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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我在一家医院开阑尾，我的邻床是一位县农机机厂师傅，受工伤被机床绞了手。因为不能自理，厂里派了他的徒弟陪床。徒弟十七八岁的样子，长的清秀英俊。他白天给师傅打饭打水，照料师傅，晚上就躺在一张椅子上过一夜。有一天，隔壁病房里有个四五十岁的小老头对小伙子说，你这样睡很辛苦，不如跟我挤一挤，我很瘦，不占地方。小伙子接受了小老头的好意，晚上就挤在小老头的床上。
几天后，公安人员把小老头带走，原来小伙子把小老头在床上对他干的事告诉了他师傅，师傅报了警，显然，小老头是犯了事。
文革时，法院贴出的布告，公布犯人的罪行，有一条叫“鸡奸罪”。我那时年纪小，不清楚是什么意思，这次在医院才弄明白，小老头就是犯了“鸡奸罪”。男人与男人之间的性行为就叫“鸡奸”，不经对方同意就是犯罪；女人与女人之间的性行为叫什么，我现在仍然不知道。
现在情形大不同，同性恋和同性性行为不是罪恶了，人们容忍了，据说这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虽然没有人说这是自然发展的必然。法律不知容不容忍就不知道了。
大自然按照自己的规律和法则运行着，万物的生存也必定要遵从自然规律和法则。肯定地说，动物界是...>>阅读全文

衡阳市。
2009年2月12日，凌晨4：30。
一阵震耳的鞭炮声把我震醒，我看了一下钟，时间没错。
我知道，这是小区的某户人家在出殡，亲属要把骨灰送回乡下老家就得赶早。几天前办丧事的人家在小区的空地上搭了灵堂，吹拉弹唱闹了几天。这是我们当地的习俗，习以为常。
送殡的走了，但楼下依然人声不绝，人都没有散去，我没有在意，准备重新入睡。
这时，电话响了。深夜的电话总是让我不安，因为家有老父老母没有住在身边，总怕有个意外。
电话是岳母打来的，妻接的。
“你听没有听到消息，5点多钟要发地震？”
“没有听到啊。”
“赶快出来，我们这里的人都出来了！”
这时我才意识到小区凌晨这么嘈杂，这么热闹，原来都是出来躲地震的。我赶紧披衣来到阳台上，想听清楼下众人说话的内容，隐约能听到这些人果然是在谈论地震话题。
妻子已经穿好了衣服，催促我赶紧穿衣下楼。仓促出门前，她好像想起了什么，赶紧打开抽屉拿出存折放进衣兜，我倒是乐了，真的地震了，存折有什么用，再者，那存折里没有几个钱，我们的那一点家当早就在股市里套牢了。揣好存折，她...>>阅读全文

最近有一场官司很引人注意。法官要裁判的是消费者到餐馆用餐可以不可以自带酒水的案子。餐馆不让带，若带了，要收高额的开瓶费，说这是餐饮业的行规；顾客偏要自带酒水，说没有违法。消费者在无奈交了开瓶费后不服，把餐馆告上法庭。官司是消费者打赢了。这个官司的积极意义就在于法律战胜了行规。因为没有那条法律规定消费者不可以自带酒水去酒店就餐，消费者自带酒水是合法行为，受法律保护。
对于这个官司，我的立场其实是站在餐饮业这一边的。我声明，我不是餐饮业从业者，我家也没有谁从事这一行业。之所以要站在餐饮业的立场，是因为我有些担心，怕餐饮业从此会消失。你推理一下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既然法律不制止顾客自带酒水到餐馆就餐，当然也不会制止顾客自带一碟花生米，或自带一碗扣肉、三两米饭到餐馆就餐。再夸张一点，法律还不制止你把自家的七大碗、八大碟搬到餐馆里去吃。餐馆还不敢收服务费，因为收服务费要吃官司。如此以来，开餐馆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赚头？当然会全体歇业，或许从此就没有了酒店饭馆这一行业了。
但法律是没有错的，顾客自带酒水也不是顾客的错，是餐馆有错在先。假若餐馆里的酒水的价格与顾客自带...>>阅读全文

航班已经满员，还把票卖给你，你搭不上飞机，找航空公司论理，他说这是“国际惯例”，外国人也这么干的，所以很抱歉，你的损失本公司不能负责。现在的银行服务要收钱，据说也是循“国际惯例”，与国际接轨。
还有很多的诸如此类的“国际惯例”在中国风行。似乎我们见到的所谓“国际惯例”好像都是要跟中国的老百姓过不去，好像都是要欺负老百姓似的。而且欺负你之后，还让你觉得是自己理亏，还让你感觉到自己是“土老冒”，跟不上“国际形势”。就好像打断了你的牙，还要让你自己往肚子里吞。
中国的改革开放，学习了许多国外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办法，这些管理办法里就有“国际惯例”。其实“国际惯例”就是一些不成文的、且行之有效的、又能被各国接受的“行业行规”。但我总以为，任何“行业行规”都不可能建立在损害消费者的基础上的，否则，他们就玩不下去，消费者是“衣食父母”嘛。
但在中国就能玩下去，因为他们开“独行”。
大凡在中国，拿“国际惯例”说事的好像都是开“独行”的强势行业。他们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占不到老百姓便宜，就拿“国际惯例”来说事，变相的占。他们总是找出对自己有利的“国际惯例”...>>阅读全文

易中天教授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是群体意识，中国人只注重群体的利益，忽视个人的利益，极大地制约了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创造性。中国人依靠群体，相信群体，遇到麻烦通过群体内部协调解决，群体的光荣就是个人的光荣，群体的灾难就是个人的灾难。这个“群体”可以是党派，可以是单位，可以是氏族，可以是一个团伙。中国人的个体思维和个体行为都离不开群体的前提，这与西方的文化恰恰是相反的。
但我在多年以前读《丑陋的中国人》，柏杨的观点好像不与易教授相同。柏杨说，中国人每个人都是一条龙，但三个中国人合起来却是一条虫；日本人是条虫，但三个日本人合起来就是一条龙。柏杨先生说明了中国人不适宜合群，中国人的个人能力强，群体意识不强，中国人一合群就会出麻烦，柏杨说中国人喜欢“窝里斗”。
我不知道究竟是易中天说的在理，还是柏杨说的在理。但如果分开来理解，我认为两人都说得在理。易教授说得的是中国人想要得到好处时，遇到麻烦时，逃避责任时，总是想到了群体，希望群体为自己承担义务，分担风险。柏杨说的是，当个人要为群体负起责任、承担义务时，要为群体出力时，就只计较着个人的得失了。中国人为个人打拼时，个顶个...>>阅读全文

大概只有美国和中国才玩所谓“电影大片”的噱头。美国人是有钱，玩的起，几个亿的美金不算什么。欧洲人玩“大片”是几个国家搭伙玩，“联合出品”，可能是欧洲人“小气”，不是钱的问题。印度的“宝莱坞”尽管拍电影数量极多，但都是小成本制作，玩不起“大片”，估计是“舍不得”，毕竟印度不算富裕。中国人也还不富裕，但中国人“舍得”，为了体现中国人“大气”，为了证明中国电影业已经与“国际接轨”，我们也接二连三地玩“大片”。
中国人也玩得起。尽管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尽管几个亿的钱花在老百姓身上有点舍不得，但去拍“大片”，与“好莱坞”争一个高低，还是有人肯出钱的，中国人历来就有“打肿脸充胖子”的情结，不甘落后于人。何况出钱的人也不傻，中国有13亿人，只要鼓捣几百万人去看“大片”，就可以收回投资且有利润。这应该不成问题，出演“大片”的“明星”的“粉丝”都不止百万数。在加上宣传造势、绯闻炒作、广告冲击、花边花絮就足以吊起普通观众的胃口。中国的“大片”还是要中国的老百姓掏钱的，还是有中国的老百姓愿意买单的，尽管出了影院就后悔，觉得不值，但也是凑了一回热闹，看了一个新鲜，心理安...>>阅读全文

走在街上，见一个衣着齐整、但腿有残疾的乞丐向路人伸手乞讨，有一中年妇女递给他两个刚买来的包子。乞丐客气地说：“谢谢，我只要钱”。口气像一个训练有素的白领。我诧异了。这个乞丐颠覆了我对乞丐的全部理解。
我知道，在旧社会，乞丐又叫“要饭的”，他们乞讨的目的就是求得三餐饱饭，其他并无所求，所以乞讨这一行业也叫“讨饭的”。一根打狗棍，一只破碗就能表明身份。恶一点的地主老财不耐烦就会放狗咬人，嘴里还骂：“臭要饭的，滚！”
到了新社会，也有乞丐，但不叫“要饭的”了，叫“逃荒的”或叫“讨米的”。手里拿着一个布口袋，进东家出西家，施主抓一把米就能打发了。小时候，常见我母亲给“讨米的”舀半碗米，尽管我们家的粮食也不富裕。“讨米的”不像“要饭的”，只求自己吃饱肚子，也要囤积一些粮食留给家人或是应付以后的日子。“讨米的”似乎要比“要饭的”日子稍好些，起码有煮饭的柴火可以把讨来的米煮熟。
“要饭的”、“讨米的”他们的要求就是要吃饱饭，不饿死。
旧社会“要饭的”是些什么人，我没有见过，电影里有。新社会“讨米的”的我见过，都是一些大娘、大婶，牵着年幼的孩子，挨家挨户乞...>>阅读全文

“金钱与效率的关系”是经济学家的命题，太复杂，才疏学浅如我者是理不清、论不明的。“略论”，即简略的论，就更论不明了。但“略论”可以省去“论”的严谨性和完整性，是不想负责任的托辞，本文正有此意，因此借用了“略论”。
金钱与效率的第一层关系是“效率就是金钱”。这是一条商业法则，已经被证明过了的。八十年代这个法则曾经成就了一座城市的辉煌。现在不大张旗鼓提“效率就是金钱”的口号了，大概是悟出了还有比金钱和效率更重要的东西，比如亲情，比如环境，比如健康，比如和谐。再者，这句口号太“赤裸裸”了，太“拜金主义”了，与社会主流倡导的精神文明建设相背离。
金钱与效率的另一种关系就是“金钱就是效率”。这也是一条法则，但不是商业法则，而是行政法则。这条“法则”就是本文要着重“略论”的。实践中，论证这条法则只能“暗箱操作”，因为民间称其为“贪腐”，但也有“明箱操作”的，受益人叫它“资源合理配置”，吃亏人称它为“不正之风”。
举个例子吧。我不知道其他城市换第二代身份证要花几个月时间，在我们城市，换“身份证”的过程除开排队时间，实际只要花十分钟，但等“身份证”的时间要三个月。...>>阅读全文

央视《经济频道》播了电视政论片《大国崛起》，让人想起了十几年前同样题材的《河殇》。两片所要表达的意思大致相同，但两片的结局不同，《河》片打入冷宫十几年，《大》片则备受推崇。什么原因？
《河殇》是十几年以前看的，记忆有些模糊了，但大致还记得一些内容。作者极力赞颂、推崇的是“蓝色文明”，也就是“海洋文明”，再说得直白一些，就是“西方文明”。作者用了“殇”这个词，为封闭的、落后的“内河流域文明”唱了哀歌。“河”，显然也暗指了“长江”、“黄河”。
“中华文明”就是黄河、长江两河流域的文明，延续了几千年，谁愿意承认她落伍了？谁愿意从感情上接受她被奚落、被轻慢？尽管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也敢说一些以前不敢说的话；尽管已经有了一些”西方文明“被中国人接受，但要全盘否认”中华文明”、“全盘西化”那是难以让人接受的，特别是当时还健在的“中顾委”，更是“孰不可忍。于是，王震将军拍案而起，痛斥了《河殇》，把它拍入了冷宫。
如果把《河殇》放在今天来播，相信就不会有事了，因为现在的“舆论环境”已经很宽松了，相信没有人会去追究敢说话的“不同政见者”了，更没有必要翻出老帐来算...>>阅读全文

“ 民主政治”是一件好玩的“战争游戏”，其终极目的是权力。
这是一场为使“自己在位，别人在野”引发的“战争游戏”。说它是战争，是因为它的激烈、残酷、谋略的程度不亚于真实的战争。说它是游戏，是因为虽然“你死我活”，但是有规则；虽然有激烈交锋，却不见硝烟；虽然有相互厮杀，但没有血腥；虽然有胜负，但没有结下仇恨--以上我看台湾蓝、绿两个阵营“打仗”时的心得。
这一向我都在看央视4套的《台湾海峡》栏目。我觉得很好看，很有味。特别是蓝、绿两个阵营的对决，其情节不亚于一部电视剧，其热闹，不亚于一场“春节晚会”。台湾的政坛还不算复杂，只分蓝、绿两大政治板块，分别代表“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政治理念，就像美国的“象”和“驴”分别代表“共和党”与“民主党”一样。蓝、绿按颜色深浅的程度再细分成“泛”、“浅”、“深”三个层次，分别代表支持者的“铁杆”程度。好像只有“绿营”才分“浅绿”、“深绿”，没有听说过“浅蓝、深蓝”之分。大陆传媒和观众从心态上是偏向“蓝”的，因为“绿”总是想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极大地伤了中国人的盼统一的感情。
除开蓝色和绿色的派别之外，参加“民主政治”...>>阅读全文

红色，一种令人愉悦的颜色。
“中国红” 让人联想到喜庆；“云南红”让人联想到茶花；“宁夏红”让人联想到枸杞；“苏丹红”呢？却让人联想到罪恶。“苏丹红”本身不罪恶，作为一种工业染色剂也是一种逗人喜爱的“红”，但有人把它用来给食品着色，这就是罪恶。
据说自然放养的鸡鸭生出来的蛋是红心的，很营养，也很好吃，但产量不高。于是，有商业头脑的“黑心人”就往饲料里掺“苏丹红”，喂养的鸡鸭果然能生出“红心”的蛋来。“黑心人”收获了“红心蛋”，以“红心”的名义赚到了黑心的钱。至于吃蛋的人得不得癌症，就看他的造化了。
其实“红心”是个褒义词，一般形容一个人革命立场坚定，也可以用来表示爱情坚贞。以前就有“颗颗红心向太阳”的说法；也有“一颗红心，两种打算”的口号，是待业青年喊的，一种打算是留城，一种打算是下乡，但“心”只有一颗，而且总是“红”的。
真正的“红心蛋”也是好东西，如果不是好东西，也就没有人用“苏丹红”去把蛋黄染红了。“苏丹红”也不是什么坏东西，尽管取了一个外国的名，不像“中国红”，“云南红”，“宁夏红”让人感到亲切。但把“苏丹红”往饲料里掺的人，绝对是“...>>阅读全文

看央视《海峡两岸》，知道了台湾政府大大小小的领导人有6500人，这些都是纳入编制的官员，因为他们都有“特支费”可领。至于有多少政府工作人员没说，就不知道了。
我对“6500人”这个数字感到很惊讶，也是不信的。难道管理2000多万人口、人均GDP15000美元的台湾只要6500个官员就够了？但的确，这“6500人”的数字是马英九说的，是他在遇到“特支费”的麻烦时说的，应该不会有假的。我之所以惊讶和不信，是因为我的印象里，大陆地方上的官员是何其的多、何其地忙，以致于很肯定地怀疑只用“6500人”就能管理好台湾的真实性。
对于大陆的政府官员有没有“特支费”我不知道，对于他们应用于公务的开销怎样报账我也不知道，但我敢说，大陆即使是管理一个两百万人口的城市，有“官衔”的领导人绝对也不会少于6500人。我甚至还敢说，不在工作岗位上、赋闲在家的有“官衔”的干部也绝对不止“6500人”这个数。至于管理一个两百万人口的城市需要多少“公务员”，我也是不知道，但我估计所占官员的比例不大，因为我知道，在“公务员”里，“干事”没有科长多。大陆政府还有一大批不是“公务员”的工作人员，靠管理费生存，即为政府收取管理费用，也从...>>阅读全文

文章的题目太大，我根本驾驭不了，只不过想“吸引眼球”而已。但我觉得作为问题来问，则是很直接、很实际、也是很有意义的。这个问题任何人都可以问，任何人都可以回答。古人云：“位卑未敢忘国忧”。现代人虽然对“国忧”的兴趣不大，但热爱、关心自己的国家还是每一个中国人应尽的本分，不受什么身份约束的。不管是政治家、学者、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可以问“中国为什么穷？”（认为中国不穷的人士除外）。任何承认中国还穷的人都可以找出自己的答案。我找到的答案是，中国之所以穷，是因为中国有一半的领土不适宜人居住。
打开中国的版图，发现中国的西部大都是用黄颜色着色，表明没有水、没有植物，大部分是戈壁沙漠，高山峻岭，人迹罕至。
中国的西部有五个民族自治区，西藏，内蒙，宁夏，新疆，广西。尽管广西不在地理位置不在西部，也因为它是民族自治区被看作是西部。民族自治区的面积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一半以上。因为有它们，中国才称得上是“地大”，但说因为有它们而就称“物博”则未必。恶劣的地理地貌、恶劣的气候环境，使得这些地方的很大一部分地域不适合人类居住，中国的人口都拥挤在了中国的东南部，于是才会出现了汉民族“计...>>阅读全文

人到中年，别的都不重要了，只有身体是最重要的，于是就很关心起身体的健康起来。
然而，当我很在意自己的健康时，却不由自主地陷入了一种混乱之中。这种混乱来自于“健康专家”对我的身体健康的指导上。当然，所谓的“健康专家”不是我私人聘请的专家，我请不起。我指的“健康专家”是属于大众的，专门在电视节目上指导别人健康的专家，或是写了许多大众健康文章的专家。我的健康生活的“指南”，主要是来自于他们的说教。但我发现，他们之间好像没有商量好，出现了许多矛盾的说法，“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不知听谁的好。
比如，甲专家强调说，人要想健康长寿，就要像乌龟一样，以静为主；而乙专家却提倡生命在于运动，“早睡早起，锻炼身体”，运动才健康。我到底是运动呢、还是像乌龟一样趴着不动呢？我搞不清楚。
又比如，甲专家说，每天都要喝几杯干净的水，起床就喝，这样就能解决一些疾病的困扰；而乙专家说，水果、蔬菜里的水分已经是被自然过滤了，只要吃水果和蔬菜就好了，不必再喝水，而且水里还有污染，特别是开水，叫“无氧水”，喝了无益。我听谁的？我到底还喝不喝白开水？
还比如，有专家说吃鸡鸭...>>阅读全文

读了一篇中国留日学生写的小文章，说是日本国民对环境的爱护、对资源的节约，达到了一种很自觉、很小气的程度。文章举了一个例子，说日本人煮面条，在面条七成熟的时候，就把火关了，利用锅里开水的余热把面条焐熟。这种节约能源的方法倒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日本人节能的意识的确令人感到了不起。我不知道其他人怎样煮面，自从我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我也用日本人的方法煮面了，觉得并不丢面子。日本人赚的工资可能是我们的十倍到一百倍，他们煮面条都知道要节省煤气，我们就更没有理由“摔大衣袖子”了。
另一个例子，很令中国人很生气，但也的确让中国人佩服。说日本人自己从来就不生产一次性的筷子，他们用的筷子都是从中国进口的。尽管日本的森林覆盖率居世界前列，但他们就是不砍伐自己的森林来做筷子，而是要中国人砍伐自己的森林，为日本人做筷子。筷子事小，说得客气一点，是两国正常的贸易交流；说得严重一点，是日本人老谋深算，使了阴招，要害我中华。中国的森林再这样砍伐几十年，日本人打进来，躲都没有地方躲。当年东北的“抗联”还有森林做掩护，打击日本侵略者。假若没有了森林，那只有等着挨打。
还有一个例子，是让中国人...>>阅读全文

小区的下水道堵塞了，你会先通知谁？马路上发生了车祸，你最想先让谁知道？在餐馆吃饭吃出了一只苍蝇，你会找谁来评理？在商家买东西，发现上了当，你会找谁投诉？老板不给你发加班费，你会找谁来催讨？--一个共同的答案，就是找电视台！
为什么要找不相干的电视台？因为找他们管用。为什么管用？因为有人怕曝光。不论是官家、商家还是个人，都怕负面曝光。曝光是记者的职业行为，受法律保护，其他的人想干就会有麻烦。电视曝光又是最快捷、最直观的手段。
但电视媒体不仅只有“负面曝光”的职责，也有“正面宣传”的职责。领导访贫问苦，干部上街搞卫生，企业家赞助贫困学生，老板到福利院送慰问品，都必须要有电视台到场报道，否则就干得没有意义和劲头了。有一则报道，说是一家酒店的老板在“重阳节”那天要请某“养老院”的老人免费吃酒席，就是因为“养老院”忽视了请电视台来报道这件好事，酒店老板不高兴，取消了免费，“养老院”老人吃不起，灰溜溜地走了。可见，正面报道的重要性，不然的话，“养老院”的老人连重阳节都过不好。
有句话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占了我们生活的主导地位。在信息时代，“舆论”的作...>>阅读全文

据闻，我所在的这个城市的人大常委会开会罢免了一个省人大代表的资格。这个省人大代表是一个曾经很有名气的房地产开发商，这个开发商把房子抵押给银行贷了款，又把已经抵押了房子卖给买房者，而且同时卖给两个主。一套房子他收了三份钱，肯定是违法的，于是拿着钱他开溜了。
房地产商干一房多卖、空手套白狼的勾当经常有报道，不算新鲜；房地产大亨当上省人大代表、甚至当全国人大代表的也多，也不新鲜，因此，这条消息没有什么新闻价值。尽管见怪不怪，但我还是有些感想的。因为我曾经当过一届县、区一级的人大代表，参加过人大代表的一些活动，是可以发一些感想的，而且绝对是有感而发，不是瞎起哄。
我一直对各级人大代表的人员构成有些好奇。我记起了《陋室铭》里的一句话：“往来无白丁”，恰好能形容人大代表的人员组成，即“代表无白丁”。我知道，“人民代表”是代表普通老百姓的参政议政的，然而我所认识的人大代表中，没有一个是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几乎个个都挂着各种各样的官衔，甚至有些人大代表恰恰就是老百姓要投诉、监督的对象，这让我感到有些滑稽。
就说我所在的那个人大代表小组吧，成员有公安局长、检察院长、政...>>阅读全文

国内的“民主推进积极分子”喜欢拿朝鲜作为反面典型来说事，想以此来证明他们的一些论点。他们把朝鲜描绘成在专制的统治下，成了民不聊生的人间地狱。我也关注民主，但我没有到过朝鲜，对于朝鲜的现在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搞不清楚，对于朝鲜现在的贫困与民主的进程有何关联也搞不清楚，所以不能搀合。
但年纪稍大的人都听说过，我们的这个“战友加兄弟”邻居，以前可不是这个样子的。据说朝鲜人一生下来，一直到中学毕业，都是由国家抚养。读书不要钱，看病不要钱，那时候真的是让人中国老百姓羡慕。从朝鲜的电影里看到的朝鲜老百姓精神状态好像也不错，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身体健康也不错，不像是“旧社会”的样子，有“六百工分”作证。“六百工分”是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的一个朝鲜女青年的形象，壮实，能干活。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对“六百工分”一无所知，可那年月，“六百工分”是男青年找对象的标准，风靡一时。
曾几何时，朝鲜怎么就变得如此不堪，如此落后，如此贫穷？
有分析家认为是因为苏联的变革，社会主义大家庭解体，才导致完全依赖“经合组织”、资源匮乏的朝鲜经济一落千丈。“经合组织”解体以后，它的其他成...>>阅读全文

据報道，臺灣今年的香蕉种多了，加上風調雨順，香蕉大豐收，蕉農却發了愁。按大陸的話語來說，是“增産不增收”，蕉農賠錢了。于是，蘇貞昌提出了解决辦法，就是號召公務人員大吃香蕉，喊出了“吃香蕉，愛臺灣”的口號。蕉農的成本价是每公斤香蕉10臺幣，蘇貞昌出5臺幣每公斤買給公務人員吃，也買給囚犯吃，另外還出3臺幣每公斤收購次等品作飼料或肥料。臺灣當局爲解决香蕉問題看來是想盡了辦法，但蕉農的還是虧損了。
面對著臺灣同胞的困難，大陸難道能够坐視不管嘛？中央政府的回答是，不！于是大陸决定援手，大陸人多，只要號召一人吃一根香蕉，就能解决臺灣蕉農的利潤問題。于是緊急定購3000吨，而且是按10臺幣每公斤，直接把錢送到蕉農的手里，至于運雜費用怎麽算，不知道，因爲大陸從來就是先算政治賬，后算經濟賬的。于是，大陸的老百姓吃臺灣的香蕉，要比蘇貞昌多花一至兩倍的錢，體現了大陸百姓的政治覺悟要比蘇貞昌高得多。
按常理，或是按“經濟規律”，大陸本來可以“趁火打劫”，以低價收購臺灣滯銷的香蕉，讓百姓吃又便宜又好的臺灣水果的。然而，大陸中央政府倒是不為大陸百姓著想，而是爲臺灣的蕉農著想，寧願出高價，這也是...>>阅读全文

2009 7.13 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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