均每人二元通过申请评发的助学金。而且，周恩来总理还提出：师范生毕业由国家安排参加工作后，一律按国家行政管理干部级别定为二十四级。按国家行政干部对待。从而使教师的社会政治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也推动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中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使用的是专门的师范教育教材。但除了比普通中学要另外增加教育学、心理学和生理卫生三门课程以外，其他教材科目的设置和普通中学的都一样。此外就是还要特别强调进行政治思想品德和音、体、美等方面课程的学习和教育。为将来进入工作岗位后，适应学校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材的需要，学校还特别强调对学生进行热爱劳动和实际操作能力的教育和培养。为了师范教育和学校建设的需要，开学后，学校便组织学生利用星期天和课外活动时间，参加了大量的整修道路、建筑操场、修建花园、清除杂物拉圾等等建校劳动。同时还在后来组织学生自已动手开办并参加了诸如石灰、砖瓦、土陶、篾编、文具、剪纸、玩具、养殖、种植等多项厂、场丰富多彩的勤工俭学生产劳动，以及文学、诗歌、舞蹈、话剧创作和演出活动，极大地培养和提高了学生参加工作和社会实践的能力。从而使他们毕业参加工作以后，很快就担起了教学工作的重担。他们中有不少人，在教育工作和社会实践中经过多年的锻炼以后，后来还成长为中、小学校和教育等部门的领导和管理干部，同大家一道共同推动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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