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博客 scnbyzc38916的博客(blog)主页-《文学博客网》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八十四回　　南充派来苗前民　整顿南部老大难　 1974年底基本完成正房修建工作后，还没有修建厕所和农村不可缺少的猪圈。但是，我和全家老小已经疲惫不堪。由于缺少资金，1975年初，在妻兄等多人的帮助下，又继续采用打土墙的办法，在用作厨房的环房后面，接了一间草拖铺，用作猪圈和厕所。春节后，我又请假在家，同妻一起自已动手，前后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修建了当时第一口猪圈、厕所、粪坑“三结合”的沼气池。并在天热后开始产气，用来煮饭和照明，成为当地宣传推广沼气的样板。此后一直用了十多年，直到九十年代初，妻进城做小生意和户口“农转非”后，才停止使用，为家里节约了不少燃料开支。邓小平恢复中央工作后，1975年在全国开展了整顿各级领导班子“软、懒、散”的工作。当年夏天，中共南充地委书记苗前民和统战部长张久文带领工作组来南部县，专门整顿县委、县革委领导班子和办事机构。苗前民首先拿县委、县革委常组织、政工部门开刀。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主要是采取对照联系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也同时进行学习和整顿。在整顿过程中，苗前民重点抓住县委常委班子中，分管干部组织工作的领导干部，在前几年工作中的存在的问题，对原倾向“红革”派观点的组织部长王一义进行了大会点名批判和隔离审查，后宣布给于撤职处分；同时，又重点抓住县粮食局、招待所、汽车站、食品公司、医药公司、剿丝厂、榨油厂等县城单位和区社干部的问题，重点审查，并处理和拘留了一批有所谓“严重政治或经济问题”，或其他错误和问题的人员，以威慑众多干部职工和过去“爱闹事”的人。当时听说，县食品公司经理杜玉芝、盘龙区革委主任兼人武部长张满林等原倾向“红革”派观点的领导干部，在被进行“隔离审查”过程中，因为经受不了各种“压力”，而走上了所谓“自绝于人民”的不归路，在被关押“审查”的屋子里“畏罪”上吊身亡。苗前民来南部县搞得这次整顿中，我虽然不是领导干部，但有一个“文革”时期南部县的主要“派头头”之一的身份。在1969年底的灌县学习班和1971年的机关整党学习中，虽然对派性作了认真的分析批判，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但是，在县委、县革委机关建立和恢复“七部、一委、一室”过程中，因派性干扰出现的排斥青年人的问题，使我对县委领导干部中一些人产生了新的不满。并重新卷入了派性纷争的漩涡之中。在这次整顿中，工作组表面上虽然没有把我这样的人作为重点批判对象，但是他们对于我在县委、县革委机关里面的学习情况，是非常关心的。他们除了来人专门听我和原“指挥部”派观点的骨干李勤元两人，在小组讨论会上的自我总结发言外，最后还专门安排我们两人，分别在县级机关学习总结交流大会上发言，讲这次学习中的所谓“心得体会”，实际上也就是作自我批评。这次在全国通过整顿各级领导班子所谓“软、懒、散”的问题，实际上是要进一步削平“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各种大大小小的“派性山头”，以及“派性”在部份领导干部身上存在的影响，解决过去不同派性观点的领导干部重新掌权工作后，在机关工作中相互扯皮，为自已过去有各种联系的不同“派性山头”说话、做事的问题。这实际上是领导班子产生所谓“软、懒、散”的主要原因。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期进入县革委的原两派群众代表，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发言权，而只是一个摆设罢了。只要抓住解决好了这个问题，所谓“软、懒、散”的问题便迎刃而解。邓小平复出后，首先抓住解决所谓“软、懒、散”的问题，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所以，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各条战线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第八十三回　　一家三代无房住　借债建房迁新居我的几个孩子，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生的。所以，他们的名字，大多带有“文革”的印记。长女显芳，出生在“文革”之初，字辈“显”字有显赫、芬芳的花朵之意；长子显军，出生在“文革”中军队支左时期，字辈“显”字有凸显拥军崇武之意；次子显国，出生在“文革”中南部县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期，字辈“显”字有凸显人民政权之意；三子連，“显”字辈。出生时因其两手中指缝都带有明显胎记连着，故取乳名連儿。后因当时社会上开始流行单名，不加辈份字，故取名连。后亦将其姐和兄名字中的辈份“显”字去掉，作为“字”使用。有不知内情和姓名文化渊源者，都以为其“名”，但实为其“字”。随着孩子们的出生，吃的粮食虽然靠他们当时在农村的妈妈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有生产队按人头每年一百多二百斤的最低基本口粮政策作保证，可以像他们的婆婆、姑姑、叔叔们一样吃红苕酸菜浠饭过日子，但住的房子却是不好想办法的了。前面的故事里讲过，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国农村大刮“共产风”，使人们觉得好像马上就要进入要啥有啥“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了。同时，大办公共食堂，集中居住，结果随意拆毁了很多民房。1960年底，公共食堂撤销后，很多农民无房子居住。我家原来烧盐的瓦灶房，在盐业社破产后，竟然未归还我们，而是分给了外队一户姓衡的无房户居住。父亲则与其商量，自已要了部份盐灶房，而把两间环屋转让给了那户外队农民住。后来，因家里住房和生活严重困难，父亲便把这部份盐灶房拆了卖木料，并用剩下的部份房料，在老屋子后面打土墙修了一间拖铺烧灶。而那两间老环屋的住户，后来迁回本队时，便被他家拆走了。因此，我们一家十口人，只有两间住房和一间猪牛圈房。在我们兄弟俩分家时，经母亲一起商定，各分一间住房和半间猪牛圈房。还有因补社欠单位的借款二百多元，完全由我去还，因此将我原住的那间有木板楼的房子分给了我。此后，妻在家自搭建了一个偏棚作烧灶的厨房。但是，随着孩子们长大，那不堪拥挤的一间屋子，实在无法再继续容人住下去了。当时，妻有心进城找做事。但我考虑，一是我当时只有几个平方米的公家住房，容不下更多的人居住；二是她的文化程度不高，只能做体力劳动方面的事。我也曾试探找过县革委办事组的领导，请求他们能否在办公室管辖之内的县招待所里，为妻找个事做。但他们推口说我家里“子女多，拖累大”，无果而终。 1974年秋，省宣队离开南部县之后不久，县上提出要我参加工作队，下乡去升钟区搞什么“三分之一”的农村教育工作。由于我对“两委”会议的无果休会不满，拒绝参加工作队下乡。但在县上又无事可做。于是便想方设法趁机在乡下为家里修几间住房。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开始写好一张借条，找到过去与我“派性”观点不同的袁副书记审批。当我向他说明乡下家人没房子住，需要借钱修房子时，估计他可能是碍于我们俩曾于近年前，曾经一起在地委党校学习过，或者是出于其他什么别的原因，很快便给我批了在机关行政上借款二百元的借条（按当时的物价，相当于现在的二、三千元左右）。这笔开头的借款成功，给我增加了借钱修房子的信心。自我参加工作以来，特别是在混乱的“文化大革命”中，我除了乡下家里补社，或者是出差，要在本单位财会上临时借钱外，从来不向外单位或其他个人借钱花。更不在“红革总部”后勤上借钱用。但是，这次既然下决心要修房子，不向外人借钱是不行的了。因为，我自已除了本单位还有一百多元因为家里补社的借款未还完之外，除了每月的工资，别无其他任何收入，更是从来未进过银行的大门，有什么存款。于是，只好硬着头皮和厚着脸皮，向机关里，以及外单位一些个人关系和经济条件都较好的同事，这个借二、三十元，那个借五、六十元的，先后大概又借了好几百元。我接着又通过熟人关系，在县招待所、县中队和城郊粮站等处，借了几百斤各种粮票，用来在国家粮站购买平价粮食；在花钱请石工就地开科打好石料后，又找本大队、生产队干部帮忙联系，轮流代请了只供吃饭未付工资的农民帮工，从几十米远的小河沟的石科里，抬回了几十立方米条石，节省了部份钱；找县革委计划组和县农资公司负责人，购买了两立方多米，当时国家计划指标价每立方米40至60元，市场价每立方米100至120元的木材，做门窗和屋梁用。同时，还在城里找熟人为我画了一张图纸，基本上做好了建房开工的准备工作。当年农村秋收后，经公社、大队同意，在湾口的小土梁边划出了约有半亩面积的集体菜地做宅基地和菜园地。按照当时农村除供吃饭外，每天1.20元的日工资，先请石工面好了地基。原计划在农村秋种完成后，动工砌砖瓦房，但是后来感到筹借的资金，买齐了每匹0.0125元的两万匹瓦后，却没钱购买每块售价0.025元的三万块砖，于是下决心改为只在门面上用少量的青砖，便于做门窗外，其余全部打土墙。动工后，所有上工人员，除全部按农村习惯供吃饭和烟酒外，木工按当时县城建筑社规定最高日工资，每人每天一1.70元；石工和墙工按每人每天1.20元标准开工资。其余参加帮忙挖土、背土的本队邻居和亲戚，一律只供吃饭和烟酒，未付工钱，又减少了一笔开支。就这样，前后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在1974年底以前，基本上完成了正三间、环两间共约一百三十平方左右的建房工作。把拥挤一起的母亲和么妹，以及妻儿母子等七人，全部迁入了新房居住。使他们终于有了一个安身之所。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第八十二回　　引发争议部委室　无果而去省宣队　 1971年的9月13日（简称“9.13”），被毛泽东主席选为党的接班人，并破天荒地写入党的“九大”通过的章程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因为“想当国家主席”未能如愿，便妄图发动政变，谋害毛主席，实现抢班夺权的阴谋暴露后，慌忙乘军用飞机外逃，在原苏联和蒙古边界地区坠机身亡，突然引发了党、政、军里的一场政治危机。此后，毛主席发出了：“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鬼计”（简称“三要三不要”）的最新指示。接着又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了一场新的“批林批孔”运动。自从南部县党的新县委建立后，县革委很少再召开什么会议，或组织进入县革委的群众代表委员们学习统一思想认识；或安排他们去做点什么实际工作等等。而且县革委的办事机构原四大组，也在多数县革委委员，特别是进入县革委的原两派群众代表常委、委员们，不知情的情况下，随之宣布撤销。除了先前建立的县委、县革委共有的办公室、生产指挥部外，又新建了政法委员会，恢复了“文革”前的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财贸部、工交部、农工部等，所谓“七部、一委、一室”。随着“文化大革命”期间靠边站的各部门、单位的领导干部，基本上全部逐渐恢复工作后，原县革委建立四大组时进入办事机构的不少青年人，则随之调离了工作岗位，从而引起了不少人的不满。在当时的“批林批孔”运动中，重点批判林彪在卧室中用孔子的名言“克己复礼” 写的“条幅”等内容。我和机关原“红革”派观点的一些人，联系南部县的实际，认为 “南部县革委机关撤消原来的‘四大组’，恢复和建立所谓的‘七部、一委、一室’，就是林彪和孔老二提倡的要‘克已复礼’那样，要恢复被打破的旧的传统制度。其目的就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排斥和打击在‘文革’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就是‘复旧’的表现”等。于是，开始在县级级机关和县城逐渐掀起了一场反对恢复和建立“七部、一委、一室”的风波。在反对“七部、一委、一室”的风波中，由于我当时既是县委和县革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又是进入县革委常委的群众代表和县委委员，在原有“派性思想”的牵动下，便理所当然地被大家当做了反对“七部、一委、一室”的头儿。我当时住在县委机关大门口右侧的原县法院的小院里。于是，那里便逐渐变成了我们一伙人，反对“七部、一委、一室”的联络点。大约是在1974年夏天，当时已经复任县委副书记的敬英才，曾经个别找我说：“县委准备推荐安排一个人去川大政教系读两年书。”并问我是否愿意去？但我当时考虑，母亲和弟妹们已经分家立户。家里已有四个小孩，都才几岁，主要靠妻一人在家劳动，还要照顾孩子，我实在不能长期离开家里去进学校读书。同时，心里也还认为：“这可能是有人又想搞‘派性’，想用安排读书的办法，把我弄到外地去。”因此，回绝了县委准备让我去川大读书的好意，把一次上大学的宝贵机会推给了别人。当年7月，省革委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南部县协助县革委工作。由于当时社会上普遍出现“派性”思想回潮的现象，原“指挥部”派的不少人员，抓住机会抢先向省宣队汇报南部情况。原“红革”派的一些人，把这类情况反映到我这里后，便支持他们也照样组织人员轮流去向省宣队反映问题。后来，可能是按省宣队建议，召开了一次县委和县革委全委会（简称“两委”会议），通过集中学习，统一认识，并结合实际，讨论解决南部县当时存在的主要争议，特别是关于“部、委、室”的问题。为了争取在这次“两委”会议上，充分反映我们对恢复和建立“七部、一委、一室”的观点，以及南部县近几年来工作上存在的问题，我在了解了原县革委机关不少人员提供的情况，并听取了他们的看法后，亲自动手起草了“南部‘难’在哪里”的长篇材料。除用它在“两委”学习会上发言外，还打印成册，散发给参加县上“两委”会议的县委、县革委领导和省宣队，同时组织机关人员将材料抄写成大字报，在机关和大街上张贴，以此给县上领导和“两委”会议施加压力。可能是因为这份“南部难在哪里”的材料，主要由我和县级机关的另外五人共同商量后写成的，所以后来有人称它为所谓的“六君子上书”。其实，除我之外还有哪些人，我到现在也弄不清。此事在毛泽东主席逝世，特别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四人帮”垮台后，开展的“揭、批、查”运动中，层层清查所谓 “帮派骨干”时，竟牵连了不少的人受审。真乃我之过也。
　　由于当时的“两委”会期间发生了比较严重的旱情，或者可能主要是因为“部、委、室”问题，在县“两委”会议上引起的激烈争论和分歧，最终无法得到统一和解决，县委作出决定：“休会”。并组织人员下乡抗旱和捡查生产。县上“两委”会议不欢而散，导致矛盾更加突出。县级机关里甚至有人公开提出“打倒和砸烂七部一委一室” 的口号。其目的十分清楚，就是想要改变“部、委、室”里面，部份原“红革”派观点人员被排斥的状况。但是，领导们并未打算就此作出调整和让步。其结果是给机关工作带来了更加严重的混乱。事实上，并非“世外桃园”的省宣队里，确实也有一部份人同样存在着“派性”的狐狸尾巴，致使他们在群众的眼睛里产生了有些“不公正”的形象。所以，当时有人不恭敬地叫他们是“派宣队”，严重影响了他们应该有的威信和工作效果。到后来，预定时间一到，无果而终。南部县这个全省出名的“老、大、难”，真的更难了。　　　　　　　　 >>阅读全文

[attachment=651904] 第八十一回　　吐故纳新党代会　我被选进新县委　 1969年春，南部县革委建立后，这种集党、政、军于一体的所谓一元化领导机构，用四大组（即办事组、政工组、组织组、生产指挥组）代替了过去党的县委、县人委、县政府、县政协等四大组织机构。机构大大地精简了，人员也大大地减少了。我们忘记了它必竟叫做“临时权力机构”。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首先需要重建的，就是被“文革”冲瘫痪了的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在1969年底，全国除台湾以外的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全部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祖国山河“一片红”。毛泽东主席便又发出了：“要吐故纳新”的最新指示。从1970年开始，在县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向各单位层层派出了整党建党工作组。通过普遍组织原有的共产党员和群众一起学习“吐故纳新”的最新指示，全面开展群众评论学员的整党活动，重建党的组织。这次发动群众参加评论党员和整党建党工作的活动，总的部署是，要求参加学习的共产党员和干部职工，通过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要吐故纳新”和整党建党的有关指示后，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和本部门，以及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实际表现情况，开展“斗私批修”。从在“文革”中是否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高度，进行捡查、分析和总结。接着让大家发表意见，进行分析评论。总之，要从政治历史、“文革”中的表现、经济往来、生活作风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捡查总结和评论后，经过本人申请，再分期分批地进行党员资格的重新登记工作；再报县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审批公布后，方能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如果发现存在重大政历问题，或犯有其他严重错误，事实未查清、或者认识不好的，则一律暂缓登记，停止其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和行使党员权利和义务的资格。在查清确实存在重大政治历史问题，或犯有其他极其严重错误者，在最后或给于一定组织纪律处分，或不于登记承认其党员资格。在分批次基本完成党员重新登记工作后，再在建党积极分子中，开展吸收新党员的工作。就这样，全县大约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在1971年上年基本完成整党建党工作后，于当年5月25日至30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南部县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南部县第三届委员会。在这次整党建党运动中，我当时被公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正确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同时，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其混乱的情况下，经济往来手续一清二楚；生活作风一清二白，在县革委办事组新建的党支部中，第一批恢复了从“文革”起停止了几年的党员组织生活。并被推选为党支部委员。后来，又被推选为出席中国共产党南部县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在到会一千多名代表的大会上，被正式选举为中国共产党南部县第三届委员会委员。进入了“文革”后南部县新的一届县委会。我也是原来代表南部县两大派群众组织进入县革委的人员中，唯一进入党的新县委的人员。正如我在前两年被“红革”派推选进入县革委常委一样，此次，我个人从未打算，也未私下进行过任何“串联竞选”的非组织活动。现在回想起来，我在“文革”之初，先后被众人推选为县委机关群众组织“反修战斗团”、党政群系统“革联”和“红革总部”勤务组的主要“勤务员”，又未常不是如此呢！我认为，其原因就是由于这种社会形势，或者说是一种社会思潮，一步一步地把我从一个思想单纯、追求执着、做事认真、坦诚直率，但涉世不深的青年人，逐步推向了政治舞台的风口浪尖上。在不知不觉中承担起了人生中最大的政治风险。而那些富有政治斗争实践历史经验的人，他们早就对那场所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存有戒心。在他们的内心世界，很可能早就看穿，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过是十年前的那场“整风反右”斗争，经过又一次变幻后的故技重演。我猜他们当时心里很可能在想：“别看现在的报纸、电台成天鼓动你：人人都‘要关心国家大事’，个个争着要当所谓‘革命造反派’，冒着政治风险去‘造走资派的反’。到头来，弄不好照样当右派”。把话说白了，在他们看来，当时的所谓“革命造反派”们，不过是一群群被人利用，或愚弄而“还没有喂肥的蠢猪”罢了。我在当时，虽然曾经对他们的这种“论调”嗤之以鼻，绝不相信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按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造反有理”的理论勇敢地去“造走资派的反”，“夺走资派的权”，“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人们，到最后还会要当什么“右派”的事。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的想法是对的。而我们这些人，在“政治运动”也即是官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则很显然是极其幼稚的。特别是像我当时那样处于青年时期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和青年学生们，更加容易被人利用，卷入这种政治漩涡，乃至步入歧途。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第八十回　　　两派一起到灌县　　斗私批修三个月　小时候，我常听有些人在吵架时耍横地说：“整烂就整烂，整烂到灌县。”我不知道，在这句话的背后有什么历史故事。但很有可能是历史的巧合。这句离奇的民间谚语，却完全应在了四川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局上。在那“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可能连它的发动和领导者毛泽东，自已事先也没有想到，运动的势态会发展到连他自已也无法控制的混乱状态。在全国的很多省市，特别是在四川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之间，不断发生的一次又一次规模大小不同的武斗，简直就是一场又一场规模大小不同的“战争”。它完全像毛泽东主席自已说的那样：“是一次全面内战”。它不但是一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在党内两个不同派别，而且还把全国的几亿普通老百姓，包括工农兵学商一齐卷了进来，发展成为犬牙交错的“民间大规模武装冲突”，或者是真枪实弹的大规模内战。因为可以说是绝大部分的共产党员，都参加或不同程度地卷入了社会上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就是这场特殊的“内战”，不仅把倡导者所要求的所谓“封、资、修”彻底打了个浠粑烂，而且还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除了军队以外的国家机器，砸了个浠粑烂。其实，军队本身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伤害。最终是把整个国民经济打了个浠粑烂。在四川这个历史上有名的“天府之国”，“文化大革命”的内战之火，由于有了刘结挺、张西挺这两个所谓“好干部”，在四川“新生红色政权”省革筹和省革委，内外兴风作浪，内战更是打得全国出名。正如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引用古人的话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好像他们对四川摆下的烂摆子，都显得有些无可奈何一般。但我不知道，是那位“仙人”在幕后指点，还是历史的规律再现，为了彻底解决四川两派，特别是南充两大派，在实现了“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都被“结合”进入了新生的红色政权――地、县革命委员会之后，仍然严重存在的对立情绪和过去结下的“派恨、派仇”，省革委竟然把分期分批集中四川各地、市、州、县，进入了革委会的两派群众组织代表，组织学习和进行整顿的地点，定在了灌县的林业学校。 1969年的10月，在各县、市军代表的带领下，南部县进入县革委的群众组织代表，一起去南充地区集中后，早上六点统一乘货车出发，经遂宁、成都等地，到下午天快黑时，才拉到了距成都百余里的灌县林校省革委办的学习班。我是作为南部县“红革”派进入县革委常委的群众组织代表，参加这次省革委在灌县举办的为期三个月的学习班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个作为南部县“指挥部”派的主要头头进入县革委的群众组织代表副主任赵京义，这次竟缺席了。我们在整个学习期间，主要是通过学习中央和省有关文件之后，按照毛主席：“各自多作自我批评” 的指示，开展“斗私批修”。学习班有一条纪律严格规定，双方都不准指责对方。学习期中，每逢星期天照常休息，也可外出。但是在同一派别的群众组织之间不准相互串联。其实，我们当时也认为没有串联的必要。所以，我们便相约把星期天用来游附近的著名的风景区都江堰、二王庙和青城山，第一次享受了最惬意的假日生活。一个星期天，我同大家一起爬上了灌县林校背后那座山的最高峰。站在高耸入云的山顶上回头观看成都平原，有点好像坐飞机从天上看地面的感觉。再看那高山的西北边，则是万丈悬崖陡坡，使人感到有些头晕目眩，不敢多看。人们常说：“上山容易，下山难”。我过去对这句话只有字面上的理解。自从这次爬过这座高峭入云的陡山之后，才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自开始从山脚到山腰时，那山路到也还算平坦。但再往上爬时，坡势却越来越陡。到最后一段，真的是要猫着身子，把手放在地上过爬，才能上得去山顶。其实这才晓得真还不能随便说什么：“上山容易”了。因为你平时爬的那个山，可能是太一般了。所以感到爬起来比较容易些。比如，你要是去爬喜马拉雅山，并且要登上顶峰，当然就会感到不是那么的容易，而且是很难的了。既然是“上山容易”变成了“上山难”，那下山还有什么更难的呢?　这也是我在这次下山时，才尝到了那种滋味的。由于那山坡十分陡峭，坡度约有六十度左右，真是“爬”着上去的，所以根本无法像平时那样走下来。只能是照样爬着，小心易易地，一步一步慢慢地往后面退着下来。如果稍不留意，就很有可能从山顶滚下几十米的山腰里。你能说这下山不难吗！但是，还有比这更难下的“山”。那就是派性的“山头”。那可真是一旦上了“山”，十年难下山。为了帮助我们这些，在此十年之后被人称之为所谓：“帮派头头”的人，走下“派性的山头”，省革委学习班还专门安排我们搞了一次“忆苦思甜”活动。当然，它不是像以前那样吃什么“忆苦饭”，而是组织来到学习班的南充地区和各县进入了地、县革委会的大小派头头们，下煤井去体验煤矿工人的艰苦生活。那是去离灌县城不很远的彭县的一个国营煤矿。虽然是在冬天，但在下井前要求必须全部脱去身上穿的棉衣和棉裤，只穿一身贴身的单衣服。为了体验解放前的矿工生产状况，特意安排我们从过去的老坑道，现在的风洞口，迎着嚯嚯作响有些阴森可怕的风声，一步一步地往下走进采煤的工作面。由于已经是经过开采了几十年的老矿井，当时的工作面已经深入地下有好几十米了。在打满着枕木支撑的矿井巷道里，我们每人领取了一顶矿灯安全帽和一个照明用的电瓶，并把它紧紧地拴挂在腰间的皮带上。我戴上安全帽刚向前走了约二十来步，前额就突然被头顶上的横木撞了个正着，直撞的感到头脑发昏。幸好我的头上有用藤条编制的安全帽护着，否则将会被那粗大的枕木碰得头破血流。据矿井带队的工人介绍，当时煤井已经开采到第四层，煤层的厚度只有一米多，而且是个钭面。我们只有在那既高温干燥，又狭小的伸不起腰的煤层里面困难地爬行。当时真有点好像到了人间地狱一般的感觉。我们在井下巷道，前后经过四个多小时的爬行奔走来到井上后，看到煤矿工人们一个个立即脱光了身子跳下热水池洗澡。开始，我们还有点害羞。当看到自己除了口里的牙齿还是白色外，浑身上下全是漆黑的煤灰。只有横下一条心，像童年时跟小...>>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七十九回　　军队掌权革委会　　历史评说后人了　毛泽东主席当时说：“革命委员会好！”是说它实行的是集党、政、军于一体的所谓“党的一元化领导”。但在实际上是军队，或者说是军人在掌握主要领导权。南部县革命委员会当时共由49名委员组成。其中，有军队委员7人，占七分之一。县革委主任是由“支左”部队“0019”政委张铁栓、第一副主任是由县人武部政委安贵华担任。1971年4月野战部队撤离后，则由原县人武部部长岳元龙接任县革委主任职务,时间长达七年之久。直到1976年6月岳元龙调走后，才改由地方领导干部张云梯担任县革委主任。县革委的五名副主任中，第一副主任由军队干部担任，其余四名副主任分别由两派各自推荐的两名原县级领导干部和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担任。领导干部是原副县长王廷明和唐良高；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是原南部县两大派群众组织工人出身的主要头头赵京义和马德贵。十五名县革委常委中，除县革委主任和五名副主任、一名军队干部外，其余八名常委分别由两派各自推选一名领导干部、一名一般干部、一名农民代表和一名学生代表担任。两派推选的领导干部常委是原县监委副书记谢洪均和原县财贸部长张如岳；一般干部常委是原县农业局干部罗长见和原县委宣传部干部杨志才；农民代表常委是张明生和李春芳；学生代表常委是蒲继伯和李茂荣。其余委员中，有四名军队干部代表。他们是：“0018部队”的孙国华、刘怀志，县人武部的张同心、雍书生。有原县委组织部长王义华和原县财贸部副部长吴守文等两派各推选的领导干部代表；原县手管局干部何贞全和原南隆区农行营业所干部李光汉等两派的一般干部代表；胡忠照、杨正刚、刘维德、蔡文玉（女）、朱素蓉（女）、严国民、胡友才、莫正均等两派各四名的工人代表：赵大均、杜永玻、高明凡、何朝东、张德鹏、谢琼瑶（女）、徐开金、李文碧（女）、程周科、汤树强等两派各五名的农民代表：以及两派共三名的学生代表：宋守文(代表所谓“第三势力”即“中间派”。实际上为“指挥部”派观点)、李和春、周绍荣等总共二十九名。据说，参加省革委学习班的原两派代表，在代表南部县两大派进入县革委的副主任、常委和委员排名的先后顺序上，曾经成为一个争论不休重要焦点问题。最后是“红革”派方面决定让步，采取高姿态，全部排列在“指挥部”派观点代表的后面，才促使南部县革委的人员组成方案尽快达成了协议。并且包括在群众代表委员的名额中，同意增加了一名实际上属于“指挥部”观点的所谓“南部县的第三势力，即“中间派”的学生代表宋守文。在当时，有人认为这样就会对某一派方面有利。或者说能够表明自己要比别人“更革命”、“更正确”一些。事实说明，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想法不免显得有些天真，甚至是有些愚蠢可笑了。 1970年7月，地革委任命军队干部张喜堂、李福亮为县革委副主任；增补原县委副书记敬英才、陈敦荣、军队干部遆星义、路吉义为县革委常委；1972年12月，地革委又任命原南部县委副书记、县长、副县长袁天锡、敖赐觉、刘国兴、陈现锐、敬英才等为县革委副主任。到1976年时，除当时有“日本特务”嫌疑的原县委副书记梁德没有出来工作外，其余都先后重新安排了工作，基本上恢复了原职。各区社原来的主要领导干部，通过补台，也都先后恢复了工作。县革委建立后，原“红革总部”和“指挥部”先后宣布解散。“总部”原来筹集的数十万元所谓“文革经费”，除巳使用的外，被重庆市人行冻结的十万元存款，以及未用完的剩余资金，由分管后勤人员全部将帐目和款项移交给了县革委。县革委建立后，主要工作是继续审批建立了全县各区、社革命委员会和部门、单位、学校的革委会和革命领导小组。同时，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活动；开展了“清队”（即“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即：打击反革命破坏；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深入开所谓“斗、批、改”和“上层建筑领域革命”，派出“工人宣传队”和贫下中农代表分别进驻中、小学，并兼任进驻学校的革委会和革命领导小组主要职务，以调解学校原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为恢复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创造了条件，等等。县革委建立后，先后开过几次县革委全委会，主要是组织学习和参加县上召开的区社干部扩大会议。我虽为县革委常委，主要是参加一些审批区社革委会的人选工作和成立大会，分别做两派干部、群众的联合工作。具体工作岗位，还是落实在县革委办事组，平时主要还是搞人秘工作，了解有关情况，起草有关会议和领导讲话材料，或者同县革委一些领导干部下乡捡查工作等。县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建立后，主要事项多由核心领导小组成员讨论决定。县革委常委，特别是群众代表常委，参加县革委常委会议讨论事项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行“老、中、青；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种所谓 “临时权力机构”，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了。 “革命委员会”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产物，它在将来究竟是应该走进中国共产党领导时期的历史博物馆，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历史进程中的一笔重要精神财富，还是同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起全盘否定，丢进“历史的拉圾堆”呢？只有让历史学家和我们的后人去评说罢了。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七十八回　　两派实现大联合万人共庆县革委　　　　 1968年秋天，中央把四川省各地县、市的两大派群众组织的代表集中到北京办学习班，解决落实毛主席号召的“革命大联合”，建立省、地、县各级革委命员会的问题。南部县的“红革”和“指挥部”两大派，也分别派出了工人、农民、学生和干部代表去北京参加学习班。后来，各地、市(洲)、县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学习班，又从北京搬到了成都南郊“空字028”驻地。主要任务是通过学习统一思想，谈判解决分别代表两派进入各地、市、洲、县革委会的军队和地方领导干部，以及群众组织代表人选的具体问题。 1968年冬，中央为了消除军队“支左”中发生的“亲一派，疏一派”；甚至“支一派，压一派”的影响，在全国作出了“支左”的野战部队实行大换防的决定。原驻南充的“7795部队”与驻云南的“0018部队”（师级）实行对调。“0018”派出所属“0019部队”（团级）政委张铁栓等人来南部县换防“支左”。他们协同县人武部一起，分头深入各单位做两派群众组织和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动员群众组织上下脱钩，彻底上缴一切武器和弹药，促成两派实现归口和各单位的“大联合”，分别建立“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委会和革命领导小组。从而使南部县的安全形势再次逐步稳定下来。 1969年3月，南部县“红革”和“指挥部”两大派在成都学习班的代表，最后达成协议，并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于1969年4月15日批准后，南部县两大派进入县革委的群众代表，随及被召集到南充地区招待所，由军队代表组织他们学习。按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开展所谓“斗私批修”和“各自多作自我批评”，为县革委的正式成立创造条件。我被作为“红革”派的一般干部代表推选进入县革常委班子。可能是为了避免中途发生有人搞什么“小动作”的原因，直到县革委正式成立的头一天，我们这些群众代表才从南充统一乘车回到南部县城，并规定全部住在当时还在当铺街原邮电局北侧的县委招待所内，一律不准回家、不准会人、不准上街。连理发都不准外出，专门把理发师请到招待所里面来为代表们服务。直到第二天参加县革委正式成立大会时，才一起走出招待所。 4 月25 日这天，在南部县城北门外嘉陵江边当时的大河滩上，召开了有县城各部门、单位、工厂、学校、城市居民，以及南隆区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群众、全县各区社、南充地区各县（市）代表，共三万多人参加的庆祝大会，正式宣布了南部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当时到处都是人山人海的壮观场面，是南部县城自古以来所没有的。大会 “鸣炮”时燃放的鞭炮，整整装了一汽车。大会结束后，参加大会的数万人，一起进入城内参加了大游行。他们手里都举着毛主席语录本，或者打着一面写着各种口号的小彩旗旗，有秩序地一起行进着。他们一会儿敲锣打鼓，一会儿唱着《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毛主席《语录歌》，一会儿又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革命委员会好”等口号。他们个个精神抖擞，喜笑言开，庆祝那经过三年来的混乱之后终于等来的太平日子。参加游行的各单位，都有一套四川特有的锣鼓和秧歌队、腰鼓队、或者龙灯、狮子、车灯队伍。他们一边走，一边敲着锣鼓，扭着秧歌，打着腰鼓，舞着龙灯、狮子，逗着“么妹儿”，放着鞭炮，欢庆共同的胜利。队伍从北街，经当铺街---正街---东街---油店街---前街---盐店街---燕窝街---新后街---后街---半边街---南街---三元街---锅铺街---連江坎街，至县车站，进行了当时通贯全城的大游行。街道的两边，到处都挤满了远近赶来看热闹的大人和小孩儿。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由八人抬着贯名“四个伟大”（即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旗帜、伟大的舵手）的毛主席巨幅画像、 “革命委员会好！”的毛主席题词巨型标语牌，以及数十面彩旗的和中外乐器的大型乐队的队伍。还有就是一路不断燃放的震耳欲聋的鞭炮。县革委的全体成员全部亮相，依次走在狭小的古城街道中间，两旁挤满了看热闹的大人和小孩儿。他们颇有点像现在的所谓“追星族”，争先恐后地追赶着观看他们心目中的“偶像”；有些人们则是抱着好奇的眼光，像到了动物园和马戏团里，专心专意地观看他们这些从未见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跳得最高”的知名神奇人物，究竟是个什么样儿。同时，也饱饱地欣赏了一回，那满街的龙灯狮子、高跷社火、秧歌队伍；此起彼伏、震耳欲聋的各种鞭炮声；还有那在当天晚上燃放的、至今少见乃至绝迹了的传统焰火。在经过了几年的争斗和混乱不安之后，南部县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使大家终于有了一些“天下太平”的感觉了。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第七十七回　　外出人员齐返程　南部两派又武斗 1968年7月10日，四川“8.26”、南充“反逆流” 等各地，以及南部“指挥部”派的各路武斗人员全线溃退。南充“临联”派武装人员均未趁势追击。并在以后几天中，陆续撤离了伏虎、大河等地回到了南充。但是，南部“红革总部”的不少人对此并不放心。他们说：“‘指挥部’派这次是在损兵折将之后主动撤退。很有可能再次纠集全川各地武斗队伍，卷土重来，进行更大规模的报复。” 于是“红革总部”决定，在建兴中学召开了全县各区，以及县城各系统单位“红革”派观点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会议。一起对“6.25”大规模武斗和以后的发展形势，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分析。最后决定，要全面动员组织南部县同盐亭边界地区的区乡群众，同“红革总部”的各个武装连队，以及全县各区的“武卫队”人员一起，在玉台、双合、小元、赛金、柳树、保城等乡一带山头上，大力构筑防御工事。把前沿防线推进到南部与盐亭交界地区。以保证当地群众能够安全地回到时家中抓好大春收割和小春播种。到了9月初，迫于各地大力贯彻中央接连下达的“7.3”和“7.24”两个“关于全面制止武斗、收缴枪支弹药”的布告的巨大压力，“红革总部”才作出决定，将在前沿山头阵地先后驻守了一个多月的武装人员，全部撤下山来。并上缴了枪支弹药，解散了武斗队伍。县内安全形势也随之逐渐稳定下来。到了9月下旬，南部“指挥部”派暂住盐亭等地的大批外出人员，在“省革筹”和当地驻军的护送下，经过伏虎公路一线，进入南部县境内，并返回南部县城各单位和乡下家里。但是，他们中的不少人，可能是由于担心安全，或者其他别的原因，仍然集中住在过去的“指挥部”驻地航管大楼里。而“红革”派的人们，也耽心他们从外地回来时，可能带回部份没有上缴的枪支弹药，伺机报复。总之，两派人员之间双方都持有戒备之心。敌对和对立情绪，在不少人之间仍然十分严重。特别是在各单位两派群众组织之间对已经建立“三结合”的革委会或革命领导小组等具体问题上的争论，最为尖锐激烈。我们当时认为，虽然它有不完美，甚至不公平的问题。应该采用适当的办法解决。但是，它必竟是在南部县人武部“支左领导小组”的主持和批准后建立起来的，老、中、青“三结合”的“新生红色政权”。它是完全合法的，应该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南部“指挥部”派的外出人员返程后，可能是由于他们长期在外所受的各种艰辛，甚至是难以忍受的痛苦，乃至流血牺牲，使他们抱着一种“仇恨”的心里，来看待在他们外出之后，那一批按照所谓“革命大联合和老、中、青三结合” 建立起来的“革委会”和“革命领导小组”。所以，他们返程后，首先把“革委会”作为自已攻击和否定的对象。他们组织动员下属组织人员上街写大字报、大标语，甚至在有的单位“革委会”或“革命领导小组”的木制挂牌上，用墨汁涂写上什么“伪革委”、“黑革委”等字样，表示“不于承认”和否定。到了10月中旬，位于县城后街的南隆区供销社革命领导小组的挂牌，竟然被“指挥部”派人员无故砸烂。从而引起了县城“红革”派和南隆区的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在“红革总部”和南隆区“贫联”的支持下，南隆区各单位和城郊各公社革委会、革命领导小组，于10月18日（简称“10.18”）上午，在县城原人民会场（现为柳林公园），召开了有数千名农村干部群众和县城单位人员参加的大会。愤怒声讨“指挥部”派的少数“坏人”，攻击、诬蔑，甚至砸烂革委会挂牌的“滔天罪行”。他们本想以此造成强大舆论，制止对方继续把矛头公开对准革委会的错误行动。但是当大会进行到中途时，面对会场主席台的“指挥部”驻地航管大楼下面，突然冲出来一伙人，向着会场中间的人群乱打石头瓦块，造成会场人员大乱。当大会主持人员用高音喇叭，几次向冲击会场的人发出公开警告，仍未得到制止时，为防止重大伤亡事故发生，大会被迫中断。大批群众纷纷慌忙从嘉陵江边和柳林桥撤离会场。事后，被激怒的干部群众，不但对“指挥部”人员的这种“挑畔”行为十分愤恨，而且纷纷指责“红革总部太软弱。致使‘指挥部’派的人气焰嚣张，敢于爬到众人头上拉屎拉尿”等等。在众多舆论指责的巨大压力下，“红革总部”和南隆区“贫联”的头头们，当晚共同策划，立即组织没有交完武器的人员，在第二天（即“10.19”）上午，分别从塔子山、炮台山和乐群路等处，对“指挥部”人员集中的航管大楼进行围攻，坚决把他们的“嚣张气焰”打下去。由于“红革总部”人员，弄不清“指挥部”躲在航管大楼里面的人有什么武器，所以始终不敢轻易接近。到了中午，“总部”安排人员，把没有上缴的一门“蛤蟆炮”弄到了炮台山顶上，并对着航管大楼方向放了两炮。但是，由于位置太高，距离也太远，炮弹都在距离“指挥部”所驻的航管大大楼很远的高空爆炸，并未起到什么作用。后来，他们又把“蛤蟆炮”搬到北门下边原小河沟边上(现城关一小教学楼附近)的树木子里，对准航管大楼方向，先后发射了两发炮弹。第一发炮弹从航管大楼屋顶上空飞了过去，打到了燕子窝方向上空爆炸；第二发炮弹把航管大楼的屋顶打了一个大洞，但是没有发生爆炸，造成了一场虚惊。双方的冲突继续相持到了下午五点左右，闻讯前来的省宣队和南充驻军7795部队，派员进入了航管大楼。南部县两大派之间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冲突，才完全停止下来。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七十六回　　红革临联遭包围　相持半月才退兵 1968年6月25日早上，我在建兴中学得到全川“8.26”派大队人马进占双合、小元直逼伏虎的紧急情况，并在电话上向南充“临联”告急后，便一直等待消息。到了中午11点左右，有人告知我说：“南充‘临联’派的石油地调大队有两车从阆中返回南充的武装人员，正在建兴场上吃饭休息。”我听后，立即跑到建兴场上找到那两车武装人员的领队说：“川大‘8.26’和南充、南部的‘指挥部’派的大批武装人员，在今天一早已经占领了南部伏虎区的双合、小元等几个乡，情况十分紧急。我们已经在电话上报告了南充‘临联’100号办公室。要求立即来人。他们很快就要来了。你们现在也用不着转去了。”他们经过商量后，决定当天留在建兴不走了。第二天，南充“临联”向南部伏虎前线派来的，以南充石油地调大队为主力的大批武装人员，陆续进入了大河和伏虎的前沿阵地。于是，全川两大派群众组织之间一场真枪实弹的大规模“内战”，在川北地区的西充、盐亭、南部、剑阁、阆中等县边境长达数十公里的地区拉开了序幕。 1968年6月25 日，在南部县伏虎区边境爆发的四川两大派之间的这次大规模武斗中，由于以“川大‘8.26’为首的一方，经过了长期的准备，不但武装人员众多，武器先进，枪支弹药充足，除了有大量的老式轻重机枪，还有新式的“125”、“135”高射机枪。并且传言他们抢了驻军的远射程、大威力的榴弹炮助阵；有四川省“革筹”刘吉挺、张西挺两个“大红人”的强力支持。所以，他们来势汹汹，似乎锐不可挡。南部“红革”派一方，除了自已的400余人的武装人员外，只有南充“临联”的支持，力量仍然十分悬殊。所以，当南充“临联”的武装人员到来后，他们还是主张“打持久战”，坚持死守阵地。等待对方主动发起阵地攻击时，消耗他们的武装人员，挫伤他们的锐气。最后把对方拖垮。事后听说，这次四川两大派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武斗，其迁涉范围之宽，战线之长，远远超过我们在事前的预料。实际上，四川“8.26”和南部“指挥部 ”派的武装人员，经过几天时间的推进，前沿阵地已经达到南起西充的罐垭，至盐亭的八角、南部的玉台、双合、小元、柳驿、柳树，北至保城、双凤、升钟，东至狮子、万年、大桥等三个区的十多个乡。其外围，则已经涉及到西充、盐亭、剑阁、阆中四县的数十个乡镇。其战线之长，迫使对方追求速战速决，绝不允许久攻不下。所以，只好被迫打起“阵地攻坚战”来。由于“8.26”和“指挥部”派人多势众，武器精良，开战后仅一个星期后，很快又攻取了“红革”派本来防守很薄弱的北部赛金、柳树、保城、双凤、升钟、观音、万年、狮子、大桥、石泉、老观等大片地方。把前沿阵地推进到了千秋、伏虎、大河、永兴等乡一线，基本上对南充“临联”和南部“红革”派的阵地，形成了一个不大的半包围圈。我在腿上的伤口稍好后，后来又坚持到了大河的后勤基地。大约在7月5日左右，不知道是“8.26”派的那路人马，竟然从大桥以南方向突破了由南部“红革”财贸部队驻守的卧牛山阵地，并配合从大桥以东的依东山出发的另一支人马，向南突袭到了永兴和大河场“红革总部”后勤基地附近的地方。眼看就要完成对南充“临联”和“红革”派主力的包围圈。但是，他们却在这里遇到了南充“临联”主力石油地调大队，使用土制的 “蛤蟆炮”的猛力反击，遭受了重创。卧牛山上丢失的部份阵地，也在南充“临联”武装人员的帮助下重新夺了回来。四川“8.26”和“指挥部”派的武装人员，从此丧失了进攻的锐气，不敢再往前冲了。据说，那“蛤蟆炮”是四川沪州某兵工厂工人在“文革”中的一项重要发明。它的炮口直径约有吃饭的碗口那么粗，炮身却只有一尺来长。很像一架缩短了的、把发射角度固定在了一块钢板上的迫击炮。由于它的炮身很短，总重量最多不过只有二十多斤,一个人可以轻易地把它搬走。它放在地上时，那碗大的炮口朝着前方，很像一只蹲着不动的蛤蟆。其实它的所谓“炮弹”，也根本不像什“弹”，很像一块厚约三公分、直径约二十多公分的、扁平的“大烧饼”。发射时，只要把炮口对准前方目标，像迫击炮那样，把“大烧饼”从炮口放下去，击发后的底火再把“炮弹”冲向天空。“炮弹”在落地前的预定目标空中爆炸，起到空中威慑恐吓作用，也具有一定的杀伤力。传说，这种神奇的“蛤蟆炮”，当时曾经拿到越南战场上试用，连使用最现代化武器的美国大兵，都被吓得晕头转向，搞不清是什么新式武器。事后，大河坝有些老百姓打趣地说：“想不到，那个被人看不起眼的‘蛤蟆炮‘却起了大作用，把个气势汹汹的“叭儿驴”（喻指“8.26”）也给吓退了。” 在那段时间里，“红革总部”只有“前线指挥所”的李光汉等人，在同南充“临联”的指挥人员联系，所以我不知道其具体部署和指挥情况。但是，我听说，“红革总部”驻守大河、千秋之间牛王寨的县农水系统、驻守伏虎鸡公背、冷水垭的县工交系统、驻守伏虎与小元交界处王大山的南隆区“贫联”等多处阵地，都分别打退了对方发动的多次小股进攻或偷袭，一直坚守得很好。据说，“指挥部”派的人员，这时已经知道新的消息，中央在7月3日发了“关于坚决制止武斗的布告”（简称“七.三”布告）。如果再打“持久战”，对他们是很不利的。所以当时在盐亭县城里的南部“指挥部”主要头头齐天贵，在“宣传部长”、原县粮食局干部秦国勇等人的极力鼓动下，决定亲自带着一队人马，亲临前线慰问和助阵，以鼓午士气。但不幸的是，7月9日，当齐天贵一行人员，正来到距离伏虎场仅四、五里远的鸡公背山下的镇江庙一线阵地，鼓动“指挥部”武装人员一起向鸡公背发起进攻时，恰好碰上了南充“临联”前来支援的武装人员。在双方激烈的交火中，齐天贵、秦国勇等多人，被当场打死。消息传到盐亭和其他阵地之后，各路人马惊恐万状，垂头丧气。于是均不战自退。南充“临联”和“红革总部”各处坚守阵地人员，也任其自溃，不于追击。于是，一场相持半月之久的四川两大派之间的“内战”，就此宣告结束。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七十三回　　夺取大桥收失地　伏虎升中变前线　南部县“指挥部”派外出人员，在3月20日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位于他们原来占据的大桥区以北的升钟区之后，就在南部县的西北地区形成了一整片的“指挥部”派占领区。而且与其东北方向仅隔一条西河，已经为阆中的“8.26”派所占领的阆中思依、木兰两区乡，遥相呼应。对伏虎、建兴、定水一线构成了严重威协。 “红革总部”勤务组，面对急骤变化的武斗形势，立即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分析。大家认为，下一步南部“指挥部”派很可能争取在外部力量的支持下，继续使用武力攻占伏虎和建兴场这个通往南充和重庆的咽喉之地。以切断南部、阆中、苍溪三县同南充“临联”派的退路。然后直取南部县城“红革总部”。阆中、苍溪两县的“8.26”、“指挥部”少数派，亦可在外力支持下，趁势反扑得势。在南充地区以北形成大片的“8.26”、“指挥部”武装占领区。如果那样，“红革”派人员，只有像中江县“继光兵团”的人那样，外逃避难去了。为了避免“中江事件”在南部县重演，“红革总部”勤务组在众多下属组织人员的强烈要求下，以“指挥部”派武力攻占升钟区为由，明知故犯地作出了一个无奈的决定：立即策划组织人员，再次从县人武部军火仓库中，抢出去年“九.五”命令下达后交回去的民兵武器，以及县中队的部份值勤用枪支弹药。除用这些枪支弹药重点扩充装备了“红革总部”下属的财贸、工交、农水等几个武装连队外，还将其余部份民兵枪支、弹药分发给了南隆区，和升钟、大桥、伏虎、建兴、定水等前沿地区，以及盘龙、楠木、新政、东坝、王家等区的“红革”派群众组织。要求他们组织人员集中培训，驻守交通要道，盘查过往车辆行人，防止“指挥部”派的武装人员潜入活动。同时“总部”武卫组，又决定趁“指挥部”派攻占升钟区乡后立足未稳的情况下，具体部署了于3月25日凌晨，以县财贸系统的武装连队---“财贸部队”为主力，从大桥区的大河乡一带开始，武力攻打“指挥部”派在大桥区的前沿阵地杜家井、依东山。因攻势比较凶猛，“指挥部”派武装人员，即于当天下午撤离大桥场，退守升钟区观音公社（后改为永红乡）的石板垭、玉米山和升钟场东南附近的南山坪一线防守。大桥场这个“指挥部”派经营了一年多的“据点”，落到了“红革”派组织的武装人员手中。为了防止“指挥部”派人员，以升钟区为据点对大桥进行反攻，四月初，“红革总部”武办又安排部署，以工交系统的武装连队为主，配合南隆区“贫联”的武装排，分别从大桥场，以及同阆中交界的南部县皂角公社两个方向同时出发，连夜奔袭合围，迅速攻占了石板垭、观音场、玉米山（又名麻风山），直逼升钟近郊的南山坪和西河边上的尖子山。在天亮之前，把升钟场置于了“红革”派武装人员的火力控制范围之内。迫使驻守在升钟场上的南部“指挥部”派主力武装人员，有如惊弓之鸟，一个上午就全部经保城、柳树等处撤离了升钟，退回到原盐亭县的铁边、神坝、光中一线，视机而动。在我看来，当时南部县“指挥部”派人员武力攻占升钟区的行动，给了“红革总部”一个“很好的借口”。使他们有理由，再次抢了去年已经交回县人武部仓库里面的大量枪支弹药，并且进一步扩大了武斗队伍。不仅没有使南部“指挥部”派的武装人员在升钟区站稳脚跟，而且丢失了原有的“老根据地”大桥区，实在有些得不偿失。 “红革总部”收复升钟后，除了及时把大桥、升钟两区的“红革”派组织人员护送回去后，决定把“红革总部”的一班人马，基本上都拖到了“伏虎前线”。在伏虎区场上的供销社旅馆，建立了“前线指挥所”。财贸、工交两个连队的二百多名武装人员，则继续集中安排部署在大河乡和大桥之间的牛王寨，以及升钟的南山坪等一线的重要位置上，准备长期驻守，以抵御南部“指挥部”派可能联合四川“8.26”派，分别从伏虎、升钟两处向南部县境发动的大规模进攻。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第七十五回　　指挥部派占双合红革人员守大河　　　　事态的发展，如我们多次讨论分析的那样，到了1968年6月下旬，四川“8.26”、盐亭“红2.4”、南充“反逆流”和南部“指挥部”派，以及其他一些县市的多个群众组织，一起进攻南充地区的武装行动，真的首先从盐亭到南部的唐巴公路一线的伏虎区开始，妄图从这里打开一个能够通向南充和南部县的缺口。全川“8.26”派,这次联合武装攻打南充和南部县的行动，不但准备工作充分，人员和武器弹药充足，而且还有四川省革筹领导小组里面的“刘、张”支持。我们不能鸡蛋碰石头，搞“御敌于国门之外”。虽然这是一场真枪实弹的“内战”，但是必竟如毛主席讲的：“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将来还要“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所以，我们的原则是：“坚持自卫，绝不先打第一枪。绝不攻打和进入盐亭县境内的目标。”具体的战术则是：“敞开大门放你进来；拖住不放，等待外援；赶走了事，绝不追击出县境之外。” 到了6月中旬，对方首先派出了多股武装人员，从盐亭潜入南部县边边境地区的双合、小元、赛金、柳树等乡进行侦察活动，了解“红革”防守力量部署情况。但是，由于建兴至盐亭的公路交通早已中断。而且在伏虎、双合等地都有公路哨卡对过往行人进行盘查，严密封锁了消息。所以，对方可能并不知道，伏虎、升钟一线，基本上已经成了“空白地带”。可能对方并未弄清真实情况，所以一直不敢贸然长驱直入占领伏虎场。六月下旬初，当伏虎区的“红革”派群众组织头头赶到建兴场，向在那里组织集训的“红革总部”头头们告急，说对方的大批武装人员有可能很快沿公路而来，进入伏虎区。大家当即要求他们，立即动员组织双合、小元一线的群众安全撤退，并安排人员坚决守住伏虎场以西的公路垭口――冷水垭。同时，有人提出可以在垭口两边山崖安放炸药，如在情况实在紧急时可先炸毁垭口，使对方的车辆无法通过，不能让他们的大队人马长驱直入占领伏虎场。在对方强大，我方弱小的情况下，为了防止我方人员被“包饺子”的危险，“总部”决定将集中建兴整训的部份武装连队，部署到距离伏虎场十多里外大河场附近一带的山头上。主要任务就是要把进入伏虎地区的对方武装人员拖住。 6月23日，集中在建兴整训的“红革”财贸、工交、农水系统和南隆区“贫联”等大约400多名武装人员，按照“红革”前线指挥所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分别进入千秋、大河一线山头阵地驻守。并在大河场设立了“总部”后勤服务基地。具体负责供应各个山头阵地驻守人员的伙食和有关生活问题。我也一起到了大河场的后勤基地住下，具体了解前线情况，稳定人心。但是在第二天，不幸因身边携带的一支土造小口径手枪不慎走火，子弹将我的左腿膝盖下方骨头打伤，无法行走。于是只有移住建兴中学基地治疗。 6月25日早上，我在建兴中学从大河打来的电话上得知：“对方的大批武装人员，已经在毫无阻挡的情况下，进占了伏虎的双合、文兴和小元场，直接威胁着冷水垭和伏虎　场。当地群众，纷纷沿公路向南部建兴、定水方向逃离。情况十分紧急。我在建兴，立即在电话上向南充“临联”当时设在原地区招待所的名为“100号”的“联络办公室”告急。请求南充“临联”火速前来支援。但是，当时并未得到任何具体的回答。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七十四回　　全川两派打内战　红革整休守建兴　人世间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它好比两个人下象棋，只要开始走错一步，就会一步接一步地继续走错，并且顽固地坚持走下去。直至错到了底，连“车、马、炮、象、仕、兵”都基本上丢光，“将、帅”都被“照死”的时候，才肯善罢干休。在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四川、乃至南部县的两大派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武斗，以及此后的长期对立和争斗，也都是这样。直至“双方同归于尽”，方能天下太平无事。不是么！此后不久，可能是四川“8.26”和南部“指挥部”派的人，认为在南部县边境地区发动的武装攻占升钟的行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枪支弹药太少了的原因。所以便又组织抢了国家放在广元的“399”援越物资军火仓库。并且继续扬言：“联合全川，杀回南充!”“踏平南部县”。到了1968年的5月，驻扎盐亭与南部县西部边境的双合、小元、柳驿、赛金、观音、保城、双凤等乡境外交界一带的全川川大“8.26”派、南充“反逆流指挥部”和南部“指挥部”派的武装人员，不时深入南部县境内进行侦察活动。并抢走了赛金场上供销社等单位的物资。同时大力散布：“杀回南充，血洗南部”的舆论。当时“红革总部”驻伏虎的“前线指挥所”，得到南充“临联”和阆中“红联总”传来的消息说：全川“8.26”派，有可能同时从蓬溪、盐亭、剑阁、广元等地，南北联成一线，同时向南充地区“临联”派全线发起武装进攻。或者，先集中力量进攻一处，取得突破和进展后，再各个击破。到了6月初，虽然从南充“临联”传来的内部消息说：“全川‘8.26’派联合进攻南充地区的行动，可能很快就要开始了。”但是，我们却听到反映说：“从4月初以来，分别驻守在升钟南山坪和大桥场一带山头上的工交和财贸系统的武装人员，由于驻守时间较长和对全川武斗发展情况的形势认识不一致，产生了疲劳和厌倦情绪，组织纪律比较松驰，战斗力下降。一旦发生新的大规模武斗，情况十分危险。” 我没有当过兵不懂得指挥打仗。但是有些着急的我，打算从毛泽东著作中去找寻答案。我从毛主席在解放战争中的有关文章中多少得到了一些启发。在“前线指挥所”讨论分析当时的武斗形势时，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说：“我认为对方目前要想发动全线进攻，搞全面出击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那样容易造成战线太长，力量分散，不易取胜。他们很有可能采取重点进攻，从盐亭方向开始进攻南部县，实行中间突破。在首先攻占了南部县的伏虎、大桥、升钟等地之后，直取建兴、定水和南部县城，切断川北地区的阆中、苍溪、仪陇、南部等四县的‘临联’派组织通向南充和重庆的通道。因此，目前“指挥部”派联合攻打南部县的危险性最大。所以，我们把力量集中驻守在交通方便的伏虎、大河、升钟公路一线的重要场镇，以防止对方的进攻是对的。绝对不能放松警惕” 在讨论下一步的对策时，我提出意见说：“由于对方这次是真正联合了全川‘8.26’派的武装力量集中攻打南部的大行动，并且还传说‘抢了驻军的榴弹炮’助阵。所以光靠南部‘红革’派的力量是无法抵挡的。毛主席曾经非常形象地比喻打仗用兵说：‘要把张开的五个指头收拢紧握成一个拳头，这样打出去才有力量。’要对付全川‘指挥部’派的强大进攻，我们南部县的力量不但很有限，而且驻的很分散。现在又出现了疲劳和厌倦情绪。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是很危险的。现在，我们应该下最大决心，在充分做好升钟、伏虎、大桥三区当地“红革”派头头和群众思想工作的基础上，把“总部”长期分散驻守大桥、升钟的武装人员，全部撤离到通往南充和重庆的咽喉之地建兴场，集中进行学习和休整。如果在伏虎或升钟前线发生武斗严重情况时，我们则进可攻，退可守，坚持到南充‘临联’派支援我们的武装人员的到来。以保证南部县城的安全。” 为了当前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大家统一了意见，决定把“总部”持枪人员全部集中驻守建兴中学进行整休。后来又决定，在建兴中学召开了县城单位下属组织的全体勤务员，以及全县各区乡的“红革”派群众组织头头和有关人员会议，第二次摊派筹集了所谓的“文革”经费二十多万元。“总部”后勤办又先后分别向重庆市人民银行汇款十万元，南充“临联”帐户汇款五万元，存放在那里。打算把这笔钱作为“红革”派人员在将来万一被对方打败外逃期间备用。为了解决弹药不足的问题，“总部”还决定，由后勤办安排专人负责，及时组织了一批有经验的工人和武卫人员，分别在建兴铁木社、县机械厂和“红革总部”里面，制造“手榴弹”和再生步枪子弹，解决弹药严重不足的具体问题。当时，伏虎、大桥、升钟三区同盐亭、剑阁等县交界地方的第一道防线，实际上全部交给了本地“红革”派群众组织的人员在“防守”。“红革总部”的武装人员，已经完全集中到后方的“战略要地”建兴场来进行休整，已逸待劳，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内战”爆发了。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七十二回　红革重建武卫队　指挥部派打升中　　为了应付重新日益紧张的武斗形势，“红革总部”决定立即着手对组织机构人员进行调整和加强力量。经过同各大口组织人员商定：“总部”由下属各大口系统组织，分别重新推选二至三人加强并组成新的总部勤务组。并从其中推选五名工人、干部和学生代表，组成总部勤务组核心组。分别负责武卫指挥、后勤服务、宣传舆论等具体事务。 “红革总部”具体分设：总部办公室、政宣组、武卫组、后勤组。总部办公室：主要负责同下属各群众组织，以及外地有关地方组织和人员联系，并确定专人负责值班和守电话。宣传组办公室：又称政工办公室。主要负责抓对外宣传、组织调查了解领导干部的思想观点，政治历史情况，并且收集有关对方活动情况，编写“情况简报”和筹办用“红革总部”名义出版的《6.12战报》等宣传资料。加强对“指挥部”人员的舆论攻势等。武卫组办公室：主要负责掌握了解对方动态，以及外地武斗形势发展情况，管理“总部”下属组织的武卫班子人员，安排部署和指挥“武卫人员”具体活动。应付处理突然事件。后勤组办公室：主要负责后勤生活安排和武斗有关物资准备工作。我这次作为县委、县人委机关“革联”的代表之一，被推选进入了“红革总部”勤务组，在后来又被推选为核心组的成员。同“红联”学生代表李茂荣一起，共同负责宣传舆论和政宣工作。“武卫组”由原农行南隆区营业所主任、退伍军人李光汉负责。后勤组则由原县食品公司工人马德贵和原县机械厂工人严国民负责。如此一来，“红革总部”俨然像一个“政府机构”一般运转起来。所以，后来有人竟戏称它为所谓的“红革政府”来。中江县“继光兵团”被成都“川大‘8.26’”派支持下的对立派打垮的情况，对“红革”派的下属群众组织震动极大。新的“总部”勤务组成立后，大家纷纷要求克服松散状况，加强“武卫”的准备工作。于是决定召开了下属各大小组织数百人参加的中江武斗形势报告大会。请中江跑出来的人，在会上介绍了中江“继光兵团”被动挨打，最后遭到惨败，被别人赶出来的前后经过情形。要求我们大家从中吸取教训。一致认为，我们虽然绝不能主动挑起两大派之间的武斗，但是也不能在对方发动进攻时束手无策，被动挨打。所以一定要随时提高警惕，积极做好“武卫”准备工作，避免“中江事件”在南部重演。为了具体落实解决防止外出的南部“指挥部”人员，在“川大8.26”派和南充“反逆流指挥部”的支持下，武装攻打南部的严重情况，“红革总部”专门召开各大小组织全体勤务员和财会人员会议，首先具体讨论落实了向各部门、单位分摊落实了十多万元的“文革经费”的问题。具体由各部门、单位的财会人员，通过银行帐户，以“文革经费开支”的名义，从办公费用中直接划拨到“红革总部”的帐户上备用。同时，动员组织各大口单位的群众组织，分头行动，组织人员到县城附近的炮台山、塔子山、卧牛山等处，构筑战壕工事；“总部”还在县城组织了一次“戒严”行动，对“指挥部”下属组织的所谓“钢杆”人员的住地，借口查看是否藏有什么枪支弹药，进行了一次突然清查。其真正目的是“敲山震虎”，将他们“吓走”，以免留在县城生事。为了加强“武卫”的力量，“红革总部”决定由武卫组负责组织，在县城单位、工厂和南隆、定水、老鸦等区乡农民中，挑选身强力壮人员和复员军人，重新组建“武卫”班，并以“办学习班”的形式，分别集中训练，统一调动指挥，负责保卫县城和附近地区安全。凡是选调参加“武卫班”集中学习训练的人员，无工资收入的工人、农民一律由“红革总部”负责解统一决伙食费用；有工资收入的干部职工，自已只缴纳基本生活费。并且一律按照国家出差补助标准，每天补贴四角钱的生活费，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实际上变成了总部的专业武斗队。南部“指挥部”派人员，自从1967的“8.13”后，包括当时被抓后放了的“指挥部”主要成员在内的很多下属组织人员，又先后外出分别到了成都和盐亭县城。传说他们在盐亭与南部西北边境交界附近的富驿、大坪、八角、金峰、花林、神坝、铁边等处和南部县内的大桥场等地，都安排部署了不少的持枪武斗人员。并且大势制造舆论，叫喊“打回老家去，血洗南部城”，“扫平‘红革总部’”。真可谓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1987年的3月20日这天，突然传来消息说：南部“指挥部”派的武斗人员，从铁边出发，集中力量已经攻占了升钟区的柳树、保城、观音、双凤等乡和升钟区场镇。升钟区的“红革”派组织人员，全部被赶出来了。南部县新的一轮武斗，又开始了。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第七十一回　　九五命令交了枪继光兵团丢中江　 “8.13”以后，“红革总部”抓住这次武斗事件，趁势对“临时指挥部”及其下属组织开展了强大的宣传攻势。 “总部”组织了一批人员，及时对“8.11”至“8.12”这次大规模武斗中的各类严重损失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和拍照。其中包括各单位被炸药包炸毁的数十间房屋；后街烟酒公司仓库被打破的大批酒缸、酒瓶和满地流淌的白酒；“指挥部”人员从国家粮食部门私自带走，而在中途被截获的大批全国通用粮票；以及在武斗中被对方打死人员的尸体，被打伤人员的伤口、伤痕等各类严重经济损失情况。还有“指挥部”人员在“8.13”被抓以后所写的关于策划、指挥这次武斗情况的“交待材料”等等。其后制成放大图片，在县城和附近区社进行巡回展览。在全县广大范围内对“指挥部”派人员造成了强大的压力。 “指挥部”下属组织的的骨干成员，都不敢留在本单位或家里，纷纷离开县城。有的分散到农村乡下躲避；有的则跑到大桥场或盐亭县城，寻求保护，等等。一时间，南部县城内基本上听不到“指挥部”派人员过去那样的“不同声音”，变成了青一色的“红革”派的天下。毛泽东主席在亲自发动这场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很可能没有想到形势的发展竟会继续超出他的预料之外。他号召全国人民说：“你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那些“最高指示”，不但在中央那些老资格的领导干部们那里没有过去那么“灵”，现在全国很多城市和农村的普通老百姓和所谓的“革命造反派”，实际上也不那么听他的话了。由于全国范围内相继发生了许多大规模的抢劫武器仓库和严重的武斗流血事件，造成了严重的停工、停产和铁路、公路交通运输中断，给国民经济的运行带来了新的严重损失。面对全国“全面内战”的严重形势，毛主席在1967年的7、8、9三个月亲自视察大江南北以后，再一次向全国发出了新的“最高指示”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同时，在9月5日以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名义，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动员群众组织彻底上缴一切枪支弹药的命令”（简称：“9.5命令”）。中央“9.5”命令下达后，迫于政策的威力，“红革总部”及其下属群众组织，纷纷响应中央号召，把上次从县人武部仓库抢出来的大部份枪支弹药交了回去。我的那支小马枪和子弹，也随同大家一起交回了县人武部仓库。但是，“红革总部”的警卫班和一部份“武卫队”员手里的武器，却仍然留着未交。他们要为今后可能再次发生的武斗留下一条后路。 “9.5”命令下达后，“红革总部”及其下属组织陆续上缴了枪支弹药。前段时间从县城跑到乡下和盐亭等地的部份“指挥部”派人员，又慢慢地回到了县城来。大约是在当年的11月，听说发生了“刘、张”（即省革筹的刘吉挺、张西挺）私自动用“支左”部队，配合成都“8.26”派组织一起，搞了“武装支沪”，用武力镇压了四川沪洲和宜宾的对立派群众组织。年底，在抗美援朝英雄黄继光的家乡中江县，又发生了“红成”派观点的群众组织“继光兵团”，遭受“8.26”派的武装“围剿”，并被赶出了中江县城的严重流血事件。春节后，“继光兵团”无家可归的的部份人员，来到了南部县城避难。省内一个个新近发生的“刘、张”使用武力支一派，压一派的严重流血事件的消息，使“红革总部”大小头头们的思想又立即紧张起来。有不少“红革”下属组织人员，甚至公开埋怨和指责说：“红革总部的头头们，在前一段时间动员大家交枪，是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这一回，要是指挥部的人联合川大‘8.26’，和盐亭红‘2.4’等外地的武装力量共同攻打南部县，肯定要吃大亏了。”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第七十回　　　红革总部迁党校　被抓头头险遭害 “红革总部”自从“8.12”的晚上抢了县人武部的民兵枪支弹药以后，便把“总部”从当铺街的商业局二楼，迁至文庙街县人武部西侧的原县委党校。也就是最早的城关二小旧址，现在新建的县人武部大院和文庙礼堂处。可能是因为这里面，不仅房屋众多，范围宽大，而且自1960年下年原城关二小迁出，改作县委党校以来，还把原来的大部份教室，改成了有二、三百个床位的学员寝室，还有可供几百人开会的大会议室。不仅可容数百人居住，而且西邻悬崖小河，右接原县人武部和县委机关房屋，背靠县中队和县公安局驻地十分安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又一直空着。我不知道当时“红革总部”的头头们是谁最先看中了这里。因为这里的各种条件，比起原来的商业局那里，实在是太好不过了。为了保证人员，特别是堆放在里面的刚从县人武部仓库抢出来的枪支弹药的绝对安全，“总部”专门从附近农村选调了十余名复原退伍军人，组成了专门的持枪警卫班，日夜轮流值班，守护着大门和存放的武器弹药。同时，还重新组建了主要由财贸、工交系统人员组成的几个持枪“武卫班”。并且集中统一驻扎在“红革总部”里面，具体负责保卫县城地区和“红革”所属组织人员的安全。在后面的空坝边，又专门搭建了一个临时伙食团，为驻扎在里面的持枪“武卫”人员和总部工作人员，以及一时不能回单位居住的干部职工，提供伙食。凡住在这里的停产工人、农民和无业城市居民等人员，一律由“红革总部”免费提供饭食。机关干部职工和有工资收入的人员，则一律按统一规定标准缴纳伙食费和粮票。一时间，原来的县委党校，竟然变成了“红革总部”的难民接待站。 “8.13”那天，在乡下堵截抓获的那批县“临时指挥部”及其下属组织的主要成员，仍然被集中关押在西街原城关一小里面，由“红革”总部组织单位人员进行“审理”。叫他们“交待”，并写出关于策划和指挥这次武斗，以及打死、打伤“红革”派人员的具体内幕情况的书面材料。大约过了好几天以后，“红革总部”在党校后面的大会议室里面，召开了“红革”所属大小组织的全体“勤务员”会议，具体讨论“8.12”、“8.13”武斗事件后的有关形势和具体问题。我们县委、县人委机关的“革联”和下属组织的勤务员，都一齐参加了会议。总共约有四、五百人，把个大会议室几乎挤得满满的。很多人都在会上争着发言，发表自已对这次武斗后有关问题的看法和意见。议论中有人提出说：“这次被我们抓到的‘指挥部’几个策划、指挥武斗，打死了我们‘红革’派的人的坏头头，绝对不能放过他们。干脆把他们押到红岩子河坝里解决了算了。”这个问题立即引起了有的人的支持。当时，我认为这样做是极其错误和不得人心的。为了有充分的理由说服大家不能这样做，我迅速地在随身携带的《毛主席语录》本里，找到了一段关于过去在国共两党的战争中，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坚持实行 “缴枪不杀”、和 “宽待俘虏”政策的毛主席语录。我当即发言，首先把那段《毛主席语录》读给大家听。并接着发表自已的看法说：“我认为，如果是在双方正在进行的武斗中，他们中的无论那一个，被没长眼睛的子弹打伤，或者被打死了时，我们可以不负任何责任。现在，他们已经变成了我们的‘俘虏’。我们就应该按照毛主席讲得，在战争年的代里，对俘虏坚持宽大政策的原则处理。绝对不能随便把他们治死。” 我接着提出意见说：“我们可以把他们自已写得‘关于这次如何策划、指挥武斗，并且打死人命的交待材料’，连人带材料一起，交给县人武部支左领导小组和军管了的县公、捡、法部门去处理。我不赞成现在私下处置了他们。如果那样，我们不但现在不会得到群众支持和拥护。万一将来要追查责任时，恐怕也不好说话。” 我的发言，当场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赞同。这次被抓来的一些指挥部主要头头们，也才终于幸免于难。事后不久，他们真的被一起送交“县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去处理，而在后来就被人武部全部放走了。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六十九回　　指挥部派大撤退　全面内战刚开始我后来知道，8月13日凌晨四点左右，“红革”和南隆区“贫联”的持枪人员，分两路从西南边的汪家垭和东南方的晓霞观一线，向当时被“临时指挥部”占领的县城东南郊的制高点塔子山进行包抄，很快便占领了塔子山。他们不敢贸然下山近距离靠拢距离五、六百米的“临时指挥部”据点航管大楼，只好开枪进行火力侦察。因为早有传说：“航管大楼里面的人可能有枪。”所以，先前攻取了塔子山的武装人员，一直呆在山上观察。待到五点左右，天开始蒙蒙发亮时，才发现头一天被“临时指挥部”人员全部攻占的东半城，基本上空无一人。“临时指挥部”的驻地航管大楼，也是人去楼空。只有前街靠嘉陵江江边的县妇幼保健站里，一阵阵传出来受伤人员的呻吟声和呼救声。事后得知，原来“县临时指挥部”组织下属单位人员，在“8.11”和“8.12”两天里，采取集中力量，统一指挥，在8月12日下午天黑前，全部夺取了东半城，并打伤和抓俘了数十名原驻东城单位的“红革”派人员后，正在为胜利高兴和准备谋划下一步行动计划时，当晚突然传来了“红革”派组织人员抢了县武装部仓库的枪支弹药的消息。 “红革”派抢枪的消息，有如惊天霹雷，一时间把航管大楼和东半城里正在为“指挥部”派的胜利而高兴的人们，一下子搞得晕头转向。众人很快转喜为悲，人心荒乱起来。头头们也一下子对保住“胜利成果”丧失了信心。他们一方面叫大家保持镇静，一方面又果断地作出了迅速全面撤退的紧急行动计划。具体安排“指挥部”骨干人员，在后半夜乘夜深人静之时，撤出航管大楼，经原人民广场下到嘉陵江边，沿江边河坝无人之地往上走，行至二十里外的老鸦乡境内，再走小路向西南部达到“临时指挥部”派群众基础较好的大桥场；另一部份人员，则从燕窝街下河坝，乘航运公司木船，往南顺嘉陵江而下，至盘龙场等处上岸，采取小股分散方式，再往西向黄金、流马、寒坡、定水等地转移。如此这般一来，不到一个时辰，静悄悄地摸黑把集中在南部东半城的，数百名“指挥部”及其下属组织的主要骨干和武斗人员，几乎撤得干干净净。只是丢下被抓俘关押在前街妇幼保健站里面的数十名“红革”派受伤人员在那里呻吟。而此时，“红革”和“贫联”的武装人员，还呆在塔子山顶上观查动静，未敢轻易下山进入东半城。当等到天蒙蒙发亮，发现昨天曾被“临时指挥部”派全部攻占的东半城内，已经基本成了一座空城时，被关押的数十名伤员，很快被解救出来，并送往医院抢救治疗。同时，“红革总部”和南隆区“贫联”随及安排部署了力量，赶往老鸦、盘龙、肖家、定水等一线的要道路口，设置岗哨，盘查过往行人，堵截、抓获从县城撤离的“指挥部”派主要骨干人员。当时，没有人安排我们县委、县人委机关“革联”的人去搞什么追击搜索任务。我和“反修战斗团”的几个人一起，背上昨夜从“红革总部”里面挑选出来的步枪，到正街的地面上写大幅标语，表示“坚决支持‘红革总部’和贫下中农对‘指挥部’进行反击的革命行动”等，以发泄对“指挥部”派的不满。当天中午起，便有一些“指挥部”和下属组织的骨干人员，陆续地被城郊附近支持“红革”派观点的、手里拿着红樱枪的农民，一个又一个地押解到县城西街原县招待所里来。出于对在前几日的武斗中发生“指挥部”派打人致死的极度愤恨，被抓获的一些“指挥部”派主要骨干成员，或被绳捆索绑，或被人吐口水，有的甚至被人用棍棒打得鲜血直流，狼狈不勘。转眼之间，他们竟然变成了有如昨天曾经被他们“打败”受伤后，又关押起来的“红革派战俘”一般的“战败者”，失去了自由。无论是在历史上，或者是在现实社会中，统治阶级内部和统治者之间，或者地方的某些势力之间，他们或者为了意识形态，或者为了权利之争，往往会把一个本来比较安定的社会，逐渐变成势不两立，甚至敌对的几部份，或者几派的。乃至逐渐演变成一场规模大小不同的械斗，甚至发生战争者屡见不鲜。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的那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时在全国和全省范围内的一些地方，早已开始逐步地变成了一场荷枪实弹的、真正的“内战”。在南部县的土地上，现在“内战”也开始了。这或许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历史上一种比较典型的 “相互报复”或“暴力行为”吧!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六十八回　　红革惨败八一二　发动反攻‘8.13' 1967年的8月11日上午，南部县城北街粮食转运站内的两派群众组织开始发生了严重的武斗事件。双方从地面的械斗，发展到了上房相互对打瓦块。并且使用了自制的炸药瓶和炸药包，将有的人员炸伤。部份房屋炸毁起火燃烧。下午六点左右，北门外蔬菜大队“红革”派观点的农民、民兵排长寇义泉，在路过北街粮食转运站附近时，被“临时指挥部”派人员抓住当场打死。八月12日上午开始，位于南部县城新后街的县手管局和后街的商业局所属烟酒糖公司、糖果厂、南隆区供销社等单位内的两派人员，一齐发生了激烈的武斗行动。除了使用棍棒、钢钎外，同样开始使用了炸药包、炸药瓶等杀伤力很强的爆炸物品。县委、县人委机关“革联”，为了保护位于后街县工商联的“兴无灭资战斗队”的人员，派出了大约十来名，头戴藤帽、身背水壶、手持棍棒、钢钎的“全副武装”人员，前往后街支援。到了上午十一点左右，双方的人员，都由地面的械斗，发展到了上房打瓦块和炸药包、炸药瓶等白热化的程度。我当时留在本单位，负责与“红革总部”联络。但我不知道“红革总部”的具体指挥情况。也不清楚，“临时指挥部”此次在后街一线开始的武斗中的主要目标，是要全面打垮和赶走“红革”派观点的单位和人员，使整个东城区的一大片，变成“青一色”的“指挥部”人员的“大本营”。所以，他们没有把双方的“武力冲突”局限在本部门和本单位的小范围内。而是展开了全面的统一“进攻行动”。“指挥部派”的人员在攻下原新后街的县手管局以后，又集中人员攻打位于原后街的县商业局、工商联和位于塔子山下的县粮食局的“红革派”人员。其结果，不但打伤和抓俘了数十名被“打败”的“红革派”人员，还打死了县商业局的一名军队转业干部隋仕森。至此，两派之间的武斗前沿阵地，已经推进到北街____乐群路____川剧团____东街___半边街____汪家垭一线。“红革总部”人员据守的车站____汽车52队____西街____正街一线情况十分危急。　　　　　　　　　　在8月12日上午南部县城全面暴发武斗的严重情况后，我当时同“红革总部”办公室的的几个人一起商量，决定立即通过县邮电局，向成都“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重庆“重大815”、南充“临联”等群众组织，以及省、地“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了“紧急电报”，要求声援和制止武斗的继续发展。但在当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到了下午四点以后，在新后街、后街和粮站的“红革”派组织，先后有数十名被打伤的人员，被指挥部派抓俘、关押到前街的妇幼保健站。这时“红革总部”只有靠商业系统的“红色造反军”和“汽运敢闯大队”的人员，把守着县车站和西街、正街一线。当时，这些街上已经空无一人。过一会儿那街上便传来一阵恐怖的喊叫声：“快！快！快！‘指挥部’打过来了！”不知所措的人们完全笼罩在悲痛和恐怖的气氛里。我不知道“红革总部”的头头们当时到哪里商量对策去了。“总部”的办公室里，已经空无一人。“革联”上午派去后街支援“工商联”的十余人，除了中午情况紧急时先后跑回来报信的几人外，其余都下落不明。我当时也同其他人一样感到束手无策。只好回到了县委机关里面来，同留在机关的同志呆在一起，等待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到了晚上十二点左右，忽然听到外面文庙街上有人急速走动的声音。并传来消息说：“红革”派的人在抢县武装部仓库的枪。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在场守侯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立即打开临街上了横杠的、那道平时不轻易开的后门，跟着一起，跑往隔壁五十来米左右的县武装部大门内侧的民兵武器仓库。我当时看那武器仓库的大木门，已经被砸成几个大洞。不少人都忙着从门洞中钻进钻出地往“红革总部”搬运枪支弹药。我当时也不假思索地从门洞中钻了进去，并进入堆放着民兵枪支弹药的仓库里，随手抱起几支老式步枪，然后跟着大家一路，运往武装部隔壁县委党校（原城关二小住地）大门里靠右边的几间屋子里，那里已经堆了不少枪支弹药的。我记不清自已先后往返搬了几次。当我感到有些疲乏时，见来往仓库搬东西的人已经比较稀少了。而有不少的人，则留在党校那几间放武器的屋子里，为自已挑选枪支和弹药。我既未当过兵，也从未摸过枪，但看见别人都在挑选枪支，于是也想为自已挑一支枪。　　我不懂得，过去那些堆放在武装部仓库里面的民兵武器，都是下了枪栓的空杆杆。而枪栓却是另外堆放的。我看见别人都在挑选好了枪身后，又在到处去找合适的枪栓。我辨别不了好坏，只有拣枪身光亮好看的挑。但是，挑来挑去，始终找不到一支满意的枪。最后，通过请教别人，终于挑到一支枪身短小、重量较轻的“小马枪”和一些形体瘦长的“笔甲子弹”。大约到了深夜两点左右，才带着那支“小马枪”离开党校，回到县委机关住处。由于看见“红革”的人员从武装部的仓库里抢出了那么多的武器，心里暂时消除了对“指挥部”有可能从东街打过来的恐慌。于是便坐在木条椅子上打起盹来了。后来听说，8月12 日下午，“红革总部”的几个主要勤务员得知：“新后街和后街的几个单位已经全部失守，人员全部被对方抓俘关押”的紧急情况以后，便迅速同城郊南隆区“贫联”取得了联系，寻求附近农村的支援。他们最后终于商定了一个大胆的冒险行动：抢出县武装部仓库里的武器，然后对“临时指挥部”进行反击。到了8月13日凌晨四点多钟，猛然从东南方向的塔子山上传来了一阵阵连绵不断的枪声。但是，这枪声没有多久便停止了。也没有听到有什么回击的声音。天刚见亮时，便听到一个又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临时指挥部”的人，昨晚上已经全部连夜逃走了！”“昨天被‘指挥部’打伤关押的几十个伤员，也全部被我们的人救出来了！”>>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六十七回　中央下了红十条　四川两派搞对立 1967年6月，中共中央下达了十条“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即所谓“红十条”）。“文革”前在宜宾地区因犯严重错误而被处分，并关进了“班房”、全川出名的“两个好干部”：刘吉挺、张西挺夫妇二人（简称“二挺”），一齐被“结合”进入了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领导小组。并且分别担任了副组长等重要职务,掌握了四川党、政、财、文的实权。四川“二挺”上台以后，奉行了一条“亲一派，疏一派”，甚至“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路线，因而十分自然地被“川大‘8.26’”派的人员，当作他们在省上的最大靠山。因此，他们认为只有他们自已才是“四川的‘革命左派’，应该独揽大权；其他群众组织都是‘老保’，不但一律不于承认，而且应该彻底搞垮”。从此，在全省开始形成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之间，造成了更大的对立情绪。同一时期，在成都的“川大‘8.26’”和“产业军”之间；在重庆的重大“8.15”和“反到底”之间；在南充的“临联”和“反逆流指挥部”之间，都先后发生了规模大小不同的各类武斗事件。南部县城在两派群众组织之间不断发生的严重冲突，以及外地发生的武斗事件的相互影响下，相互猜疑，互相戒备的武斗气氛越来越浓。一派传说：“据指挥部内部人士消息，最近航管大楼里来了几个从成都来的外地人，在帮助策划准备武斗”；另一派谣传：“对方可能在最近想要挑起武斗，……”等等。到了1967年的7月，在两派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斗争日趋尖锐的情况下，县城各大口相同观点的群众组织，逐渐联合起来，相继成立了系统性的组织。县委机关的“反修战斗团”、县人委机关的“井冈山战斗团”、县统战系统工商联的“兴无灭资战斗队”等组织，联合成立了“南部县党政群系统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简称“革联”）。我当时被推选成为了“革联”的主要勤务员。随着县城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辩论和争斗愈演愈烈，因为有人在争论问题时出口骂人，相互动手你指我撮的过激行为不断发生。而有的则发展成动手打人致伤事件。随着这种过激行动的不断增加，两派不同观点群众相互之间的对立情绪也越来越大。有时，甚至连“支左”和公安人员也很难“解交”，主持公正。因为，如果你若是不支持他的言论或行为，则有可能立即遭到围攻和漫骂。同时，县人武部“支左领导小组”和公安部门，在经过“3.13”镇反“先抓后放”，一直遭到“临时指挥部”人员攻击的情况下，他们从此似乎也有些胆小怕事起来。因此，对于发生的严重打人事件，他们也很难下手抓人。到了八月上旬，南部县城里的武斗紧张空气越来越浓。一时间，过去建筑工人才用的安全滕帽、钢钎、和军用铝水壶等日常生产和生活用品，都被购买一空。甚至连农村兴修水利和公路用来开山放炮的普通炸药和雷管等违禁物资，也被个别胆大玩命的人，用来制作炸药包和爆炸瓶。机关单位里面不少干部职工，则悄声回到了乡下农村家里，躲避可能发生的武斗；部份明显倾向于“临时指挥部”派性观点的人，干脆躲到县城航管大楼和东城的后街、新后街一带“临时指挥部”观点人员占优势的地方，寻求安全保护。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伤害事件出现，党政群系统“革联”的人员，也商定由过去分散住宿，改为集中到县委、县人委的两幢大楼上面居住。同时，讨论制定了如果发生对立方面的武斗人员“攻入”县委、县府机关大院里面时的应急方案。具体安排把县人委大楼的楼梯处，迅速用木料和抓钉封闭起来，只留一道很窄的出入口。同时，在楼上准备好一些石灰和棍棒之类的防身之物，以及足够数量的粮食、副食品和手电、腊烛等物。防止对立方人员强行上楼造成伤害，等等。使人感到有了一种好像两派之间的“战争”马上就要降临的恐怖气氛。过去好端端的一座县城，俨然变成了两个严重对峙的“敌对山头”。南部县“临时指挥部”自年初成立以来，由于有专门的指挥班子负责组织下属群众组织的统一行动，虽然其人数在县城单位和居民中占少数，但是它却表现出很强的活动能力。而同它派性观点不同的另一方，虽然在县城和农村的人口中占多数，但是他们的所谓“造反精神”确实不如对方。直至1967年的8月上旬，虽然各系统已经成立了联合组织，但是在县城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机构，所以十分松散。随着武斗形势的迅速发展，县城各系统相同观点的群众组织，终于在紧急状态下，通过相互协商，于8月10日，在县城当铺街的原县商业局楼上，宣布成立了名为“南部县红色革命联合造反总部”（简称“红革总部”）的统一组织。当时，大家推选出的“总部”的主要负责人，为县商业局从军队转业的营职干部、“红色造反军”的主要勤务员罗永政和县农业银行南隆区营业所的军队转业干部李光汉，以及“汽运敢闯大队”的主要勤务员李涛等人。我当时作为“革联”推选的代表，安排设在县商业局二楼的“总部”的办公室，负责参加收集整理有关资料的工作。自6月份以来，县“临时指挥部”已经在其驻地航运大楼，安装了几个对着全城成天不停地广播其派性观点的高音大喇叭。为了与其对峙，抵消其舆论影响，以鼓舞相同观点群众的“士气”，前几日已经在县商业局大楼的屋顶上安装起了相同的几个高音大喇叭。并由南隆区“贫联”介绍了一名广播员，每天按时对着全城广播，同“临时指挥部”的大喇叭，唱起了对台戏。　>>阅读全文

川北烟云故事(连载): 第六十六回　　被抓人员放出狱　红司静坐搞绝食在县城“3.13”戒严的当天晚上，县公安局立即抓捕了“县临时指挥部”的几个主要成员。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高兴地同其他反对“临时指挥部”观点的群众组织的人员一起走上大街，在县城的大街小巷，刷写“坚决支持县支左领导小组镇压反革命分子的革命行动”等大小幅标语。接着，有些县临时指挥部被抓人员所在单位的群众组织，则开始对本单位不同意见的“临时指挥部”下属组织，开始采取所谓“革命”行动。不但抄了他们的印章、旗帜，还同时把他们的一些骨干成员揪到大街上进行游街和批斗，给“指挥部”观点的群众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近使他们不敢再上大街参加辩论。一时间里，因为没有了对立面，前段时间大街上轰轰烈烈、激烈尖锐的群众性大辩论没有了。但是，这种“万马齐喑”的局面并没有保持多久。这是因为，南部县城的“3.13”所谓镇反抓人过后，临时指挥部和“红司”中的一些人员，跑到了成都求援。他们在派性观点相同的“川大‘8.26’”和“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的支持下，组织“上京告状”。　后来大约到了三月底左右，县公安局接到了从内部传来的中央电话指示，立即全部释放了“3.13”戒严“镇反”时抓的人，。　在“3.13”所谓镇反时被抓的人全部释放后，他们很自然地对“无辜被抓入狱”感到怨气难消。因而他们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休整以后，又开始同他们一起受了委曲的群众组织的的人们一起，高喊“揩干身上的血迹，擦干脸上的泪水”，再次上街张贴和刷写大小字报。公开攻击县公安局的群众组织“政法兵”是“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并强烈要求彻底平反。于是，在县城冷了一段时间的争论，又开始升温起来。反对“临时指挥部”观点、支持“镇反”抓人的一派的人们，当时似乎有些既安慰自已，又警告对方似的说：“公安局现在全部放人，是因为他们这些人，现在好比还像农民家里养的‘架子猪’，出槽宰杀不够秤。等再过些时侯，把它们养肥到够交国家屠宰标准时，政府一定会再把他们重新抓起来的。” 到了1967年的4月21日，南部中学原“红司”的学生仗其是年幼的“红卫兵”小将，可以不爱法律约束，公安部门不便拿他问罪，于是便组织了数十名“红司”学生，擅自闯入已经宣布实行“军管”的县公安局大院内，连续“静坐、绝食”，强烈要求公安局给“3.13”所谓镇反中穿被抓释放的县指挥部头头们平反。在此时，县“临时指挥部”则发动下属其他群众组织人员，运用“大字报”和大小幅标语，在社会上发动强大舆论攻势，“大力支持‘红司’学生静坐、绝食的革命行动”。经过县人武部的“支左”人员多次反复、耐心细致的劝说，仍未奏效。街上和县委、县人委机关大院里，参与辩论“静坐、绝食”问题的群众越来越多。双方争论的程度也越来越激烈，空气越来越紧张。参与“静坐、绝食”的学生中，有的已经发生脱水、晕倒现象。但是，他们在“临时指挥部”众多组织人员的“坚决支持下”，仍然不肯放弃。后来，直到县公安局给所谓“镇反”中被抓人员出了全部平反的通告才收场。此后，指挥部派人员又逐渐地把矛头公开指向了 “县支左领导小组”组长、县人武部部长岳元龙，并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打倒岳元龙！揪出‘军内一小撮’”。但是，他们这条口号一提出来，就使更多的干部群众，对“指挥部”观点的人更加不满。甚至说他们是“反军派”。也进一步加深了两派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和人们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情绪。为了进一步显示我们也有所谓的“革命造反精神”，不在社会上被对立的另一方攻击为“老保”，于是便专门组织动员县委机关“反修战斗团”的成员，认真联系实际，撰写了一批揭发批判原南部县委书记QSX、ZUT和副书记GYC、LA等县委主要领导人的材料。并把它打印出来，先后连续刊发了二十多期《反修简报》，大量向县城和城郊各地散发。为其他群众组织在各种场合揭发批判南部县的所谓“走资派”提供了“炮弹”。为寻找更多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修正主义言论”，我们又抛开了“反修”成立的“宣言”中所公开声明的“立场”和“行动原则”。开始从“临时指挥部”的人那里学习所谓“造反精神”，先后组织公开查抄了县委副书记GYC、LD，以及县妇联主任ZJY等人的家。并在后来把他们分别集中到原县委机关领导吃饭的“机关小食堂”等处集中居住，长期限制了他们的人身自由。我们当时还抓住从LD家里的皮箱底层里搜出的一只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用的双筒望远镜，以及一张撕掉了像片的日本特务证件，便肯定地说他是“日本特务”；从原县妇联主任ZJY家庭是地主成份，便大造舆论说他是“混进党内的地主、资产阶级小姐”；从县委副书记GYC家里搜出的有关讲话材料中，找出一些讲“物质奖励”和强调抓生产的言论，便给他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政治帽子，等等。并将LD等人家里搜出来的“罪证”，在县委机关内进行展览。从此，在机关里和社会上逐渐赢得了更多的人对我们的支持。 >>阅读全文

2008 5.9 Fri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 月 »		2008 - 5			«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